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精神领域里，历史是一个不断消失又不断重现的存在。一直一来，在这条像河流一样的存在里，有着一次又一次基于自身安全的拼死突围和许多刻骨铭心的伤痕和疼痛；以及有着更多的在让一代代人倍感沉重的历史框架下，那些上的去路就再也无法回过头来的众多无奈。在这条路上，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个不断刷新的故事里，那些阴森可怖的画面，则是人的灵魂深处的另一个页面地显露。
历史上，以严谨著称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吕太后本纪》中，对汉惠帝、少帝、后少帝时期的实际当政者吕雉的评价是：“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是的，高祖驾崩后，身为皇太后的吕雉，被历史的浪潮推到政治的浪尖上。她独揽朝政大权，接受相国曹参“萧规曹随”的做法，延续了萧何“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和“轻徭薄赋，自由工商”的政策，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吕雉与刘邦结为夫妻之前，吕雉的父亲吕公，为躲避仇人举家投奔老朋友沛县令。吕公是齐国始祖吕尚的后裔，善相术。有次，时任亭长的刘邦登门拜访，吕公见刘邦气度非凡，赶快起身到门口迎接，并将吕雉许配于他。刘邦即位后，吕雉为巩固刘氏政权，曾参与诛杀韩信、彭越……刘邦驾崩后，吕雉当政15年间，废除秦始皇挟书令，鼓励民间藏书、献书，恢复旧典。在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为文景之治打下基础。在中国历史上，与唐朝女皇武则天并称为“吕武”。
但是，由于吕雉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及其经历的复杂性和宫廷斗争手段的极端性，她也因而让后人对她的评价和看法上十分矛盾。尤其她在处理“戚夫人”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有悖人性的做法，让人感到极度的心寒、恐惧和震惊！以至于，人们提及吕雉这个名字时，往往很容易用“独断专行，残忍冷酷，心狠手辣”等词汇来形容她。
其实，吕雉人本善良。她曾是一个听话的女儿，贤惠的媳妇。自从吕公将她许配刘邦后，她心中的那根弦才开始绷紧，并且一直紧绷着，直至崩断。
吕雉的心一直很累。高后八年八月一日，吕雉病死，终年六十二。她死之后，由她培植的吕氏外戚集团也随之覆灭。吕雉心中的那根“弦”之所以一直紧绷着，显然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吕雉和其它女人一样，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不同的是，她嫁给了一个有花心的丈夫；嫁给了一个胸怀大志的小吏；嫁给了一个起兵反秦，历经楚汉之争，然后统一天下的开国皇帝。也正因为如此，一种冥冥之中的定数，把她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是历史让她成为一个极度孤独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一个和其它女人大不一样的吕雉。
可以说，自从吕雉与刘邦结婚，刘邦出轨曹女并生一男孩后，吕雉内心就缺少了一份安全感；楚汉之争，吕雉被掳为人质，深刻体验到现实人生的残酷；刘邦登基后的内忧外患，令她感受到政权的危机。尤其是刘邦宠爱戚夫人，公开欲废太子（吕雉的亲生儿子）那一刻，她发现她的周围处处充满危机。她不再相信任何人，她相信的唯有自己，以及她可以利用的情人审其时和她认为靠的住的吕氏后人。她也因而确信，只有自己掌握政权，依靠自己，才有可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吕雉觉得，身处重重危机之中的她，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屡次劝说刘邦更换太子，公开向她的地位发起挑战的戚夫人。对吕雉而言，戚夫人不仅是潜伏在身边的众多危险因素中最危险的那一个；更是直戳其要害，让其深受其辱的那个人。女人的内心，由于天生不够强大，以及有别于男性的情绪化，易在经受苦难和刺激之后，产生恐惧、仇恨和报复心理。这种情绪的极端化，始成为心理扭曲变态的理由。而孤身独处在政治顶峰的吕雉，更是如此。
因而，对吕雉而言，刘邦死后，对戚夫人的消灭，不应仅局限于肉体上，精神上，而应该是一种灵魂上的消灭。于是，她让人把戚夫人抓起来，穿上破烂衣服，剃光头发，用铁链锁住双脚，关在一间潮湿阴暗的屋子里舂米。并把戚夫人儿子赵王如意，从封地召进京城杀害。后来，直至上演了戚夫人被“剁肢，挖眼，割舌”，做成“人彘”的骇人一幕。戚夫人被做成人彘后，吕雉又指示他人引惠帝去看人彘，让其束手无策地目睹这种用最卑劣的手段设计出来的陷入兽性的残酷画面。结果，摧毁其精神。致使自己的亲生儿子早亡。
吕雉所处的地位，与其说是其争取的，毋宁说，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被一双无形的手安放到这个位置上来的。吕雉担当这个角色后，从未轻松过，她势必不择手段的为自己找到一个安全之策。为了构筑自己的安全屏障，她违背刘邦遗嘱，封吕氏后人为王。最后，反而导致吕氏一族尽数被灭。
历史给吕雉上了一课，给所有的人上了一课。如果一个人的出发点是想得到什么，如果总想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未必就能够得到。因为“这样度过的生活是恐惧中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在对你说谎。”它让你因此错过机会，甚或付出本不该付出的代价。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不仅是吕雉个人的，也不仅仅是被她折磨和杀害的那些人的。这个悲剧是历史的，是人性的，是属于所有的人的。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说：人在生理需求的基础之上，安全需求是第二个层次的基本需求。自我认同较弱的一方，更是想方设法寻求安全的环境和氛围。长期缺乏安全感，容易导致人的心灵的扭曲和行为上的残暴。因而我想，我们的史学家大多高看吕雉了。其实，吕雉的内心是脆弱的，更多的时候，她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并且缺乏自信的女人。女人只有获得更多的爱，才有更强的安全感。而处在权利顶峰的她，女人所需要的这些，她一概没有。患得患失，情绪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吕雉，由此所滋生出来的强烈的控制欲望，很容易地暴露出女人在情绪宣泄方面比男性更激烈的一面。而这种情绪的根源，正是吕雉长期缺乏的那种安全感。
吕雉“恐惧”是真，外在的“刚强”是假。吕雉“诛杀韩信、彭越”，是源于“恐惧”；杀死刘邦的三个儿子，是源于“恐惧”；被冒顿单于书信侮辱后，忍气吞声，也是源于“恐惧”……而放过一再示弱的齐王刘肥，放过长期失宠的薄姬和她的儿子刘恒，则在于这几个人让她感觉到对自己的威胁不大。
无需深度解析，也无需谴责。在几乎是无序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上，你不知道一件事情为何发生，更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由于缺乏“安全感”，导致内心的“恐惧”……由于深藏在骨子里的“不自信”，导致“专断”、“心狠手辣”……而治理国家的“无能”，恰巧与曹参的“无为而治”相吻合……刘邦去世之前，吕雉询问“谁可接替萧何？”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了……因而，萧何死亡后，她听取刘邦的意见，任用曹参为国相……通过吕雉的种种作为，我们可窥见其人格的两面性。可以说，吕雉的专断是源于自己这个“中心”的。其实，这个中心在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而且，它随时随地的影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平时我们大多忽略了这个“中心”，但恰恰是这个“中心”决定了一个人面对种种问题时怎么去做。当时，走到一个朝代权利最高处的吕雉，她的这个“中心”得以无限放大，“专断”也就在所难免。因为，只有“专断”才能克服她的那种源于心底的“不自信”。
吕雉的“狠”，无疑，针对的是那些足以威胁她的地位和安全的人。她的这种反应，更像是一种“条件反射”。压力越大，反弹越高。以至于这种反弹僭越理性，违背人性。但是，无论怎么说，无论怎么想，在吕雉所治理的天下，老百姓至少过了一段相对平安的日子。
吕雉的名字，是一个让后人感到五味杂陈的历史符号，这个符号让人倍感沉重。无论后人如何评说，吕雉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她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安全需要”是其最基本的需要。只有这个需要得到满足，才有可能谈及其它。其实，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什么人，都不可能超越人性自身的局限。哪怕比吕雉心理强大的多的统治者，当理性的翅膀捆绑上历史的铅砣时，也很难高飞远举。
历史上的吕雉是一个社会悲剧式的符号，它被历史一再复制和重演。由此可见，一个社会，个人的“安全感”十分重要。一个人人自危，不知道自己的居所明天是否还属于自己；一个不知道明天的自己是否还有人身自由；一个不知道明天的自己是死是活；一个连最基本的“安全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因而，构建一个人人都有安全感的社会体系，才是走出人性悲剧反复重演的关键所在。而这些，则需要一种对于历史视野和历史心态的根本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