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络上读到一篇名为《大禹与蒙山》的文章，文中说：“东蒙山上有一座庙叫雨王庙，这是不对的，应该是禹王庙，而不是雨王庙，雨王一称是毫无道理，若说禹王才是有根有源。”读后我想：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另当别论，但是这个“雨王庙”值得我再去一趟。
前些年，我去过两次蒙山雨王庙，那都是徒步登山上去的，当时没想那么多。这次为了赶时间，我把车停在山下停车场内，改乘游览车，沿环山路向云蒙峰方向行驶，大约十五分钟后到达雨王庙停车点。然后，我沿石阶登上一座木制亭阁的右侧，站在这里即可透过树林间的缝隙，隐约看见那片高低错落，用黄色琉璃瓦盖顶，闪着金光的庙宇了。
今天，大雨过后，天空如洗，视线格外通透。放眼望去，整座山，水清石亮，草木青翠，如诗如画！眼前，松柏掩映下的红墙金瓦，分外醒目。
雨王庙前，有道士墓和重修雨王庙功德碑。目下，大而圆的坟墓，黑沉沉的石碑，密麻麻的野草，露出黄沙的土路和石阶，让寂静的四周深具沧桑之感。
“雨王庙”是蒙山景区一处有名的人文景观。人们普遍认为：庙中所祀主神是雨神。并有仙人羡门子以及鬼谷子、钟离子在此祭神祈雨的传说。但是这位雨王却不在《封神演义》诸神中，也不在民间拜供的那些专司风雨的神仙中。有关雨王来历说法很多，现在比较一致的话法是：“雨王”是神农时代的雨师赤松子。但雨王庙旧址上的一个碑文却另有见解。
古往今来，雨王庙几经坍塌和重修。雨王庙旧址《东蒙山嘉惠昭应王庙碑铭》记载，“金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传说在颓废的祠中发现石主，上书嘉惠昭应王，被认为是蒙山神颛臾王的封号，渐变为民望所归的雨王。”这个碑铭由清末金石学家、文学家、琅邪书院教授尹彭寿所撰。他在碑文中说：“俾知东蒙之神，其嘉惠无疆，昭应不爽者，固大有在也，其止为蒙阴一县之福神哉？足为鲁封达矣！”继而又言：“蒙山在西南有祠，颛臾国在其下，则蒙山之有祠，由来旧矣，自唐以后祠屋无考，父老相传：金明昌年祠内始有封神，仅存不主，文显：嘉惠昭应王数字，并阙年代，意者其蒙山神与从古名山大川，能出云雨……”
显然，碑文中，撰者有把“颛臾王”、“嘉惠昭应王”、“蒙山神”这几名字与“雨王庙”串联一起之意。我想，就尹彭寿所撰碑文与“赤松子说”相较而言，二者在视野上碑文内容更具开阔性；在事实考据上碑文内容更具深入性。而蒙山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则让这一切融合在一起了。
为了一窥蒙山真容，我去雨王庙左上方一个站点，乘坐冲锋车冲上山顶。从冲锋车站口出来后，我立即被眼前那种居高临下，一览众山小的体验感震撼了！我沿着石阶快步登上高处，发现山顶巨大岩石之上，有一不大的方牌，上写“仓颉造字台”。我站此处向前方望去，对面山峰结构真得如同山字形状。我让游客朋友帮我拍下了下面这张珍贵的照片。
仓颉造字虽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但有其可靠性。《淮南子·本经训》就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记载。再者，我国现有纪念仓颉的遗迹许多处，在临沂市兰陵古镇就有一座仓颉庙。
站在仓颉造字台回看雨王庙，雨王庙已经完全隐于山峦树木之中了。此刻，茫茫山野中那些已知的和更多未知的存在，把我的思绪拉长。它让我的思绪沿着时光的来路，逆向走远……这时有一个人，那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一个人，那是舜、禹时代的一个著名人物，他——伯益；他距离我越来越近。
伯益，亦作伯翳，也称大费。他就是这座大山前面的费县人。伯益是大禹治水时的得力助手，由于治水有功，舜赐他为嬴姓。舜禅位于禹后，伯益任执政官，总理朝政。
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期间，利用低洼地势，指导民众种植稻谷，使水稻种植得以推广。洪水平定后，舜帝因而赐伯益以旗帜，并将本族女子许配于他。另外，《经典释文》卷二井卦因《世本》云：“化益作井。”《吕氏春秋·勿躬篇》又有“伯益作井”之说。伯益凿井的发明意义重大，它让过去不得不逐水而居的人们，开始向四方拓展。此外，可以推论，在沂、汶、泗、沭河流域治水过程中，伯益是负有主责的。因为，这一地域就在伯益的家乡，伯益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大禹。
伯益和大禹的儿子启都很有才华，但论功绩伯益要高于启。因而，在部落研究谁是大禹继承人的时候，多数人看好伯益。但大禹死后，启发动兵变，伯益被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段历史也许就这样过去了。但2002年遂公盨的出现，又把这段历史拉到人们的眼前。这件由北京保利公司从境外购回的周代青铜器，上面有一段九十八字的铭文，让大禹治水的事迹重现。
遂公盨铭文记述大禹削平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防洪方法，以及洪水退后，对逃避丘陵山岗上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的过程进行了描述。由此可见，大禹治水有功于民众的作为，早已深入民心。而周王朝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在铭文中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与遂公盨铭文相关的遂国，在今山东宁阳境内，它距离蒙山170公里，同属大汶口文化区。此刻，我又想到尹彭寿在雨王庙所撰碑文中：“蒙山在西南有祠，颛臾国在其下，则蒙山之有祠，由来旧矣”这句话。
颛臾故城在蒙山西南脚下不足五公里处的平邑县境内，如今仅残存部分城墙墙基了。这个上古时期的小国，相传是东夷部落首领太皞建立的方国。西周初期，成王在此封“颛臾王”。“颛臾王”的任务主要是协助或代替周王室祭祀蒙山。从时间上来看，这个时期与遂公盨所刻铭文的时期，是同处在一个时间段上的。
一座山被祭拜总会有起因的，尤其是由国家设置专门机构予以祭拜的山。因而我想，在遂公盨有关大禹治水的铭文中，“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教诲民众以德行事”的西周统治者，当时在选择“榜样”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想到了大禹和伯益，并选在伯益的家乡——蒙山建设祠堂，进行祭拜，且让祭拜制度化。因为，这种制度设计与周王朝积极推行礼制是相呼应的。另外，由于伯益是东夷人的缘故，周王朝统治者的这些举措也许含有化解民族矛盾的考量。
此刻，我从仓颉造字台再次来到雨王庙。这时，雨王庙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那钟声在大山间持续回旋，深沉而悠远……伴随着持续回旋的韵律，我的思路又回到开篇提及的，我在网络上读到的：“东蒙山上有一座庙叫雨王庙，这是不对的，应该是禹王庙，而不是雨王庙，雨王一称是毫无道理，若说禹王才是有根有源”这段话。当然，该文作者的观点我不敢苟同，但这个观点对我而言是有所启发的。不过我想，雨王庙如果是“禹王庙”的话，就没有必要把“禹”写成“雨”字，直接写成“禹王庙”就可以了。是笔误吗？更不是，古人在书写方面比我们现代人严谨的多了。那么是否另有可能呢？
这时天空中有一片白云缓缓移动着，那云从南向北飘来……那云让我想起了伯益，想到了出生在蒙山之阳的伯益，想起了与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那云也因而让我的思绪超越时空的界隔，开始与某种隐喻或通感相关联了起来。
我想， “雨王庙”最早是否是伯益后人为纪念伯益所建呢？可以设想，如果伯益后人或百姓，他们在这里给这位在沂、汶、泗、沭河流域协助大禹治水的能臣；给这个被推举为王，而后被启所杀的“王”建庙，应该是件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如何给庙起名，的确是需要费一番心思的。因为对伯益称“王”不可，伯益没有登上王位；但他又曾被推举为王。称“禹”更不可，他不是“禹”；但他又是人们心目中的“禹”。那么是否可以考虑用“禹”的同音字“雨”字暗喻伯益呢？如果这样“雨王庙”就是伯益庙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想，它或许可能，或许不是。
当今，人们利用新知识和知识贮备优势，试图超越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我们之前那些朝代的人，继而不断地从新的角度去辨析和解读那些我们不曾经历过的事情，这些似乎已经变成可能。但是我们毕竟距离过往的一切太过遥远，更多的时候，我们“不识庐山真面”。所以，对待历史问题我们唯有审慎的追问和谨慎的辨析。
回家了，我急匆匆地把这些所思所想记了下来。这些文字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它不见得正确。一直以来，我喜欢理性平和的思考和交流，这种交流无关对错，许多时候，它仅仅是一种启发，仅仅是一种看似合理的假说。因而，我不喜欢那种非对即错的情绪化讨论。因为，于我而言，这就已经足够了。因为这种交流能够让人觉得更亲切一些。这种方式也因而成为我与朋友交流的方式。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有一种来自潜意识的共鸣，它能够轻轻松松地打开那些深藏在人的心底的共同的情感记忆，这种记忆或许就是人之生命中那种神秘的契合了。
冯春明，沂南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有散文、诗歌、文学评论见于《山东文学》《山东作家》《前卫文学》《时代文学》《青岛文学》《延河》《九州诗文》《星星》《诗刊》等。著有散文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