中国抗疫已经整整三年，这个过程很漫长，政府和人民都付出了代价，包括生命、财产和精神负担，但也取得了超越所有发达国家的理想成绩。
然而，时间拖得越久，社会面情绪就增长得越快，间歇性或持续性封控压力近乎达到公众可承受的极限，负面因素正与日俱增。
工作稳定的人，经济条件优越的群体，更希望以健康为前提继续坚持有疫必封的政策。
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受疫情影响失业的人，私人产业停滞的人，等等，都希望尽快实现社会面全放开。
这就自然形成了“封控派”和“躺平派”两个对立群体，在微信圈里吵，在微信群里吵，在日常生活中吵，有时候还直接对骂，撕裂的态势非常明显，如果不认真对待这类撕裂任其在民间发酵，疫情灾害最终会演变成社会灾害。
我们在观察和消化这种撕裂时，一定不能用“对”和“错”两种结论来评判，疫情发展到今天，放眼全球，没有一位独立的科学家有权站在真理高地做对错评判，中国最顶流的科学家钟南山院士也一样，他2020年对2021年的判断最后落空了，2021年对2022年的判断也落空了，对所谓的群体免疫展望实际上也落空了，世纪性疫情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陌生的，并且这个病毒的变异和传播超越了全球所有国家的预期。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用理性态度来分析和研判这次世界性公共卫生事件，没有理性，只有情绪撕裂，解决不了如此复杂的抗疫难题。
个人认为，不管是封控还是放开，目前需要就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必须尽快告知科学真相以消除公众恐慌。
1，需要告知不同的病毒，致死率、致病性、住院率和自愈率分别是多少？
我为什么要强调“不同的病毒”？因为网络上有不少科研文章，都是把近几年来的整体数据拿出来做样本，而实际情况是，不同时期的病毒，其对人类的影响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同一病毒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也有差异，故必须按不同病毒和不同时期分类做科学分析。
如果不强调分类，很可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会被不少反华人士下错误结论，说中国自一开始就不应该封控，或者说在奥密克容出现前就应该放开，进而神化个别早期就要求放开的专家达到否定中国抗疫安排的目的。
2，需要告知不同病毒患者留下的后遗症有何不同？
道理跟第1条一致。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最最重要要告知的是正在流行的病毒奥密克容病毒致病患者的后遗症，不管放开还是封控，未来面对的主要危害在奥密克容，故应把重点锁定在这个病毒身上。如果这类患者后遗症轻微，公众的恐惧感会显剧降低，怕，主要源于不知情。
3，要告知公众针对奥密克容病毒的治疗药物可供选择的范围和成本如何？
如果有多种可选的治疗药物，尤其是有治疗成本较低的中成药，那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太担心患病后的因病致贫，更不会担心未来的治疗手段高度依赖美国，自己能解决的事情，百姓心中就会有底，恐惧感也会降低。
4，需要告知疫苗的真实效力有多大？
按历史上成熟疫苗的研发进度，没有十年八年，很难有成熟的新疫苗。市面上火速出现的新冠疫苗肯定很难让人信服其有效性，从实际效果上观察也是这样，打疫苗的群体即使达到超九成以上仍未实现群体免疫，公众对“群体免疫”这个词也失去了信心，相当多的人都认为，疫苗除了成为心理安慰之外，也就只是资本的赚钱工具而已，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继续接种疫苗。
科学的归科学，但科学不能是科学家的一面之词，不能演变成科学家说有用就是有用，科学家也不能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哪一天科学家说没有效果就来一次反转，这等于科学家们是在用时间换取自己的伪科学认知。
二、继续坚持封控政策该做些什么？
1，必须有针对性扶贫政策。
间歇性和持续性封控，已经让很多中小企业陷入深度困难，让很多人直接失业，让部分服务行业直接破产。这些现象的发生，影响的绝不只是劳动者和私营老板，破产和失业对正在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产生了直接影响，父母的困难对子女的成长产生了心理和生活上的深刻影响，不能不引起重视，身边的例子很多。
2，必须及时把刺激经济从供给侧过渡到需求侧。
我从2020年就提出了这个建议，灾难时期，影响最大的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而低收入群体在中国又占有极大的比重，供给侧刺激的产出没有需求端的承接，刺激的效果会很好吗？需求端旺盛了，还怕中国的供给端生产不出产品？不可能嘛！
美国，日本，欧洲部分国家，在疫情最艰难时刻，都曾经给国民直接发钱度困，一发就是一千美元甚至更多。中国人多，中高收入群体暂可不发，先向工农群体发放消费补贴是可行的，数额上可视国力而定，不必套用发达国家的数据，但这个政策必须有。
砖家们反对发消费补贴的理由是会制造通胀。然而，人家都能行，百姓也实际受益了，为何我们这里就行不通？没完没了地给供给端注钱，过剩的负面影响难道不是灾害吗？难道不制造通胀？
3，应立即叫停浪费型刺激手段。
前面提到的供给端刺激就包含相当大的浪费，不停地刺激房地产，建起来的房子又卖不出去，接着又继续给钱开发商再造房库存着，显然是一种浪费。
另外，正在进行的教育贷款手段也是值得商榷的，学校是事业单位，它本身不赚钱，巨大的放贷不只是预留金融风险，还制造了巨大浪费，这里面很细的东西我不便写明，但这类刺激显然是未经过科学论证的，最终还是得通过超发货币来解决历史欠账。
不是所有的投钱都能刺激生产和消费，有些投资，数量上是投了，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在空转，还有部分投资直接转化为浪费。
4，必须把握好法律准绳和法律边界。
当前，为什么群众会高度撕裂？因为政策在下面执行过程中完全是不设法律边界的，地方官员的一言之谈便成法律，想赋红码就赋红码，想赋黄码就赋黄码，想封就封，想隔离就隔离，谁不听话，就认定你违法，手机里几乎天天都收到“你将负法律责任”的警告性通知，遵纪守法的老百姓，为什么要被这么警告？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吗？
核酸检测也一样，中央公布了新二十条，低风险区不再要求按行政区划全员测核酸，但还是天天收到必须测核酸的通告，不胜其扰。云南某地新成立一家核酸检测公司，一夜之间就有二十万人被赋黄码，这里面难道没有大文章？它们还制造了一个新名词叫“时空伴随”，不同于之前的时空交集，伴随的空间不设限，范围由主管者说了算，空气漂到哪，可能就得伴随到哪，荒唐透顶。
5，科学抗疫走向资本抗疫可不可行？
这三年，疫苗企业发大财，核酸检测企业发大财，相当多的企业或人员甚至走上了犯罪道路，不少地方防控机构负责人也参与其中，部分官员已经被抓了起来。
特别明显的现象是，一堆核酸检测企业正扎堆等待在资本市场上市，这说明发国难财的资本集团不在少数，它们并不希望疫情见好，它们维持资本盈利的最大依靠就是疫情进一步恶化，它们最希望的就是全国人民天天全员核酸。
本人也曾经建议疫苗和核酸由政府按成本价统筹，但很难执行，资本的力量总是大于底层的声音。
三、如果全面放开该做什么样的提前准备？
1，必须有初期大混乱的心理准备。
奥密克容病毒，可能在致命性和致病率方面大为减轻，但其传染性仍然相当强，远远大于一般感冒和流感，一旦放开，每天几十万或几百万感染都成为可能。中国人嘴上是硬的，心理是脆弱的，即使那些天天高喊要放开的人，实际上也是害怕感染的。当巨大的感染人数出现时，抢购潮会成为短期现象，政府，街道，社区，供应商，都要做好提前准备以应对混乱。
2，医疗资源应提前做足准备。
不同地区，医疗资源长短不一，同一地区，不同地市，医疗资源也长短不一，同一地市，城乡资源也长短不一，真正出现了大流行，如何用统一的政策分配医疗资源是个大问题。谁有钱谁占有资源？谁有权谁占有资源？谁有关系谁占有资源？恐怕是不行的。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郑州富士康的那个场面会在各地重演。
3，用人单位的法律权限必须界定清楚。
体制内的单位还比较好办，一般不会因疫情开除人。但私营单位就不好说了，如果有人反复感染，单位会不会继续用他们？不用他们，合法还是非法？如果公司老板或同事之间有疾病歧视，不欢迎曾患过新冠的人继续上班，怎么办？有保护他们的法律吗？变相被裁的情况下，有没有救助机制帮助他们？更坏的情况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后遗症严重失去工作能力，政府将如何安排他们后期的生活？
4，與情反转怎么办？
现在，因为很多人有抗疫疲劳，故希望全面放开。但是，如果放开后疫情比预想中要严重得多，死亡率急剧上升，與情会不会又反转到武汉市当初的那个情况？假若真出现重症率和死亡率超预期的情况，我敢肯定，现在喊放开最响亮的那部分人将是未来批评政府最狠的一群人，嘴巴长在某些人身上，借疫情到美国出本书全凭嘴上功夫，不得不提前做好预防。
5，经济衰退怎么办？
间歇封控，持续封控，都会影响经济。全放开了，是不是就不影响经济了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如果感染面超预期，经济暂停键也会经常性被按下。
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外围。
当中国控制较好时，西方国家会批评我们封闭。一旦中国疫情失控，它们会反过来攻击中国控制能力不足，不排除污蔑中国疫情危害世界，如果加上国内公知一配合，西方借机封锁中国不是没有可能。真要出现这个局面，中国经济有可能面临比现在更坏的衰退，必须有这个心理准备。
当然，也许有高人能在全面放开之前做足准备。
我本人对政府的政策持全面支持态度，不管封控还是放开，都愿意配合。但是，如果不做好政策调整和政策预期安排，不管走老路还是走新路，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撕裂的情绪仍然会得不到缓解，这种无法简单辩论对错的撕裂是最可怕的，它既会表现在日常中，还会深埋在心里。
自然灾难，战争灾难，民意永远是最大的基础，听取民意，尊重民意，把民意上升为救灾的政策，灾难便容易度过，反之则困难。
附言：
河南安阳火灾死亡38人伤2人，乌鲁木齐居民楼火灾又死10人伤9人，希望不要接着发生了，教训深刻，但又不深刻，重特大事故太多了。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