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41.{冯进力} 满清误国300年！“康乾”到底算不算“盛世”？
在满族人内部，传统部落军事民主制度逐渐被努尔哈赤的独裁代替；在八旗设立以后，每一个旗的旗民都是旗主的奴隶，而所有的八旗都是努尔哈赤和他子孙的奴隶。汉军和包衣，都是奴隶之下的奴隶；汉人和百姓，甚至还不够资格做奴隶。中国从秦始皇以后，政府和内廷，基本上是平行的内外两个单位。汉唐朝廷都坐而论道，大臣们都有座位；宋朝以后，宰相必须站着回话；明朝十分专制，朝廷之上动辄以廷杖惩罚官员——但是，大臣还是坐着和皇帝对话的。只有在清朝廷上，举朝匍匐跪拜，人人口称“奴才”——这是一个皇权最凌辱官员的时代，更不要说凌辱一般的百姓了。三百年来，在这种统治气氛之下，一般百姓，甚至士大夫，其自尊心都已经被斫丧殆尽。在关外时，他们是部落兵的编制，王子们是将帅，所有的部落男丁都是战士，旗营的战斗力相当强。入关以后，打了几次内外战争，旗营能征善战的战士们折损不少。更重要的是，八旗男丁出生以后就有粮饷，一辈子由国家养着；在作战时，八旗的精锐先让汉兵冲锋陷阵，打得差不多的时候，旗营才出动。到了这个地步，旗营战士相当于贵族，平时养尊处优，打仗时也不是在前线冒险，长久以后旗营战斗力当然衰弱了。八旗子弟犹如富贵纨绔，训练也并不严格，两三代以后，到康熙晚年旗营的作战能力已经不足称道了。清朝的建制军，号为绿营，大部分是继承明代的卫所体制，在各省各地设立提督、总兵等官制，分别率军戍守，有事出动，先从战事附近的提镇发兵，不足时才调动其他地方的绿营。这些绿营将士身份上不如旗营，训练和装备也都不足，等于是二等部队。绿营平时既是二等部队，再加上清皇室对于汉人并不信任，所以这些绿营的名额常常不足。一旦有事，命将出师，带兵的军官不得不临时招募添补缺额，正所谓“驱市人为兵”，怎么会有强大的战斗力呢？所以，平定川楚教案和太平天国，有不少乡勇担任战斗任务，立了战功，才将他们编入绿营的编制。清代过了一半，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可以作战的部队了。湘军、淮军都是以乡勇为名招募的私人部队，国家根本指挥不动。整体说来，清代中国人口从差不多两亿逐渐增加到四亿多，而旗营和绿营的编制，总数不过百万余众。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而只有这么一丁点的常备军，而且训练装备都很不足。等到清代晚期，内乱外患纷至沓来，那时的中国根本是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
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只考“四书”，而且“四书”的解释以朱熹注为主体。他们一方面罗致人才，以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又兴起文字狱，压制汉人的民族主义。于是，一切检讨政治制度，或者对当时事务的议论，都不是皇室所愿见的。在压力之下，虽然还有些人不求仕进，仍旧致力于经世济时的讨论，但大多数的儒生都慢慢退缩到安全地带，有的从事于经学的研究，有的专心做八股文章。有人问：如果乾隆能够多活50年，中国还会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吗？强人回答，感触颇多。可以说，为了维护统治，满清费尽心思地破坏中华固有的文化、思想和科技，并且将愚昧和麻木植入我们的民族。以至于，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固执的认为落后来自于文化，而不是满清。康熙是个了不起的人：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征战雅克萨，打败葛尔丹，治理黄河淮河，学习近代科技。咋一看，战功赫赫，成绩斐然，俨然一位伟大的君主了。我认为，君主伟大与否要看：君主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而不是君主的个人能力。不过是清政府内部的皇权争夺战，变更的仅仅是国家实际领导人。这是康熙为自己而战，没有涉及到国家民族的贡献，和百姓也无多大关系。这不过是一场地方与中央的夺权战争，和贡献沾不上边。康熙最终胜了，也只因为他的手段比吴三桂高明，说明他确实能干。也许会有人会说：至少康熙维护了领土的完整，难道不算贡献？好问题，赞一个。你想想：吴三桂如果胜了，他会允许分裂吗？肯定不会的。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管谁胜，国土都是完整的，不存在分裂的可能。弹药和粮食都有限。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规模巨大和惨烈。清军数倍于沙俄军，还享受着不错的装备，水陆两军同时进攻，打了大半年才了事。这种战斗（根本算不上战争）和结果有什么自豪的？哼！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把西伯利亚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送给俄国，才换来百年的安定。康乾对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进行了种族灭绝，残忍得罕见，不说了，无非也是为了自己的统治而服务的。此等分内之事，哪能和伟大扯上关系呢？明朝那个30年不上朝的万历帝在位时，还治理过黄淮河的水患，而且治理得不错。
不过，彼得将自己对科技的兴趣推广到全国，使俄国迅速走向强盛。康熙对科技仅仅是个人兴趣，而这种兴趣还有政治动机。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一位多么能干和智慧的皇帝，满人并非蛮裔。康熙年间，戴梓发明的28连发的、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康熙弃之不用。还说：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清朝后期，左宗棠在西北平叛，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不仅不发展科技，反而打压科技；不仅不进步，反而退步。路易十四奢靡无度，热衷芭蕾，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却期望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的欧洲霸主。康熙一生节俭勤政，对西学颇有研究，以大禹为自己的治国偶像。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建筑学院和法兰西喜剧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同时代的康熙，则忙着进行文字狱，以维护满族统治的合法性。路易十四发动了大量的对外战争，打造了一个鼎盛一时的法国。对外只和俄国发生过冲突，面对俄罗斯一股小小的远东军，康熙煞费苦心。路易十四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殖民地，将国门大开。加强法国与欧洲及世界的联系；而康熙在开海禁海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最后以禁海告终。禁海不仅使中国造船技术一路滑坡，也导致离奇事情的发生：明末对世界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清末竟没人知道欧洲在哪（还有其他原因：销毁相关地理和科技书籍等）。有人会说：明朝也禁海，为什么只说清朝的不是？好问题。我回答的是，明朝禁海，始于朱元璋，其后代并不想禁海，但碍于祖宗之制，不好推翻，所以大多数情况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是清朝不同，康熙禁海的原因是担心汉人造反——实际上，在成功收复台湾后，康熙确曾一度解除“海禁”。但开海之后，沿海居民与海外交往日益频繁，而在南洋生活、经商的华人群体不断壮大，这引起了满清政府恐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掌权者，这种恐惧心理甚至比“穷小子皇帝”朱元璋更甚——他们担心这些人如当年郑成功一样，在海外建立抗清基地，聚集反清队伍。于是，1716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六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已到晚年的康熙皇帝，在禁海上谕中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不难理解，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释猜忌与防范的心理。康熙在开海与禁海问题上的思考模式，继续影响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员，甚至更远。康熙和路易十四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皇帝的个人能力和成就并不成正比。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策问，都已禁止涉及天文、乐律和计算方法。以一人之力，成功改变考官及书生的兴趣几百年，真是能干至极。我们知道，明朝自朱元璋起废除宰相，大兴集权之制，然而，事实上，由于其后皇帝的平庸，明朝的皇权是有限的，内阁是很成熟的。这些内阁成员大都是学时渊博，德高望重，聪明绝顶之人（当然有时也会有些混蛋）。这就是明朝的很多皇帝不勤政，机构却能一直正常运行的原因。但清朝不同，完全屏除所谓的内阁，全部集权于皇帝一身。
此外，以往的各个朝代，包括明朝，皇帝的"治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道统"。明朝的官员很骄傲地认为自己掌握着道统，因而经常和皇帝争执。官员常常不以皇帝的标准看问题，动辄在朝堂与皇帝发生争执而据理力争。因为，被皇帝处罚的同时，却获得了另一种荣誉——整个国家，整个文化界，都认为大臣是对的，而皇帝错了。清朝吸取了这个教训，通过种种努力，把道统收到皇帝手中。这个不新鲜，其大力推广始于朱元璋，只是程度加重了很多和太多。富国强兵的技术和思想却鲜有涉及，极大地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读书人的智慧和良心都没了，国家怎么能好？清朝后期无能愚昧的种子，又播种了一些。（明朝虽然也提倡程朱理学，但终究有王阳明的心学，甚至宦官集团等相抗衡，大大削弱了其影响力。思想上相对唐宋较为严苛的明朝，思想家也是层出不穷：王守仁、李贽、王廷相、顾宪成、吕坤、顾炎武、黄宗羲等。而近三百年的满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竟没有一个思想家。满清本没有思想，却压制汉人，使中国，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其次，侮辱和痛贬名儒的人格，使他们颜面扫地，根本没资格以名儒自居。羞辱这帮以才学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师熊赐履和一些已经过世的名儒。治统与道统的统一，使得清王朝成为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王朝。清朝的文武百官，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开口闭口皇上圣明，就这样出来了。没人敢和皇上争高下了，皇上能不圣明？奴才也顺便出来了。明朝能容一个骂皇帝的海瑞，清朝不能容一个哭庙的金圣叹。有思想的人几乎被杀尽，事情做到这份儿，能不愚昧不落后？此外，满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以谋反罪论处。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至一些疯子的言语也被定为逆案而处死，荒唐至极。刘三元，本疯癫，某日对人说：我是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因字典中有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乾隆大怒：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乾隆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徐骏，已过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缴"诋毁本朝"之书，尽行销毁。乾隆四十年，令四库馆臣对所收书籍"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部还多，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乾隆心想：秦始皇算什么，敢跟我比？）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著作，都成为禁书。历史学家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之彻底可见一斑。鲁迅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而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天工开物》、《物理小识》、《武备志》、《明将军传》等非常有用的，记录中国明朝科学成就的书籍也被清朝列为禁书。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在中华本土消失了二百多年。满清就是这样阉割了中华的光辉科技和灿烂文化，使中国回到了欧洲中世纪黑暗蒙昧的境地。发展了几千年，又被打到原始社会，怎能不愚昧不落后？难怪小日本嘲笑：中国发展5000年不如日本发展50年。人格和气节方面，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教育人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从来都是要人以礼义仁智信廉耻来自律；从来不乏铁骨铮铮之人。且不说：蒙恬——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苏武——牧羊；陈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冉闵——力挽狂澜，拯救华夏于危亡之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杨坚——重建中华文明和秩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岳飞——还我河山；虞允文——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明朝也不乏：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海瑞——不畏强权，刚直不阿；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台湾等高节之士。而满清却盛产奴才。奴才从来都是卑躬屈膝的，哪来的人格和气节？所以，中华文明被毁灭的同时，清王朝也就失去了强盛和进步的基石。清朝的皇帝据说个个勤政，却落了个丧权辱国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没过多少年，整个清王朝就成了，鸦片战争中，人们看到的，愚昧、麻木、扭曲和奴性叠加起来的德性了。《四库全书》名义上是为了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的清洗。乾隆统治的六十多年，是中国文化最可悲最黑暗的年代。满清对中华文化进行的彻底而细致的清洗与篡改，为的就是不让明朝的真实记录留传下来。一些可以丑化明朝的东西却被全面渲染，以妖魔化明朝。几百年后的今天，很多人仍然相信，清朝是明朝不可企及的盛世，清朝很多皇帝也是不可多得的圣君。抗战期间，日本在我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和满清如出一辙。因为征服中国后，东条英机就不再是屠杀者，而是另一个的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满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女真族民不过百万还是野蛮民族（没自己的文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就从汉人的文化和民族自信下手，打掉汉人自信和能干的基石。这就是满清极力丑化扭曲汉人政权及历史的目的，也是文字狱的目的。而满清后期的屡战屡败，除了落后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满清不愿胜。鸦片战争中，清廷重用琦善，诬陷林则徐，以及后来的中法之战"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已经把满清的意图显示的清清楚楚了。即使国难当前，满清首先提防的还是汉人，而不是友邦。于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而至于康乾盛世，清朝国力居世界第一，则要归功于中国雄厚的基础。以往各朝代，中国的国力都是世界第一，不是到了满清才第一的。这说的还只是量，如果，涉及到质（科技、文化、思想等），那满清和明朝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军队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清朝这个专制残暴和扭曲都达到顶峰的朝代，骨气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的为官直言敢谏，为史秉笔直书的观念彻底被摧毁。后来又被东西方列强欺负和蹂躏，国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顺便产生了。到了清朝末期，国势日衰，才有常州学派兴起，重视经世之学。更后才有以“今文学派”的名义借古说今，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当然，清朝晚年的洋务和维新之学大兴，终于将中国带入近代的世界。乾隆晚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因为和珅的阻挡，他们许久没有得到觐见皇帝的机会，后来又延长了他们在华停留的时间。这一个英国使团，包含了许多测量和调查人员，实际上是一个国情调查团。庞大的清帝国，实际上组织非常松弛，几乎没有国防，军队的装备只配称为仪仗队，而不是作战队伍。到鸦片战争时，当年随团来华的一个儿童，此时已经是英国国会的议员了。此人坚决主张英国应当对中国强硬，因为中国是没有国防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宫廷和官员，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完全懵懂无知。到了清末，既有太平天国之乱，又有义和团运动，这两次老百姓的“起事”，都是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他们提出一些自己的理想，希望用“民间的力量”改变中国的困局。可是，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他们提出的诉求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困局。康有为提出的《大同书》，确实依据中国文化中的理想国，规划了一个大同之世，其内容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相当雷同之处。可是，这一个思想的根源，还是从中国传统中引申出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着实努力进行的洋务运动，则是从器物上学习西方——这三人都没有提过，要从中国文化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造。不少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努力推动君主立宪的改革；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提倡现代的革命。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那一声枪声，断送了两千年的帝制，终于将中国带出了传统，带进了现代的世界。
相对于封闭而散漫的清帝国，欧洲的发展在17世纪以后，却是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为欧洲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也有许多技工借用新知识，发明了工业生产工具——蒸汽机的发明就是最重要的例证之一。历史上，总以为瓦特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其实与他同时，已经出现了好几种不同模式的蒸汽机，瓦特只是作了最好的改良。这些新的工业资源本身，既代表了无穷的财富，也代表了国家之间努力争夺的项目。这个工业革命以后产生的掠夺力量，使欧洲的霸权处处横行。在欧洲列强争夺资源和市场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战争的武器随着机器的发明，一天比一天更具有破坏性和杀伤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国际联盟”的观念，以其作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组织，希望一切国际间的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在“国联”的架构下，经过国际公法的观念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欧洲为主体的近代世界，在17世纪以来的三百年间，有了非常迅速而巨大的改变。相对于清朝统治下中国将近三百年的闭关和停滞，西方国家却创造了现代文明，中国就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