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14. 地摊之争, 隐含中国城市“底特律化”的深层风险
【导读】一夜之间，“地摊经济”成为举国热议的话题，但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城市保持“整洁面貌”的传统追求，与地摊经济被特别夸赞“有人情味”的探讨中，人们对城市空间有了新的认识和想象。在其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现代城市的“异化”问题，这或许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本文认为，当前的中国城市发展，实际上是仿造“绅士化”的晚期资本主义城市发展模式而推进的。作者以南京为例，认为这种发展逻辑，会造成城市日益离散化和碎片化，产生空间失落乃至错乱、结构失衡、视觉矛盾以及废墟化等问题。这些都是对城市空间进行大规模重组，所导致的“破坏性创造”结果。无论是消费城市空间的商业友好形象，还是追求浮华的美化和繁荣，都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全面商品化。这种模式中，城市空间作为一种形式被过度强调，而其之于人的生存意义却被压抑了。
作者指出，我们有必要警惕城市空间的“异化”，特别是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都试图通过城市经营猎取竞争优势的背景下，应该更加审慎地看待现有的经营套路，避免盲目的社会工程和运动式治理造成类似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废都”厄运。
本文原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从空间进化转向空间变异：
警惕当代中国城市的“底特律化”
从空间形态看，当代城市发展脱离了进化模式而呈现为变异模式。变异，它可能是人类打开新境界的道路，也可能把人类置于混乱、无序、不确定性、风险和危机之中。因此，变异构成今天有关城市活力讨论的中心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都试图通过城市经营猎取竞争优势的背景下，应该更加审慎地看待自己的经营套路，避免盲目的社会工程和运动式治理造成类似底特律的“废都”厄运。
底特律：绅士化的歹托邦
2012年，底特律市政当局因为财政危机正式申请破产。次年，经法律程序审核，正式宣布破产保护，成为美国最大的破产城市。底特律是一面具有多重意义的镜子，它推动人们对美国梦、工业城市的未来以及城市更新的神话等重大问题进行反思。
底特律是对今天经营城市实践最为重要的反例。底特律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通过经营城市的方式进行“自救”，然而无论是整体重建，还是绅士化更新，最终都没有奏效。
破具讽刺的是，这些策略，正在被中国大多数城市学习并争相模仿。
以绅士化代表的城市更新，是晚近全球城市进化中形成的以企业(商业)方式改变空间形态，从而对抗城市衰败的典型做法。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失败不仅不能归结为市场，而恰恰证明了市场的价值。底特律这个例子让我们反思其逻辑和后果。诚然，在理论上，人们并不会因为这个案例的存在而一概否定绅士化所代表的商业主义城市更新思路。不过，正是在市场(空间)竞争中，任何创新做法或者有效的规则，恰恰是由其本身不能消化的残余或意外维系的。
这个昔日在美国城市史上享有荣光的城市，其兴衰史为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生产逻辑变化及其后果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案例，绅士化是其中重要问题之一。在对城市空间进行商业改造(都市更新)的过程中，绅士化是规模较小的投资策略。在今天，多数中国城市居民都熟悉这种策略并经受其后果。诸如CBD模式的片区开发，实际上便是绅士化的典型做法。当然，老城改造、棚户区改建、市民广场和公园更新，以及其他各类环境整治，也都是绅士化的形式和内容。围绕绅士化，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已经成为城市批评的重要主题。绅士化只是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生产模式之一，它见证了晚期资本主义从空间中的商品生产向空间生产的转移，而以绅士化所代表的都市更新实践，在城市演化的历史上带来了许多问题。在总体上，它们把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从自然进化模式推入变异模式。
本文之所以用“变异”而非继续延用传统的“进化”术语来描述，原因在于当代空间变迁已经突破了“进化”一词的“渐变”和“规则性”含义。例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南京的市内交通日益成为难题。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1990年代之前，大多采用天桥模式疏散干道上的行人，从而保证机动车的快速通行，城市立即布满了天桥;随后，改用地下通道模式;再接下来，建造高架桥;而今，城西干道的高架桥又被推倒，变成地下隧道。
这些现象，见证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经营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它与西方城市的遭遇并没有实质性不同。不同的是，加之权力的任意性，在中国这一过程尤为惨烈，重建规模更大、周期更为频繁。
这也使得对该问题的理论化在当前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迷失在跨越途中的城市——以南京为例
以南京作为研究案例，并非源自它在表象上更尖锐和突出地代表了“变异”问题，相反，在中国城市发展大跃进中，它是做得较好的城市。不过，南京具有其他意义上的代表性。其古都气质所体现的丰富历史积淀，在中国当代史中地位颇重，同时又避免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因为特殊需要而形成的特异性。
南京城市之变异，与江苏“两个率先”高度联系在一起。从空间变化角度来说，南京的跨越从1988年长江北岸建立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始。从建筑的角度来说，其当代的跨越首先是从“中国第一高楼”金陵饭店开始的。以这两个事件为起点，南京开始了空间形态的剧烈变迁，既产生了许多如金陵饭店带来的自豪与欣喜，亦出现了不少散裂、错乱、僵化(死亡)、虚假、衰败的局部现象。
第一，城市日益离散化和碎片化。在空间变迁上，城市规模的扩大，是一种典型的辩证过程。本来相异的地点，通过联合而成为同质性空间，但却也同时使得整个城市碎片化了。借用数学语汇来描述这种辩证过程中与同质化相对的另一种运动：离散与分形。离散是指街区之间的孤立化，分形指的是不规则空间大量出现，从而使得城市显得支离破碎。这是与传统城市之连贯性相对的现代城市典型表象。之所以将之作为城市变异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乃是因为它们对城市扩张的意义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一个具有多方面影响的显著问题是，城市建设或更新过程之不平衡发展造成的空间分裂、阻隔和起伏。不平衡是历史变迁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现代市场条件下，由于人类整体生产力的快速进步，不平衡性演化为资本积累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即为寻求高额利润，资本在空间中不停地流动，从而造成各地发展的起伏，成为资本积累的“跷跷板游戏”。
建筑和规划界常用这样的语汇来描述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东南西北轮流开发，然后是中心爆炸。这个说法形象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城市快速发展中内部空间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造成了整体空间的散裂。不难理解，由于投资重点的变迁，在同一空间内部，不同的区域此起彼伏，不仅其内部差异性极大地增强，而且直接造成了传统连贯性的消失。由于发展速度要求，以及对土地资源的争夺，空间形态变迁异常激烈。以青奥会为契机的城市更新，遂使南京城市建设全面开花，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大工地。
可以说，在今天中国，在商业(市场、资本)、行政(政府、权力)以及其他力量(如民间抵抗)不断角力、妥协和合谋中，多数城市的每一块地都重新犁过。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块、街区之间的关系呈现竞争性对立，从而造成整体功能、意象等方面的散裂。几乎在同一年开始的江宁大学城和仙林大学城便是例子。东南大学等15所院校入驻江宁大学城，南京大学等10所院校占据仙林大学城，加之各校老城原有校区，在空间上南京的高等教育资源实际上被分散了。每所院校尽管获得了巨大的办学空间(资源)，但无论师生通勤还是行政管理等实际运行，都陷入空间散裂造成的诸多不便之中。正如高校两地办学提出的问题，空间的整体感遭到破坏，功能断裂更造成空间品质的恶化。居住/工作/教育/商业等功能的专业化和空间上的分割，使社区或街区意义上的地块呈现出单一品质，从而相互对立。这种离散化和碎片化的现象伴随着城市的更新。
第二，失落的空间是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在特兰西克看来，未充分利用且衰废的空间便是失落空间。它有许多形式：“失落的空间是今天城市更新所遗留的、出于多重原因从未开发的和疏于清理的空地;它们是各个地区与自由发展的商业带之间无人问津的残余地区;是衰败的公园和由于无法达成预目标而不得不拆除重建的公共住宅项目。”由于国情差异，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空间之迷失或失落现象与美国并不一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城市飞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失落空间，较之国际经验，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多变的意义。
近20年来，一方面，南京作为历史遗产的大面积失落空间的治理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另一方面，则产生了不少更为零碎、难以处理的失落空间。就前一个层面来讲，从集庆门到定淮门段的外秦淮风光带、幕府山风景区、台城、玄武湖等区域的环境整治和更新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1990年代之前，秦淮河两岸是典型的失落空间，特别是清凉门至草场门段东岸被违章搭建以及废弃的工厂所包围。如今，该地已成一处公园，草场门至定淮门段也开发成为现代消费场。台城的整治，加之鸡鸣寺、九华山公园的扩建和翻新，不仅提升了整个区域的景观，而且激活了西家大塘附近的整个空间。在后一层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失落空间。如因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冲击而衰落的长江航道客运业，从中山码头开始的沿江路整体都“失落”了，等待着南京打造“外滩”的宏伟计划。
在中国语境中，由于人口和土地压力，失落空间将来在各个城市都会快速减少，其最典型的形态将是两种：一是因为商业投机而造成的不同地块周期性地兴衰;二是由于利益分割和规划问题而产生的“边角料”和“多余”空间。多余的空间是一种空间的浪费，多集中于不必要的金融和商业建筑的广场，它显示了某种气派但没有实质用途。
第三，城市空间日益错乱，体现在结构失衡、意象混乱和视觉矛盾方面。从宏观角度来说，房地产开发中的“欧陆风”是最普遍甚至疯狂的错乱。其主要问题包括：建筑风格造成意象混乱，不中不洋，不伦不类;与周边建筑冲突，造成空间整体感或连续性的破坏;粗制滥造，在景观上审美的缺失。从微观角度来说，以金银街为例，这是南京鼓楼区的一条颇有名气的小街，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和海外教育中心在此，青年外国人士常在此出没。经过多年积累，小街成了留学生们餐饮和娱乐之地。从某些局部风格和色彩以及在其中活动的人来看，这条街看起来似乎像欧洲风情街了，但有几个明显怪异的地方：
(1)中间一段一座疑似违章的建筑，不仅没有拆除，反而在外墙色彩和风格上没有任何改变，成了整条街的在喉之鲠;(2)按照欧洲街道设计，街道整体是开放性的，但是在西苑至安中楼这一块(即南京大学房产)却装上了十分突兀的白色合金栅栏;(3)按照理想的功能，街道是不能停车的，但这条本来就不宽敞的欧洲风情街几乎每时每刻都停满车。
造成这些怪异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该建筑不在鼓楼区的管辖范围，它属于某军区的地产;二是在建设过程，中美文化中心的美方突然提出了中心师生的安全问题，结果产生了原计划没有的栅栏;三是中国式停车习惯，往往乱停私车，屡禁不止。
在这个例子里，权力、利益还有长期的行为习惯，正是影响着我们城市形态的核心力量。由于它们的作用，空间形态产生各种变异和错位，成为文化表皮上的伤痕。
第四，城市空间的废墟化。它们见证了许多空间的历史地理在今天都市更新中“意义死亡而形式残余”的现象。以桥为例，每一个城市可能都有不少带“桥”的地名，然而在今天却见不着桥的地方;与之相应，也存在着河流与地名都消失了，但仍然有那么一座桥的残躯之地。
第五，赝品流行。以南京的“秦淮人家”为例，是按照某种文人想象虚构“复”建的风月场所。然而，在此既没有风月，亦把原居民驱走了。空洞的繁华，只是一种供意淫的商业空间。从项目的角度来说，南京史上有记载的阅江楼的建造、江宁织造府的重建，则说明了众多被冠以“历史文化”的项目，只不过是对被现代化高度撑破的空间的某种名义上的补偿。在直接意义上，与那些附着在历史空间之上，迫使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更大剩余价值功能的新建筑(如南京长江大桥新的引桥和城西干道高架桥)一样，它们与历史无关，只是一种注定要贬值的固定资本投资，也根本无法掩盖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空虚感。
在各个城市中，还存在不少其他值得研究的现象，但上述分析已经足以说明当代城市空间的变异。
需要补充的是，在更大尺度上所呈现的是城乡空间的空壳化。“空壳化”定义源自威尼斯，当代威尼斯主要是一个展览城市而非生活城市了，如今的威尼斯成了一个值得观光但不宜人居的城市。在中国，由于复杂的人口背景，并没有完全类似威尼斯的案例，但却存在着多种空壳化现象。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两极化”，中小城市在数量和人口比重上明显下降，这直接导致中小城市对人口吸纳能力的下降从而呈现萎缩状态。与此相反，则是人口400万以上的巨型城市的过度膨胀，造成就业、房价、交通、环境等多方面困境。此外，还有两类具有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的空壳化：一类是因为工作与生活的脱节而产生了许多城市开发区夜晚“鬼城化”现象;另一类是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农村空巢化。最后，则是受市场波动而产生的周期性或季节性的空壳化，诸如东莞这样对全球市场具有很高依赖性的加工基地较容易产生此类现象。
这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许多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地方，其人口聚集主要表现为大量外来低成本劳动力的涌入，这些人口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并集中受到产业和传统地缘关系的影响，对我国城市空间的形成具有更复杂的影响。
警惕现代“废都”风险
当代中国的快速变迁是多方位的，在宏观上表现为巨大的空间重组，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影响也将是复杂而深远的。就空间形态而言，一旦固定下来，便很难改变。一旦改变，或者将表现为引发经济、政治、生态多方面后果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空间，更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社会生活戒律：“选择的后果要比选择赖以作为的权威更长命。”当代中国如此超大规模的空间重组，我们更应该慎重地对待今天的行动，警惕现代“废都”风险。
现代废都不只是都采取了底特律那种衰败且最终以现代商业法则宣告破产的形式，实际上，更为普遍的可能是毕高特所称由拉斯维加斯代表的zeropolis，即“意义匮乏的繁华城市”。这种城市，在形态上不遗余力地更新，为的是消费(商业)友好型意象，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无论是无组织的还是过度组织化的，浮华奢靡的皮相都是这种城市的显著外在特征。不管其在今天全球资本积累动态所支配的跷跷板游戏中表现出怎样的阶段性繁荣或衰落周期，也不管其自我美化动员的是历史资源还是未来乌托邦，展现的就是生存空间的全面商品化。尽管空间本身仍然保有其作为人之生存外壳的性质，但其象征功能却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换，它成了物化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因此，城市空间的全面审美化所造成的无限丰富性，恰恰征兆着生存之单调、乏味和空虚。
城市进化成为一个学术论题，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城市似乎变得不可理解了。因此，以格迪斯—芒福德为代表的城市进化视角只是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城市观察：尽管大规模的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自然演化使其处于变异和矛盾状态，人们仍然应该用进化的观点来看待城市，并据此通过规划的方式来解决城市问题。格迪斯面对的以20世纪初欧洲为代表的工业化矛盾，已升级为今天全球晚期资本主义悖论。这意味着除非变革体系，否则人们无法解决当前的城市难题：从交通混乱到住宅匮乏，从污染到就业，从生态到阶级、性别，从精神焦虑到意义的流失。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列斐伏尔在1970年代主张以“空间生产的知识”替代传统的“空间的科学”，如生态学、地理政治学、发展规划等，试图以话语变革推动社会的彻底转型或变革。由列斐伏尔推动的激进城市批评在今天取得了很大的理论进展，可能的未来世界探究逐步成为相关话语的焦点。
在今人看来，无论乌托邦视野还是抽象的差异原则，对于回应城市问题的地理学想象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过，规划话语的历史表明，关于未来想象的困难并不在于缺乏捕捉各种可能性的概念工具，而在于对历史的理解。较之想象可能的未来，理解业已发生的一切，从来都是更为基础的工作。因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变异提供一种历史解说，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在全球层次上亦明显地存在着从在空间中的消费向消费空间的转变，这一转变改变了格迪斯所面对的工业化基础上的城市进化模式。在新的空间生产模式中，空间作为一种形式被过度强调，而它们之于人的生存意义则被压抑了。因此，空间在整体上处于恶化过程之中：不仅在环境品质方面，更在意义方面。变异，作为一种非规则状态，充分表明了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理性规划之悖论：越是在局部实现理性控制，越是在整体上体现无序和混乱。“混乱的城市化”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演化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