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17 贾珺：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
C817 贾珺：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
学术丨贾珺：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
2022-01-25 19:2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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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贾珺 建筑史学刊
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重臣冯溥在北京外城东部营造了一座别墅园林，名为亦园，又名万柳堂。园中种植柳树万株，形成壮观的层林景象，假山由江南造园大师张然堆叠而成，有平冈小坂、曲水回环之势。冯溥将此园完全向公众开放，并经常与同僚、朋友在此举行雅集，留下了大量诗文。本文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探析万柳堂的主题来源、营建历程、景观构成、造园意匠以及其中的雅集游乐活动，以期对这座已经消失的清代北京私家名园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
贾 珺
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大学士冯溥在北京外城东部构筑别业亦园，又名万柳堂，景致简约，饶有风致。冯溥与许多文臣、名士经常在园中举行雅集活动，留下大量的诗文，万柳堂由此成为清初京师首屈一指的私家名园，闻达朝野，彪炳史册，对此《清史稿·冯溥传》有载：“溥居京师，辟万柳堂，与诸名士觞咏其中。”万柳堂后来被改建为佛寺，至清代后期园景渐废，但名气依旧很大，游者络绎不绝，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园林史上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同时在政治和文学领域也有重要意义，受到现代不同学科学者的持续关注，郑永华先生、杜广学先生等均有长文从不同角度对此园进行深入探讨，发掘史料甚多，见解卓著。
笔者于2009年出版《北京私家园林志》，书中辟有专门一节，从园林史角度对万柳堂进行论述。2012年发表《北京私家园林研究补遗》一文，补充了关于此园的若干诗文资料。近期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希望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万柳堂的营建历史、景观面貌和雅集活动做出相对全面的考证与分析，以求对这座经典名园的艺术成就和文化价值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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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贤遗意
明清北京城的前身是元代的大都，名臣廉希宪曾经在郊外建造了一座万柳堂，传为佳话。数百年后冯溥因为仰慕元代故园的风采，将新园的正堂也定名为“万柳堂”，以示怀旧与仿效之意，正如韩菼《万柳堂记》所称：“考诸记载，故元时城外有万柳堂，为游观之盛，今已逸其处所矣，公取以名之，寻其旧也。”《日下旧闻考》称：“此则临朐冯溥别业，盖慕（元廉希宪万柳堂）其名而效之者也。”《履园丛话》称此园：“国初为冯益都相公别业，仿元时廉希宪遗制，亦名万柳堂。”
廉希宪（1231—1280）字善甫，西域畏兀儿（维吾尔）族人，为当时的儒学大家，人称“廉孟子”，官至中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十七年（1280）病故，身后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正”，《元史》有传。
关于廉氏万柳堂，元明清三代文献中屡有记述。
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
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载：“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又载：“野云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别墅，当时称曰廉园（‘花园村’之名起此），内有‘清露堂’匾。至大戊申八月，其甥疏仙万户（后更号‘酸斋’）与许参政有壬同游。”
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载：“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频圃中。而元廉希宪之万柳堂，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间，无址无基，莫明其处。”
明末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载：“万柳园，元人廉希宪别墅，在城西南,为最胜之地。”
自《帝京景物略》以降，明末至清代中叶文献多称元代万柳堂位于北京西南右安门外草桥一带。今人眇工先作《元人万柳堂遗址应何在》一文详加考证，认为廉氏万柳堂确切的位置应该在大都西郊玉渊潭钓鱼台附近，以《长安客话》所记为准。
元代熊梦祥《析津志》载：“（普安寺）又云在旧城彰义门内，昔廉相花园。” 张良先生《元大都廉园的地望与变迁——兼辨其与万柳堂之关系》根据明代沈榜《宛署杂记》所收录的元代圣旨碑文以及其他元代文献，推测廉氏曾经在金中都旧城彰义门内建造花园，但万柳堂应该是另一座园林，二者不应混淆。
按照《长安客话》所记，元代万柳堂园中有曲池，池中多莲花，临池建正堂，池边种植数百株柳树。《日下旧闻考》引《清容居士集》：“廉希宪园名花几万本，号为京城第一。”又引《元名臣事略》：“时营缮东宫，工部官请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家，乞移植数本，太子知出公家矣。’公曰：‘若出特命，园虽先业，一无所靳。我早事圣主，备位宰相，未尝曲丐恩泽。方尔病退，顾以花求媚耶？’请者愧止。”因为文献表述模糊，难以确定这座拥有几万本名花的园林是万柳堂还是中都旧城内的廉相花园。
廉氏家族经常在万柳堂举行宴饮雅集活动，最著名的一次是“野云廉公”邀请大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与文学家卢挚（字处道，号疏斋）来园中做客，席间有一名歌姬献曲敬酒，赵孟頫当场赋诗一首。
对于此事，《南村辍耕录》有载：“野云廉公一日于（万柳堂）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蹙红罗。乳燕雏莺弄语，对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似璚珠乱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富贫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宴赏，饮芳醑，浅斟低歌。且酩酊，从教二轮，来往如梭。’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只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此诗集中无。《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俗以为‘骤雨打新荷’者是也。”
《日下旧闻考》引元人《乐全堂广客谈》，也有类似记述：“野云廉公于都城外万柳堂张筵，邀请疏斋、松雪两学士。歌姬刘，名解语花，左手折荷花持献，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之曲。松雪喜而赋诗曰：……”
图1 （题）元代赵孟頫绘《万柳堂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万柳堂图》（图1），画幅左上端题写了那首七言律诗，字词与《南村辍耕录》所录略有出入，跋曰：“野云招饮京城外万柳堂，召解语花刘姬佐酒，姬左手持荷花，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曲，因写以赠。”落款“子昂”，另外钤有“赵氏子昂”“水精宫道人”二印，传说为赵孟頫亲笔所绘，曾经入藏清宫内府，编入《石渠宝笈续编》，乾隆帝在图上御题一诗：“久闻城外有廉园，今日宛看图画存。求媚羞为右丞相，传真却赖昔王孙。举杯有妓方当席，策马何人复到门。名胜江南寻欲遍，笑予失遂似平原。”从图上看，万柳堂前筑有虎皮石台，园中正堂采用工字形平面，周围柳树依依，阶下散置玲珑湖石，远处山峦映带，城关隐约，景致非常幽雅。
郑永华先生对署名赵孟頫的万柳堂诗与图作了考证，认为确有其事。谷卿先生《〈万柳堂图〉及其题诗新论》则认为图是后人伪托，并非真迹，另外根据赵孟頫生平行踪，推断万柳堂雅集的具体时间为至大四年（1311）至延祐五年（1318）之间的某个夏日，当时廉希宪早已去世。所谓“野云廉公”究竟是何人，历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或曰廉希宪的兄弟廉希闵、廉希恕，或曰廉希宪第五子廉恒。
清代后期文人大多误以为元代廉氏万柳堂是清代冯氏万柳堂的前身，将二园基址混为一地，如徐珂《清稗类钞·园林类》载：“京都两万柳堂：元廉希宪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东南隅，地本拈花寺。”道光年间阮元（谥号文达）应邀为冯氏万柳堂旧址所在的拈花寺题“元万柳堂”匾，对此《燕都丛考》所引晚清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曾做过辨析：“冯文毅公万柳堂实非廉野云旧址，嘉庆间山人朱野云误认为一，阮文达遂题曰‘元万柳堂’。”又称：“文达以为此地即元廉野云之万柳堂，而冯益都因之，后石仓场文桂改为拈花寺，然予考朱竹垞《日下旧闻》，录廉希宪万柳堂于存疑卷中，是已莫知其处。当日益都开阁延宾，最称好事，竹垞亲为坐客，使旧址可寻，不容不知。未悉文达何所据也。”中华民国时期郭则沄《十朝诗乘》亦云：“廉野云万柳堂在草桥畔，冯益都特袭其名，阮文达题其榜曰‘元万柳堂’者，误也。”
虽然清代的万柳堂与元代万柳堂之间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冯溥却刻意因袭其旧名，是希望能够再现前朝名园遍植柳树的特色，向先贤致敬，故而尤侗有诗赞道：“昔日廉希宪，今日冯野王。两贤虽异世，万柳若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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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历程
图2 冯溥画像
冯溥（1609—1691）（图2）字孔博，又字易斋，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人，祖籍临朐，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中举，清初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读学士、吏部侍郎，康熙六年（1667）任左都御史，九年（1670）任刑部尚书，十年（1671）晋文华殿大学士，达到仕宦生涯的顶峰。
图3 万柳堂在北京外城位置示意图
康熙六年（1667）冯溥出任丁未科会试主考，同年在北京外城东南隅、左安门内夕照寺旁边购买一块空地，启动园林修造工程（图3）。毛奇龄《冯公年谱》载：“五十九岁，丁未，会试主考，得黄礽绪等一百五十人。时建育婴会于夕照寺，收无主婴孩，贳妇之乳者育之。就其旁买隙地种柳万株，名万柳堂，暇则与宾客赋诗饮酒其中。”毛氏所述与史实略有出入：当年冯溥确实已经买地并开始动工建园，但尚未种柳，更无“万柳堂”之名。
关于建园的初始动机，江闿《万柳堂记》载：“值士人亦坐阶石，告闿曰：子亦知园所自始乎？园之阴有寺曰‘夕照’。道人柴某尝焚埋胔骼于寺之西，继则募金收养路遗婴儿，已而费不赀。相国闻而勉之，更曲为区画……独是月有资助给发稽考之事，与事之人月一集。相国则又虑人日益众，地湫隘无所容，其何以劝？乃辟东南隅弃地，构斯堂宇。”康熙《大兴县志》载：“今广渠门内东南角有大学士益都冯公溥别业，慕希宪遗踪，亦名万柳堂，堂旁置育婴社以收养遗弃婴儿。”当时有一位姓柴的道士在夕照寺西侧焚埋遗尸，又募集资金收养弃婴，冯溥得知后大为赞赏，协助筹建育婴会，约定每月召集同人商议，考虑到人多而无处容身，便买下东南侧的废弃空地，构筑园林。
王嗣槐《万柳堂记》则交代了另一个缘由：“公成进士，居史馆于官，为第一清士大夫。与兹选者馆课、讲筵而外，日惟车骑宾从，宴饮酬酢。公杜门读书，暇则跨羸马，挟一奚奴，山泉庵林之处行游无不遍。尝语所知，将以俸入所余构一园以寄趣，逡巡二十余年而讫未有成。客有来言者，曰：‘城东有隙地，从某至某，广从若干亩，公曷买之，辟以为园？’曰：‘得毋宜蔬宜谷，令民可田？庐舍坟丘治之有未便者与？’客曰：‘否，是硗瘠不毛之壤，人之所弗争也。’”大意是冯溥公务之遐十分喜欢游山玩水，希望拿出俸禄之余构筑一园，以寄托幽趣，可是二十多年一直未能如愿。有客人提议他购买城东这块空地来修建园林，冯溥却担心侵占良田，与民争利，又怕此处有房屋、坟墓，不便迁移，后来得知是一块贫瘠的不毛之地，无人问津，这才放心买下，开始造园。
这位客人进一步建议在园中广植容易生长的柳树，同时疏浚水渠、堆土为山，被冯溥采纳：“公曰：‘园必以树，树有十年计，有数十年计，其土宜何植？’客曰：‘是宜树柳，所谓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则又生，易生也，而可多植。’公曰：‘园在城内，去山远而不可以无木。’客曰：‘其傍有池，盛夏不涸，疏而凿之，纡折成渠。所聚之土高高下下，平若芒阪，累若梧丘。登陟而望，西山诸峰蜿蜒飞翔，如在襟带。’公曰：‘善。’于是扩而荒之，缭而垣之，上之兀者平之，洼者实之。……所树之柳一年而拱把，二年而成围，三年而清阴交陌，虽武昌官道不能过也，因以名其园。”
大约数年之后的夏日，冯溥作《亦园土山成四首》首次吟咏此园。这组诗收入《佳山堂诗集》卷二，其中第三首曰：“新筑土尚童，夏木不可栽。脱帽当赤日，安得松风来。虬枝相蔽戏，如登舞雩台。明年多移植，务令绝纤埃。”诗题明确将此园称为“亦园”，园中已经堆筑土山，但山上还没有种树，只能想象一下未来松枝掩映的茂林效果。
《佳山堂诗集》卷四有《秋日亦园小集次韵》：“城隅咫尺地，旷岁隔幽寻。”已经将亦园用作雅集的场所。同卷稍后的《秋日其年邀同大可次行九子启暨儿慈彻协一集万柳堂分赋》诗题中首次出现“万柳堂”之名。
《佳山堂诗集》卷五有《亦园新筑二首》：“买地栽花何用卜，凿池通水更近诗。蛙鸣已听依塘曲，莺语悬知待柳丝。”可见此时园景已经大致成形，新栽的柳树尚待抽丝。
同卷的《癸丑八月万柳堂成志喜》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诗云：“畚锸经年结构初，山围平楚屋临渠。乾坤纳纳湖光净，花柳娟娟客性疏。树外钟声分远寺，水边云气护藏书。苍苍凝望秋将晚，可有伊人一起予。”随即又有《客有欲为余种万柳者因预写其景》诗：“堂名万柳倚山隈，柳色参差入槛来。……回廊日影玲珑见，曲沼天光次第开。”说明此园正堂万柳堂于当年正式建成，园中柳树数量不算很多，有人提出续种万株，以求符合“万柳”之名。
著名艺术家李渔于康熙十二年（1673）来到北京寓游，曾经应邀游览万柳堂，作《万柳堂歌呈冯易斋相国》诗，诗题下有小注：“公有别业，与民共之。募人植柳，凡植数株者，即可称地主云。”诗中提及：“只恨堤宽柳尚稀，募人植此栖黄鹂。但种一株培寸土，便称业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众，芳塍渐觉青无缝。十万纤腰细有情，三千粉黛浑无用。” 说明这些柳树以募集众人、共享产权的方式栽种而成。李渔还题写两副对联赠与冯溥，其中一联特为万柳堂而作，序曰：“公置万柳庄于都门，不肯私为己有，与缙绅、士民共之。”联曰：“昔日植三槐，翠幕已经高百尺；此时栽万柳，绿阴又可庇千家。”
康熙十六年（1677）冯溥有诗《万柳堂前新筑一土山，下开池数亩，曲径逶迤，小桥横带，致足乐也，因题二律纪之》：“崚嶒山势径微分，略彴疏林带夕曛。荇藻渐除为贮月，峰峦才就已留云。万家春树参差见，几曲幽荷次第闻。买得扁舟渔唱稳，投闲常伴鹭鸥群。”“数亩银塘睡鸭浮，覆云一篑即丹丘。莺窥柳市啼常早，水临桃源静不流。”可知此园一直在不断修建，丘壑、树林依次呈现，并且辟有数亩之广的水池，池上种植莲花。
韩菼《万柳堂记》载：“堂之成也，相其事者为柴长者世盛，穿筑树艺诸方法皆赖其力，其汲汲于好施行善，与元何敬德事绝类，可尚也，并书以告后之人。”提及万柳堂的施工、种植主要由一位名为柴世盛的长者主持。
《佳山堂诗集》卷六有《题张陶庵画〈亦园山水图〉》：“穿霞小径半莓苔，十丈朱栏画壁开。迢岭烟岚回日月，飞虹步屧近蓬莱。崖悬木杪堪猿啸，松倚云根见鹤来。最恐毒龙蟠一叶，游人莫到最湥隈。” 此诗透露出一个重要讯息：亦园后期工程由江南名匠张然主持设计，并为之绘有一幅《亦园山水图》。
张然字鹤城，号陶庵，为一代造园大师张南垣第四子，曾为北京多位王公大臣设计府宅花园，其中最著名的两座园林为冯氏万柳堂和另一位大学士王熙的怡园；又奉诏设计西苑瀛台、畅春园、玉泉山等皇家园林，名声大噪。
戴名世为张南垣所作《张翁家传》载：“益都冯相国构万柳堂于京师，遣使迎翁至，为经画，遂擅燕山之胜。自是诸王公园林，皆成翁手。”据曹汛先生考证，此处“翁”应指张然而非其父张南垣。黄与坚为张然所撰墓志铭载：“君讳然，字鹤城，以号行曰‘陶庵’。君少慧，南垣特钟爱，令学宋元画法，后以叠山要道次次授之。顺治间游三吴有声，乙卯冯大学士聘至都，构万柳堂，兼为王大学士葺怡园，人叹赏，于是亲王以降加之礼遇，荐于朝。”“乙卯”即康熙十四年（1675），张然于当年应冯溥之邀来京，为已经营建八年之久的亦园重新进行勾画，终成妙境。
冯溥晚年多次向朝廷乞求归休，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获准以原官致仕，加太子太傅，回故乡益都养老。康熙帝赐诗赠别：“环海销兵日，元臣乐志年。草堂开绿野，别墅筑平泉。望切岩廊重，人思霖雨贤。青门归路远，逸兴豁云天。”诗中将万柳堂比作唐代名相裴度的绿野堂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
离京后冯溥一直住在益都，再也没有回过北京，直至康熙三十年（1691）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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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置
清代文士为冯氏万柳堂作有大量诗文，从中可以大略了解其景致概况。
朱彝尊《万柳堂记》载：“度隙地广三十亩，为园京城东南隅。聚土以为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沟以为池，不必甃以砖也。短垣以缭之，骑者可望，即其中境转而益深，园无杂树，逶逦上下皆柳，故其堂曰‘万柳之堂’。今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元野云廉公讌游旧地以名之也。”
秦松龄《亦园记》称：“先是京师崇文门外有隙地，广三十亩，在灌莽间，据东郊之胜。今相国冯公见而乐之，因刜除之，为园曰‘亦园’，又种柳竟园之广，建室五楹其中，曰‘万柳堂’。”
王嗣槐《万柳堂记》载：“堂五楹，阁三间，回轩长廊，庖疈供给各有其所。有亭有榭，有舟有梁，阻陂筑塘，杂树果木，绿条散风，红葩曜日，时鸟变声于幽林，游鱼出没于碧沼。”
邵长蘅《万柳堂记》载：“今相国益都冯公于都城崇文门东治园一区，因其突者垒之为冈阜、为陂陁，因其洼者疏之为池、为涧，因涧之曲折跨以为桥。作堂三楹，其中缭以横槛，旁植含桃梅李之属百本，而柳最多，至不可数计，因名其堂曰万柳。”
毛际可《万柳堂记》载：“由崇文门过接待寺而东，风物清旷，道中无车马迹，又里许，至万柳堂。入门循东北行，小径纡折，洼处辄架木为桥。其下伏流沮洳，络绎奔会，聚者镜泓，散者星列。小艇可容数人，汎汎若苕霅间。其上因浚池之深以为山，冈阜回互，丘壑苍莽。拾级而登，则西山晴翠，明灭可指。雉堞左右映带，视民庐所隐蔽处，不尽如环而中断焉。榆柳合围，丛生蔓植。每春夏之间，绿阴千顷，絮花蒙密，如雪中行。中列数楹为堂，周以回廊，护以曲槛。亭台一二，落落如不经意为之。其傍为放生池，又其外为育婴舍。”
韩菼《万柳堂记》载：“都城东南，地颇闲旷，凌埃氛，接平远，无邑居之剧，有物外之趣。相国始平公理政之暇，常往游而乐之。经始弃壤，收涵胜概，疏决剪剔，辟园其间，名之曰‘亦园’，而名其堂曰‘万柳’。……堂三面环以堤，堤皆植柳，今已成行，茂密可爱。由堂以望，天碧野绿，混若未了。清风时来，飘然空际。堤旁凿池，引泉周于堂隅，或盩或洑，若玦若縠，植以芙蕖，泳以鯈鱼。其坻可竿，其步可船。幽幽然，潨潨然，若不知所届也。杂莳花药、果蔬之属数十畦，引井分沟，高下溉之，均节水势，不啮不淫，皆顺地阞可师法。”
徐釚《万柳堂赋》对园景有较多的文学性描写：“都城崇文门之东，相国益都冯公别墅在焉。冈回径转，溪水环流，白板青帘，参差上下。周遭植柳万株，因以名堂。每于风日晴美，都人士挈榼以游，相国顾而乐之。一时渊云之彦集阙下者咸侈为诗歌，以传其胜。余不揣固陋，遂为赋曰：永丰坊里，灵和殿前。长条踠地，碧缕参天。时袅金堤之雨，常迷灞水之烟。或种五株于□里，曾无万树于平泉。未有沙堤晓筑，东阁初开，龙鳞作瓦，雁齿为阶。车茵客醉，华馆人回。相田畴之膴膴，眺原隰之每每。结板扉于岩岫，陋峻宇之崔嵬。韩稚圭晚香斯托，裴晋公绿野堪陪。爰乃经营禁苑之东，叠石凤城之侧，左顾滹沱，右瞻溟渤。西山之爽气飞来，东海之朝霞欲摘。覆篑凿环，度阡越陌，干古嵯岈，禽鸣磔格，游鱼瀺灂，飞花狼藉。恍疑高士之衡庐，讵过仙灵之窟宅。时惟春暖，芳草芊芊，帐弹锦瑟，墙映秋千。鹅黄色淡，鸭绿波添。士女折章台之线，游人泛洛水之船。咸向溪堂以祓禊，群呼乍起而三眠。已而布谷催耕，子规滴血，芍药将残，蘼芜欲歇。怅新蒲之渐绿，盼杨花之飞雪。翳绮疏之窈窕，挽晨曦于不绝。亡何珠洒丘尘，金飞沙雾，荷衣褪粉，莲房咽露。桓宣武之十围已改，陶渊明之三径非故。况呼雁唳霜凄，鸥眠月直，秋水迢遥，寒林萧瑟。望南陌而云影苍苍，吊渭城而风声恻恻。何妥之斋头雨浣，王恭之月中露涤。莫不藉楼阁之纡回，抚韶光之瞬息。”
毛奇龄《万柳堂赋》同样堆砌典故，将此园比作历史上许多名园。其序曰：“万柳堂者，益都相国冯公之别业也。其地在京师崇文门外，原隰数顷，污莱广广，中有积水，渟瀯流潦。既鲜园廛，而又不宜于粱稻。于是用饔钱买为坻场，垣之墍之，又偃而潴之，而封其所出之土以为山。岩陁坱曲，被以杂卉，构堂五楹，文阶碧砌，芄兰薢茩，蘞蔓于地。其外则长林弥望，皆种杨柳，重行叠列，不止万树，因名之曰‘万柳堂’。”其赋曰：“若夫城南杜曲，郭内张田，坊名履地，道类平泉。上宰钦贤之馆，相公独乐之园。开丙舍于广陆，寻午桥之通川。绿野匪伊阙之旧，蓝田出辋水之间。岂若谢氏东冈，潘仁西宅。林绕桐园，溪连梓泽。花飞会老之堂，草满藏春之域。图竹木于游岩，拾槐枝于李石。……”
综合而言，此园位于北京外城东城墙内，占地面积约30亩，所在地段原本是一片洼地，有积水，不宜种植庄稼，却宜于造园。外围以低矮的短墙环绕，人在园外骑马，即可直览园景。内部剔除荆棘杂草，加挖河池，将所掘之土堆叠成假山。五间正堂万柳堂居中而立，三面围以堤坝，堤上种成行的柳树，堤下临池，引水至堂角，池中种荷花、养游鱼。另辟花圃、菜畦，培植花卉、果树、蔬菜，设沟渠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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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匠分析
万柳堂园内的建筑数量很少，除了正堂之外，还有三间楼阁，以及长廊、回轩和几座亭榭，如韩菼《万柳堂记》所云：“凡园之所有，如是而足，不架危，不缒幽，不设藩，无崇台延阁之侈，无雕镂金碧之华，取寓意而已。”但园中空间却较为复杂，徐元文咏园诗云：“名园负郭带烟霞，径仄桥危逐水斜。”“篮辇客到迷幽径，篱落花开漾晚波。”描绘此园小径曲折狭窄，溪道偏斜，架桥危然，仿佛有烟霞掩映，令人有迷离之感。
此园利用原有的水洼，加挖疏浚，形成丰沛的水景。刘大櫆《游万柳堂记》载：“其中径曲而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 徐乾学咏园诗云：“凿池初引玉泉流” ，强调池塘有源头活水。冯溥诗云“闲观鱼跃出方塘”，说明池中蓄养游鱼。水上可以划船，能让人联想起江南水乡，对此查嗣瑮有诗咏道：“重重叶屿接花潭，小桨轻篙次第探。记得春随樊子去，烟波风雨满江南。”
在营造过程中，一边加挖水池，一边将挖出来的土堆成山丘，实现土方平衡，正如刘大櫆所云：“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 尤侗诗亦称：“甃拟因得水，垒块便成冈。”
张然所掇假山是此园主景所在。赵翼《檐曝杂记》载：“古来构园林者，多垒石为嵌空险峭之势。自崇祯时有张南垣，创意为假山，以营邱、北苑、大痴、黄鹤画法为之，峰壑湍濑，曲折平远，巧夺化工。南垣死，其子然号陶庵者继之，今京师瀛台、玉泉、畅春苑皆其所布置也。杨惠之变画而为塑，此更变为平远山水，尤奇矣。” 张氏之山以“曲折平远”著称，采用以土带石之法，仿大山之余脉，看似寻常，却浑然天成，又讲究可游可入，大有奥妙可寻。
潘耒《赠张陶庵山人》诗对张然在北京造园时的叠石技艺大加称赏：“山人绝艺天下无，驱使顽石开灵区。千岩万壑出指掌，仇池禹穴罗庭除。白发飘萧来日下，朱门戟第争迎迓。处处园池灵璧山，家家亭馆关同画。渐台崒嵂临昆明，至尊清暑时经行。璇题绣柱非所尚，小山孤屿聊怡情。山人承诏来区画，善体天心露台惜。转簇蓬壶栏槛边，月斧神工运无迹。别开禁苑临玉泉，缘山结构皆天然。平冈浅渚足游眺，水衡不废千缗钱。事了飘然乞身去，归卧九峰幽绝处。不贪荣利诧遭逢，斯世斯人堪叹誉。君不见宋家艮岳峰巉岩，割奇铲秀来深潭。至今行人詈朱勔，千金一石骚东南。”所谓“平冈浅渚”，正是张氏之山的典型景象。其《万柳堂》诗又云：“筑土皇陂北，穿池太液东。三峰晴落掌，九折迥排空。”提及土山上有三峰并列之景。
李良年怡园宴饮诗也对张然的技艺推崇备至：“为园好手来三吴，指挥整暇走万夫。天机自发非规模，鸠工五月浑须臾。眼中位置一一殊，缭以周垣屏尘污。取径蜿折何旋纡，坡陀有角山有嵎。三峰娟妙如名姝，玉环飞燕匀丰癯。又如好手作画图，米颠黄痴杂倪迂。理绝粉本谁瑕瑜，其下有壑环水铺。”诗中也提到“三峰”手法，似以形态独特的山石排列而成，肥瘦停匀，山下环以沟壑，还称赞张然叠山堪比宋代米芾和元代黄公望、倪瓒的山水画。
吴伟业《张南垣传》描写昔日张南垣叠山：“曾与友人斋前作荆关老笔，对峙平墄，已过五寻，不作一折，忽于其颠将数石盘互得势，则全体飞动，苍然不群。所谓他人为之莫能及者，盖以此也。”冯溥有一首诗吟咏亦园假山，题目为《山巅安放小石数块历落可观并纪以诗》，与吴氏这段话若合符节——在山巅点缀几块小石，化平淡为神奇，正是张氏家传的独门绝技，最终形成“数拳秀发云为窟，一叱形成雨不归”的奇妙景象。
相比同时代其他园林而言，植物在万柳堂的景观配置中占据了更高的比重。
园所种的万株柳树是其最大的特色。柳（Salix）是杨柳科柳属乔木，分旱柳和垂柳两大类。南方常见的垂柳（Salix babylonica）在北京地区难以存活，所种柳树以旱柳（Salix matsudana）及其变种绦柳（S. matsudana f. pendula）为主。旱柳适应性强，枝条较直；绦柳多栽于水边，其小枝柔软倒垂，树叶狭长，与垂柳最为相似。万柳堂多水，所载之柳可能以绦柳为主，春夏之际，柳絮飞扬，宛如下雪。
唐宋时期私家园林常常出现连绵成片的花木景象，如《洛阳名园记》载北宋洛阳归仁坊有唐代牛僧孺故园：“园尽此一坊，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明末清初之后，江南园林的植物景观更重视单株欣赏，很少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万柳堂作为一座北方园林，依旧保持前朝遗风，别有一股豪放之气。清代北京城东半部属于大兴县辖地，康熙二十四年（1685）成书的《大兴县志》将万柳堂列为“大兴县八景”之一，称“亦园新柳”，知县张茂节作有咏景诗：“尽日柔条漾曲尘，三眠乍起绿初匀。长杨十万方迴猎，枚马谁为献赋人。”
清人咏万柳堂诗文多次描写园中的柳色， 如毛奇龄《万柳堂赋》有大段文字铺陈其中柳树之美：“东门之杨，其叶湑湑；汉宫垂柳，千株万株。长条短干，茀郁依纡。丝丝缕缕，或结或舒。参天踠地，旁苑临渠。如帷如幔，一区两区。行列成门，蓬童似庐。低堪系马，深可藏乌。”朱彝尊诗云：“十里沙堤万树杨，秋荣犹未点新霜。”
除了描写柳树之外，很多诗文同时还提及桃、杏、竹、松、梧桐、草药等其他花木。如王熙诗云：“相国名园水石佳，阴森万柳护莺花。”周金然诗：“平泉万树迥含烟，占断韶光绿野前。弱柳迎风低地拂，小桃着雨背人怜。”朱彝尊诗云：“径仄易侵苹叶小，日晴况有杏花妍。”“露井有华滋药甲，春衣无桁挂松钗。” 陈维崧诗云：“羃䍥花须粉欲湿，参差柳眼青还留。”尤侗诗云：“怪石支幽洞，繁花绕曲廊。层台丛古木，侧径倚修篁。细草眠麋鹿，高梧览凤凰。最怜彭泽树，移出永丰坊。初染鸭头绿，深披鹅羽黄。依依垂手舞，袅袅折腰妆。” 严绳孙《柳枝词》曰：“丹禁城南小苑开，万株新柳拂烟栽。”“软红冲过六街尘，翦绿搓黄别作春。”“雨滋烟敛绿成行，小小红亭曲曲塘。”“柳浪萍池自不扃，黄鹂啼处绿冥冥。”“踏青挑菜却来无，谱出清明士女图。”胡南苕诗云：“春入平泉万绿分，清晖水木映斜曛。柳湖夜漾千林月，松岛晴归众壑云。虹影双垂穿树见，莺簧百啭隔溪闻。丹台翠壁留题遍，休暇东山此乐群。”
此园在当时被认为是完全可以与江南媲美的佳胜之地，很多江南文人来到园中，大有亲切之感，如太仓吴暻诗云：“到来忽得江南意，尽日颠狂弄水涯。” 湖州严我斯诗云：“绝似江南景，凭谁把钓竿？”高珩《亦园记》称：“万缕将披细柳，知浓阴行埒苏堤；数尺自出清泉，是神力驱成香海。”将此处柳色比作杭州西湖的苏堤。
5
雅集游乐
无论城内的府宅之园还是城外的郊野田园、山林别业，历代私家园林绝大多数为幽居之所，但清代北京的这座万柳堂却仅仅用于雅集游乐和育婴会事务，仅设有厨房以备酒食，不设卧房等起居设施，冯溥及其家人、友朋也从来不在此歇宿，显得非常特别。
如前文所述，亦园之建，首先是为了给育婴会提供一个聚会议事的场所。随着景致日渐完备，冯溥也经常邀请一些同僚、朋友来园中宴饮游乐，如其《集亦园复次前韵》所咏：“城南韦曲地，尺五宴凉天。凭眺山河壮，登临杖履贤。曲夸郎顾后，花绽雨声前。坐见银河泻，真堪乐岁年。”其秋日宴集诗云：“曲溪疏柳带晴光，上客遥过野径长。旋拨虬枝临废井，闲观鱼跃出方塘。平分风月能无句，领略云山好命觞。丝竹自惭非谢傅，还期休沐莫相忘。”值得一提的是，冯溥每次游园都会作诗，在一首诗的序言中声称：“予每游万柳堂皆有诗，聊以适夫性情，非云计乎工拙。腊月八日、正月八日同人复起育婴堂，两至其地，以岁事匆冗，不及作，暇日补之，以纪一时之事云尔。”
李渔《万柳堂歌呈冯易斋相国》长诗咏道：“堂开万柳胡为者？不似裴公营绿野。绿野当年只自娱，求田问舍恒情也。益都相国真名臣，但知谋国不谋身。自谓治民如艺圃，一夫抱瓮徒艰辛。人植数株分力灌，易成芳树垂清阴。所以惜财如惜宝，树人早暮筹甘霖。只今世平田野治，伊谁之力三公致。公曰非予有圣明，下则卿僚百执事。共扇和风致太平，辅臣得助匡勷志。国多乔木流清芬，郁然现出唐虞世。此时不乐需何年，一丘一壑随心置。皇畿之内有荒园，废而不耕犹石田。公出俸米数百斛，构成别业供流连。有时闭门读《论语》，有时开阁延宾贤。朝回每踏沙堤月，车过长随御鼎烟。……自辟荒园成乐土，藩篱不设门无扃。自云此地非吾掌，俸钱出自皇家帑。君恩理合公诸民，敢云独乐成私攘。”诗中将万柳堂与唐代裴度的绿野堂作了比较，认为当时正值太平盛世，冯溥舍己俸禄营造此园，并非像裴度那样仅为置产自娱，而是与民众同乐，并且善于调动众人积极参与，经营园圃如统领百僚治理天下，手段高明。
康熙朝前期，朝堂之上满汉大臣对立，矛盾重重，不断发生冲突。冯溥年事渐高，身处政治漩涡，颇感厌倦，从康熙九年（1670）起就多次上疏乞骸，却被康熙帝屡次挽留。居京期间，事务繁杂，惟有在亦园中才能稍得逸趣。对此秦松龄《亦园记》载：“公以老成名，德居政府，系海内重轻，顾常萧然尘外，有高世之志。园甫成，而乞休之书凡六七上。人问其所以成是园者，曰：‘偶然耳，吾去，则将舍之，以遗之后之人。’值天子方倚重，不遂其请，于是论思之暇，则肩舆曳杖，从容而往游焉。”
康熙十七年（1678），传闻冯溥即将致仕归乡，京官文士纷纷写诗作文相赠。储方庆《万柳堂记》载：“相国冯先生之在政府也，购都城东偏之隙地为园，而名之曰万柳堂。岁戊午，先生年七十矣，将致政归，天子强留之不可。盖其视弃相国如敝屣也，而独惓惓于万柳堂。一时待诏阙廷者争为诗文，传述其事，至百有余家。先生顾之色喜，曰：吾挈是以归，一展卷而堂在焉，吾又何恋乎？先生之意以为堂藉诗文而传也。”但实际上冯溥又一次被皇帝挽留，并未离京。
清廷入关三十余年间，陆续消灭各地反叛势力，平定三藩之乱，国势渐趋稳定。就在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帝决定开博学鸿词科（又名“博学鸿儒科”），谕旨声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延揽有声望、有学识的人才为朝廷效力，同时也算是对明代遗民的一种安抚。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博学鸿词科考试正式在紫禁城体仁阁举行，一百四十三人应试，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朱彝尊、汪琬、潘耒、毛奇龄、尤侗等名士赫然在列，人物鼎盛，称誉一时。冯溥积极参与此事的筹划与实施，推荐人选，并担任主考官。在此之前，冯溥也曾经担任过会试主考，但这次博学鸿词科意义更大。按照中国古代科考惯例，所取之士均为“冯氏门生”，冯溥由此成为文坛领袖，地位尊崇。
考试结束后，冯溥在万柳堂举办了一次盛大的雅集，邀请应召来京的多位名士赴宴，并请各人当场分别作《万柳堂赋》，毛奇龄的作品被评为第一，对此毛氏《制科杂录》称：“时益都师开宴万柳堂，延四方至者，命即席作《万柳堂赋》，蒙奖予第一。”《日下旧闻考》引《京城古迹考》：“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为国朝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康熙间开博学鸿词科，待诏者尝雅集于此，检讨毛奇龄曾制《万柳堂赋》。”
徐釚《万柳堂赋》描写当时园中游乐盛况：“于是驿驻郑庄，屐回谢傅，驰金犊而尘飞，响钿车而烟惊。陈王饰玛瑙之鞭，卫尉碎珊瑚之树。掩翠黛以翱翔，浮素波而容与。乃出南塘而走马，爰入槐里以斗鸡。绾芙蓉之绣带，被蒲桃之赐衣。温皋草浅，小苑烟霏，送珠丸于文羽，照绿帻于春枝。回修廊，步曲池，弹铁拨，响冰丝，凤笙缥缈，龙笛参差。激清商于帘幙，杂宾朋之履綦。斯诚游观之胜事，抑亦行乐之遗规。而乃沼锁鸳鸯，楼非鳷鹊。短垣低槛，不假雕琢。疏泉架壑，宛似幽居；缚槿编篱，依然村落。春水半篙，澄波一勺。萧疏异午桥之庄，浅淡映蓝田之郭。真齐物我于同观，庶等先忧而后乐。矧夫槎蘖怒茁，毛羽恬熙，仁全蜾蠃，泽满鲲鲵。芒屩葛巾，庭无主客；田夫野叟，路指东西。俯茅檐于碧涧，凌绝巘以丹梯。羌有情于露井，岂无言于李蹊。乃歌曰：飘忽兮层楼，窅冥兮方瀛。千株万株兮，鸟鸣鸧鹒；一丘一壑兮，聊以娱情。惟我相国兮，佐理升平；弹棋赌墅兮，乐彼苍生。”
毛奇龄又记：“自发榜后二日，尚未授职，益都师复修禊于万柳堂，蒙召者一十六人。酒再巡，司斟者呼‘解托’。师曰：‘解托有出乎？’……”当年四月二日发榜，四日冯溥再次在万柳堂举行雅集，邀请汪琬、毛奇龄、施闰章、徐嘉炎等十六位榜上有名者赴会，酒席间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气氛融洽。
自此之后，万柳堂雅集的次数更为频繁，规模更大，参与者多为饱学之士，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冯溥为核心的汉人文官集团。诸人在园中吟风唱月，评诗论文，看似超脱，实则蕴含一定的政治意义，有助于清廷笼络天下英才，实施文治。
汪懋麟《万柳堂记》称：“每月之八日，公必携宾客游于斯。”从冯溥诗题来看，他组织雅集的时间确实大多选择在每月的初八日，如《三月八日集万柳堂》：“市尘尽处径通樵，覆水桃花度石桥。鸥鹭闲情皆世外，羲皇高话永今朝。登临老手犹堪赋，祓禊良朋正见招。试问东山丝竹事，谢公墩下草萧萧。”徐釚《二月八日偶过万柳堂和益都公韵》：“缭白萦青逼禁烟，同搀醉步草堂前。新来乳燕偏多态，未放夭桃剧可怜。好景难逢寻别墅，春风每惜到华巅。破除岁月聊乘舆，挥尘休谈柏子禅。”韩菼《万柳堂记》载：“公憩于斯，常赋诗，其吟风弄月之趣，可以想见，有非文敏文章士之所及者。客来游，或和诗，公甚乐之。推公之心，盖欲与众同其所好，无有彼此之分者，其广大如是也。尚书吴兴公雅与公协趣，常以月之八日携宾朋觞于斯堂。”
除了每月初八之外，三月初三上巳节以及清明节、浴佛节、重阳节前后也会举行雅集。其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初三仿兰亭修禊旧制，在万柳堂集三十余人，与会者多为博学鸿词科出身的翰林，冯溥亲作五律、七律各二首，众人各作七律二首步韵唱和，之后结集编为《万柳堂修禊诗》。陈维崧《万柳堂修禊倡和诗序》载：“盖闻岁纪上除，诗咏秉兰于洧涘；春惟元已，史标躤柳于华林。都下盛洛滨之戏，千瑞安期；山阴流曲水之觞，兴公逸少。颜特进骋华文于刘宋，花在毫端；王宁朔腾玉藻于萧齐，春生楮里。三月三日，水面丽人；一咏一觞，林边名士。亦云在昔，以迄于今，则有韦曲名庄，平泉别业。黄扉上相，欣逢戒浴之辰；绿野元公，喜届祈蚕之序。莺迁郛外，高阁仍开；蝶舞花间，小车远到。裙屐簇谢庭之子弟，辎軿溢马帐之生徒。时则上阳宫外，积霭初晴；宣曲观前，游氛乍敛。天装卵色，皴成双阙之红；岫抹云蓝，滴作万家之翠。绵羽既蹁跹乎绮陌，新荑亦溶漾夫铜沟。鞭丝帽影，争窥白傅之池台；松韵泉鸣，竞和东山之丝竹。兰肴载䔩，桂醸新篘。”朱彝尊诗云：“小径升堂步屧偕，堤沙遥筑避尘霾。歌翻骤雨新荷好，地比崇山峻岭佳。露井有华滋药甲，春衣无桁挂松钗。永和会后斯游最，禊饮蓬池未许侪。”徐釚诗云：“野云遗构不知年，重集林塘此地偏。雁齿桥分沙路狭，鼠须笔倚石阑传。肯判乳燕声同涩，未许衰桃色独妍。犹幸题诗乘上巳，莫教辜负草如烟。”“小白蔫红喜共偕，暖烟迟日少阴霾。已饶曲水回波乐，况有青州从事佳。柳为遣春颦似黛，蒲因新涨短于钗。谢公屐齿偏能健，多恐群贤不易侪。”
至于其他节日的雅集，陈维崧有《清明万柳堂修禊二首》：“青沙白石林塘幽，短衫细马行相求。况逢三月正三日，乍可一年来一游。羃䍥花须粉欲湿，参差柳眼青还留。矶边鸥鸟故拍拍，曷不飞去凌沧洲。”“禊节频过泛羽觞，几年光景去堂堂。思乡最怕凭高阁，吟兴偏期托野塘。但使有光逢杜曲，尽拼无梦到濠梁。新添一雨佳无限，染得春流似碧湘。”《藤阴杂记》引陈廷敬《重阳䜩集》：“晓随丞相凤池头，晚接花茵想胜游。万里捷书频送喜，一时佳节倍销忧。松风有梦怀温树，鱼水多情羡野鸥。不尽谢公丝竹兴，边机樽俎在前筹。”“胜迹王孙万柳赊，相公清兴渺云霞。黄尘漠漠双蓬鬓，艳蕊凄凄旧菊花。见说登临犹昨日，笑怜岁月属官家。何时蜡屐陪欢䜩，也比参军落帽纱。”曹广端《春日同诸子游万柳堂》云：“春色多佳兴，花开随意间。和气吹北林，青嶂叠西山。人歌绿水上，塔倚白云间。胜游杂士隐，仙图别荆关。万柳□夕阳，群鸟倦飞还。何当移寓此，长啸步潺湲。”
邵长蘅认为冯溥既能在朝堂上辅佐天子，又能在园林中寄情山林，可谓两全其美：“公归忠孚于主，道行于时，故功成而人不惊，而公因以其休暇得寓其乐于此。入则谟谋庙堂，出则徜徉林麓，古人所愿慕而不能得者而公得兼有之。噫！何其美与！”
冯溥筑此园，不以私产视之，不设看守，不置门锁。除了文臣雅集之外，万柳堂也对其他社会阶层开放，无论士绅还是普通民众均可随意入游，颇有现代公园之风，一时游者云集，毛奇龄《万柳堂赋》曾记：“岁时假沐于其中，自王公卿士下逮编户马医佣隶，并得游居处，不禁不拒，一若义堂之公人者。”秦松龄《亦园记》亦载：“戒主者，无扃鐍，花晨月夕，四时之佳胜。车马阗辏，提壶挈榼而来者，相与觞咏而酣适，兴尽而返，不知其谁主者。盖公履道之久，其视己之勋业文章与世之轩冕缨组之盛，若云烟之去来于无有。于一园之有无，宜其不足以芥蒂于胸中者。”
冯溥本人将此园视为自己与同僚、百姓共享清乐的场所，物我两忘，境界很高，正如王嗣槐《万柳堂记》所称：“公居城南而园在城东。入其门，则无人门焉者，上其堂，则无人堂焉者。都人士女游饮焉勿禁，池鱼薪木毁伤焉勿戒，若不知为谁氏之园亭者，其旷达又何如也。……公以为士大夫居朝宁间，修事考职，虽有余闲而无以引其志，……间尝披辋川之图画，蓝田之歌咏，非不想像而慕之，而意在明吾之所适。渠不可以不穿，树不可以不种，竭吾力而有所不惜。堂舍足以避寒暑，亭台足以延风月，而必与某园某墅较工拙焉，勿为也。凡吾之为此以自乐而已。而士大夫之来游者，岁时休暇，未尝不与吾同趣焉。因推而念之，人日居阛阓，嚣埃湫隘，一旦游于山林幽静之乡，未有不爽然自失者。长安朝市之所在，名利之所争趋，自士君子以及羁旅贩负之徒，苟入吾园一休息之，未有不陶然以乐者也。吾知人之乐必不殊于吾之乐，又安能以吾之乐不公乎人以为乐？是‘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不若与众’之旨也。以为忘物我、齐得失，于吾何有哉？”
邵长蘅《万柳堂记》也对冯溥的气度大加夸赞：“又闻公于园西偏辟屋储饩，收弃子，设义塾，掩骼胔，细至昆虫飞走，皆被其泽。而园之中游者杂遝，饮者叫呶，以及贩夫野老肩摩袂接于履席间。然则推公之意，殆将忘势位、齐物我，欲物各得其所，不仅与平泉、履道争奇，一树一石夸都人之美观已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冯溥正式退休，离京前同僚、门生、友人在万柳堂置酒相送，最后一次举行盛大集会。席间冯溥作《致仕将归诸同人置酒万柳堂话别漫题二律》《别万柳堂》，其诗云：“草堂万柳忆初栽，手抚新枝日几回。点黛遥从空际落，衔杯还喜故人来。不堪多病垂垂老，且使行旌缓缓催。他日烟霞逢客至，能无重问旧条枚。”
送行诸人均有赠诗，如朱彝尊诗云：“十里沙堤万树杨，秋荣犹未点新霜。小车稷下将归日，上巳城东旧醉乡。坐立部歌听总好，田园乐事话方长。千秋祖帐赢疏传，录别樽前有和章。”“白头许赐冶源闲，青史难将谏录删。此去耕渔寻旧侣，且凭丝竹解离颜。开颜浴鸟阶前水，过雨斜阳槛外山。他日从游期莫定，强留嘶骑玉河湾。”潘耒诗云：“十围官树抚垂杨，且喜婆娑鬓未霜。载酒每寻红叶墅，抽簪真到白云乡。时平补兖心还切，身健明农兴转长。最是主恩堪眷念，平泉草木丽天章。”尤侗诗云：“老臣归去宴长杨，拂拭安车带晓霜。遥指青山皆故里，回看绿野即他乡。流连丝竹襟怀远，倾倒杯盘笑语长。弟子骊歌且罢唱，君王亲自洒诗章。”秦松龄诗云：“相公别墅种垂杨，点染秋容耐旱霜。休沐近依丹凤阙，忘机久作白鸥乡。忽思田里归心遂，却忘林泉别意长。祖饯仍当觞咏处，壁间吟遍旧诗章。”
康熙年间万柳堂雅集诗赋多出自著名的文人官僚之手，连篇累章，是当时主流诗风的典型代表，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给这座名园增添了更多的文气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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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沿革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万柳堂图》（图1），画幅左上端题写了那首七言律诗，字词与《南村辍耕录》所录略有出入，跋曰：“野云招饮京城外万柳堂，召解语花刘姬佐酒，姬左手持荷花，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曲，因写以赠。”落款“子昂”，另外钤有“赵氏子昂”“水精宫道人”二印，传说为赵孟頫亲笔所绘，曾经入藏清宫内府，编入《石渠宝笈续编》，乾隆帝在图上御题一诗：“久闻城外有廉园，今日宛看图画存。求媚羞为右丞相，传真却赖昔王孙。举杯有妓方当席，策马何人复到门。名胜江南寻欲遍，笑予失遂似平原。”从图上看，万柳堂前筑有虎皮石台，园中正堂采用工字形平面，周围柳树依依，阶下散置玲珑湖石，远处山峦映带，城关隐约，景致非常幽雅。
郑永华先生对署名赵孟頫的万柳堂诗与图作了考证，认为确有其事。谷卿先生《〈万柳堂图〉及其题诗新论》则认为图是后人伪托，并非真迹，另外根据赵孟頫生平行踪，推断万柳堂雅集的具体时间为至大四年（1311）至延祐五年（1318）之间的某个夏日，当时廉希宪早已去世。所谓“野云廉公”究竟是何人，历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或曰廉希宪的兄弟廉希闵、廉希恕，或曰廉希宪第五子廉恒。
清代后期文人大多误以为元代廉氏万柳堂是清代冯氏万柳堂的前身，将二园基址混为一地，如徐珂《清稗类钞·园林类》载：“京都两万柳堂：元廉希宪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东南隅，地本拈花寺。”道光年间阮元（谥号文达）应邀为冯氏万柳堂旧址所在的拈花寺题“元万柳堂”匾，对此《燕都丛考》所引晚清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曾做过辨析：“冯文毅公万柳堂实非廉野云旧址，嘉庆间山人朱野云误认为一，阮文达遂题曰‘元万柳堂’。”又称：“文达以为此地即元廉野云之万柳堂，而冯益都因之，后石仓场文桂改为拈花寺，然予考朱竹垞《日下旧闻》，录廉希宪万柳堂于存疑卷中，是已莫知其处。当日益都开阁延宾，最称好事，竹垞亲为坐客，使旧址可寻，不容不知。未悉文达何所据也。”中华民国时期郭则沄《十朝诗乘》亦云：“廉野云万柳堂在草桥畔，冯益都特袭其名，阮文达题其榜曰‘元万柳堂’者，误也。”
虽然清代的万柳堂与元代万柳堂之间并无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冯溥却刻意因袭其旧名，是希望能够再现前朝名园遍植柳树的特色，向先贤致敬，故而尤侗有诗赞道：“昔日廉希宪，今日冯野王。两贤虽异世，万柳若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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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历程
图2 冯溥画像冯溥（1609—1691）（图2）字孔博，又字易斋，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人，祖籍临朐，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中举，清初顺治四年（1647）丁亥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读学士、吏部侍郎，康熙六年（1667）任左都御史，九年（1670）任刑部尚书，十年（1671）晋文华殿大学士，达到仕宦生涯的顶峰。
图3 万柳堂在北京外城位置示意图康熙六年（1667）冯溥出任丁未科会试主考，同年在北京外城东南隅、左安门内夕照寺旁边购买一块空地，启动园林修造工程（图3）。毛奇龄《冯公年谱》载：“五十九岁，丁未，会试主考，得黄礽绪等一百五十人。时建育婴会于夕照寺，收无主婴孩，贳妇之乳者育之。就其旁买隙地种柳万株，名万柳堂，暇则与宾客赋诗饮酒其中。”毛氏所述与史实略有出入：当年冯溥确实已经买地并开始动工建园，但尚未种柳，更无“万柳堂”之名。
关于建园的初始动机，江闿《万柳堂记》载：“值士人亦坐阶石，告闿曰：子亦知园所自始乎？园之阴有寺曰‘夕照’。道人柴某尝焚埋胔骼于寺之西，继则募金收养路遗婴儿，已而费不赀。相国闻而勉之，更曲为区画……独是月有资助给发稽考之事，与事之人月一集。相国则又虑人日益众，地湫隘无所容，其何以劝？乃辟东南隅弃地，构斯堂宇。”康熙《大兴县志》载：“今广渠门内东南角有大学士益都冯公溥别业，慕希宪遗踪，亦名万柳堂，堂旁置育婴社以收养遗弃婴儿。”当时有一位姓柴的道士在夕照寺西侧焚埋遗尸，又募集资金收养弃婴，冯溥得知后大为赞赏，协助筹建育婴会，约定每月召集同人商议，考虑到人多而无处容身，便买下东南侧的废弃空地，构筑园林。
王嗣槐《万柳堂记》则交代了另一个缘由：“公成进士，居史馆于官，为第一清士大夫。与兹选者馆课、讲筵而外，日惟车骑宾从，宴饮酬酢。公杜门读书，暇则跨羸马，挟一奚奴，山泉庵林之处行游无不遍。尝语所知，将以俸入所余构一园以寄趣，逡巡二十余年而讫未有成。客有来言者，曰：‘城东有隙地，从某至某，广从若干亩，公曷买之，辟以为园？’曰：‘得毋宜蔬宜谷，令民可田？庐舍坟丘治之有未便者与？’客曰：‘否，是硗瘠不毛之壤，人之所弗争也。’”大意是冯溥公务之遐十分喜欢游山玩水，希望拿出俸禄之余构筑一园，以寄托幽趣，可是二十多年一直未能如愿。有客人提议他购买城东这块空地来修建园林，冯溥却担心侵占良田，与民争利，又怕此处有房屋、坟墓，不便迁移，后来得知是一块贫瘠的不毛之地，无人问津，这才放心买下，开始造园。
这位客人进一步建议在园中广植容易生长的柳树，同时疏浚水渠、堆土为山，被冯溥采纳：“公曰：‘园必以树，树有十年计，有数十年计，其土宜何植？’客曰：‘是宜树柳，所谓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则又生，易生也，而可多植。’公曰：‘园在城内，去山远而不可以无木。’客曰：‘其傍有池，盛夏不涸，疏而凿之，纡折成渠。所聚之土高高下下，平若芒阪，累若梧丘。登陟而望，西山诸峰蜿蜒飞翔，如在襟带。’公曰：‘善。’于是扩而荒之，缭而垣之，上之兀者平之，洼者实之。……所树之柳一年而拱把，二年而成围，三年而清阴交陌，虽武昌官道不能过也，因以名其园。”
大约数年之后的夏日，冯溥作《亦园土山成四首》首次吟咏此园。这组诗收入《佳山堂诗集》卷二，其中第三首曰：“新筑土尚童，夏木不可栽。脱帽当赤日，安得松风来。虬枝相蔽戏，如登舞雩台。明年多移植，务令绝纤埃。”诗题明确将此园称为“亦园”，园中已经堆筑土山，但山上还没有种树，只能想象一下未来松枝掩映的茂林效果。
《佳山堂诗集》卷四有《秋日亦园小集次韵》：“城隅咫尺地，旷岁隔幽寻。”已经将亦园用作雅集的场所。同卷稍后的《秋日其年邀同大可次行九子启暨儿慈彻协一集万柳堂分赋》诗题中首次出现“万柳堂”之名。
《佳山堂诗集》卷五有《亦园新筑二首》：“买地栽花何用卜，凿池通水更近诗。蛙鸣已听依塘曲，莺语悬知待柳丝。”可见此时园景已经大致成形，新栽的柳树尚待抽丝。
同卷的《癸丑八月万柳堂成志喜》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诗云：“畚锸经年结构初，山围平楚屋临渠。乾坤纳纳湖光净，花柳娟娟客性疏。树外钟声分远寺，水边云气护藏书。苍苍凝望秋将晚，可有伊人一起予。”随即又有《客有欲为余种万柳者因预写其景》诗：“堂名万柳倚山隈，柳色参差入槛来。……回廊日影玲珑见，曲沼天光次第开。”说明此园正堂万柳堂于当年正式建成，园中柳树数量不算很多，有人提出续种万株，以求符合“万柳”之名。
著名艺术家李渔于康熙十二年（1673）来到北京寓游，曾经应邀游览万柳堂，作《万柳堂歌呈冯易斋相国》诗，诗题下有小注：“公有别业，与民共之。募人植柳，凡植数株者，即可称地主云。”诗中提及：“只恨堤宽柳尚稀，募人植此栖黄鹂。但种一株培寸土，便称业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众，芳塍渐觉青无缝。十万纤腰细有情，三千粉黛浑无用。” 说明这些柳树以募集众人、共享产权的方式栽种而成。李渔还题写两副对联赠与冯溥，其中一联特为万柳堂而作，序曰：“公置万柳庄于都门，不肯私为己有，与缙绅、士民共之。”联曰：“昔日植三槐，翠幕已经高百尺；此时栽万柳，绿阴又可庇千家。”
康熙十六年（1677）冯溥有诗《万柳堂前新筑一土山，下开池数亩，曲径逶迤，小桥横带，致足乐也，因题二律纪之》：“崚嶒山势径微分，略彴疏林带夕曛。荇藻渐除为贮月，峰峦才就已留云。万家春树参差见，几曲幽荷次第闻。买得扁舟渔唱稳，投闲常伴鹭鸥群。”“数亩银塘睡鸭浮，覆云一篑即丹丘。莺窥柳市啼常早，水临桃源静不流。”可知此园一直在不断修建，丘壑、树林依次呈现，并且辟有数亩之广的水池，池上种植莲花。
韩菼《万柳堂记》载：“堂之成也，相其事者为柴长者世盛，穿筑树艺诸方法皆赖其力，其汲汲于好施行善，与元何敬德事绝类，可尚也，并书以告后之人。”提及万柳堂的施工、种植主要由一位名为柴世盛的长者主持。
《佳山堂诗集》卷六有《题张陶庵画〈亦园山水图〉》：“穿霞小径半莓苔，十丈朱栏画壁开。迢岭烟岚回日月，飞虹步屧近蓬莱。崖悬木杪堪猿啸，松倚云根见鹤来。最恐毒龙蟠一叶，游人莫到最湥隈。” 此诗透露出一个重要讯息：亦园后期工程由江南名匠张然主持设计，并为之绘有一幅《亦园山水图》。
张然字鹤城，号陶庵，为一代造园大师张南垣第四子，曾为北京多位王公大臣设计府宅花园，其中最著名的两座园林为冯氏万柳堂和另一位大学士王熙的怡园；又奉诏设计西苑瀛台、畅春园、玉泉山等皇家园林，名声大噪。
戴名世为张南垣所作《张翁家传》载：“益都冯相国构万柳堂于京师，遣使迎翁至，为经画，遂擅燕山之胜。自是诸王公园林，皆成翁手。”据曹汛先生考证，此处“翁”应指张然而非其父张南垣。黄与坚为张然所撰墓志铭载：“君讳然，字鹤城，以号行曰‘陶庵’。君少慧，南垣特钟爱，令学宋元画法，后以叠山要道次次授之。顺治间游三吴有声，乙卯冯大学士聘至都，构万柳堂，兼为王大学士葺怡园，人叹赏，于是亲王以降加之礼遇，荐于朝。”“乙卯”即康熙十四年（1675），张然于当年应冯溥之邀来京，为已经营建八年之久的亦园重新进行勾画，终成妙境。
冯溥晚年多次向朝廷乞求归休，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获准以原官致仕，加太子太傅，回故乡益都养老。康熙帝赐诗赠别：“环海销兵日，元臣乐志年。草堂开绿野，别墅筑平泉。望切岩廊重，人思霖雨贤。青门归路远，逸兴豁云天。”诗中将万柳堂比作唐代名相裴度的绿野堂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
离京后冯溥一直住在益都，再也没有回过北京，直至康熙三十年（1691）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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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置
清代文士为冯氏万柳堂作有大量诗文，从中可以大略了解其景致概况。
朱彝尊《万柳堂记》载：“度隙地广三十亩，为园京城东南隅。聚土以为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沟以为池，不必甃以砖也。短垣以缭之，骑者可望，即其中境转而益深，园无杂树，逶逦上下皆柳，故其堂曰‘万柳之堂’。今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元野云廉公讌游旧地以名之也。”
秦松龄《亦园记》称：“先是京师崇文门外有隙地，广三十亩，在灌莽间，据东郊之胜。今相国冯公见而乐之，因刜除之，为园曰‘亦园’，又种柳竟园之广，建室五楹其中，曰‘万柳堂’。”
王嗣槐《万柳堂记》载：“堂五楹，阁三间，回轩长廊，庖疈供给各有其所。有亭有榭，有舟有梁，阻陂筑塘，杂树果木，绿条散风，红葩曜日，时鸟变声于幽林，游鱼出没于碧沼。”
邵长蘅《万柳堂记》载：“今相国益都冯公于都城崇文门东治园一区，因其突者垒之为冈阜、为陂陁，因其洼者疏之为池、为涧，因涧之曲折跨以为桥。作堂三楹，其中缭以横槛，旁植含桃梅李之属百本，而柳最多，至不可数计，因名其堂曰万柳。”
毛际可《万柳堂记》载：“由崇文门过接待寺而东，风物清旷，道中无车马迹，又里许，至万柳堂。入门循东北行，小径纡折，洼处辄架木为桥。其下伏流沮洳，络绎奔会，聚者镜泓，散者星列。小艇可容数人，汎汎若苕霅间。其上因浚池之深以为山，冈阜回互，丘壑苍莽。拾级而登，则西山晴翠，明灭可指。雉堞左右映带，视民庐所隐蔽处，不尽如环而中断焉。榆柳合围，丛生蔓植。每春夏之间，绿阴千顷，絮花蒙密，如雪中行。中列数楹为堂，周以回廊，护以曲槛。亭台一二，落落如不经意为之。其傍为放生池，又其外为育婴舍。”
韩菼《万柳堂记》载：“都城东南，地颇闲旷，凌埃氛，接平远，无邑居之剧，有物外之趣。相国始平公理政之暇，常往游而乐之。经始弃壤，收涵胜概，疏决剪剔，辟园其间，名之曰‘亦园’，而名其堂曰‘万柳’。……堂三面环以堤，堤皆植柳，今已成行，茂密可爱。由堂以望，天碧野绿，混若未了。清风时来，飘然空际。堤旁凿池，引泉周于堂隅，或盩或洑，若玦若縠，植以芙蕖，泳以鯈鱼。其坻可竿，其步可船。幽幽然，潨潨然，若不知所届也。杂莳花药、果蔬之属数十畦，引井分沟，高下溉之，均节水势，不啮不淫，皆顺地阞可师法。”
徐釚《万柳堂赋》对园景有较多的文学性描写：“都城崇文门之东，相国益都冯公别墅在焉。冈回径转，溪水环流，白板青帘，参差上下。周遭植柳万株，因以名堂。每于风日晴美，都人士挈榼以游，相国顾而乐之。一时渊云之彦集阙下者咸侈为诗歌，以传其胜。余不揣固陋，遂为赋曰：永丰坊里，灵和殿前。长条踠地，碧缕参天。时袅金堤之雨，常迷灞水之烟。或种五株于□里，曾无万树于平泉。未有沙堤晓筑，东阁初开，龙鳞作瓦，雁齿为阶。车茵客醉，华馆人回。相田畴之膴膴，眺原隰之每每。结板扉于岩岫，陋峻宇之崔嵬。韩稚圭晚香斯托，裴晋公绿野堪陪。爰乃经营禁苑之东，叠石凤城之侧，左顾滹沱，右瞻溟渤。西山之爽气飞来，东海之朝霞欲摘。覆篑凿环，度阡越陌，干古嵯岈，禽鸣磔格，游鱼瀺灂，飞花狼藉。恍疑高士之衡庐，讵过仙灵之窟宅。时惟春暖，芳草芊芊，帐弹锦瑟，墙映秋千。鹅黄色淡，鸭绿波添。士女折章台之线，游人泛洛水之船。咸向溪堂以祓禊，群呼乍起而三眠。已而布谷催耕，子规滴血，芍药将残，蘼芜欲歇。怅新蒲之渐绿，盼杨花之飞雪。翳绮疏之窈窕，挽晨曦于不绝。亡何珠洒丘尘，金飞沙雾，荷衣褪粉，莲房咽露。桓宣武之十围已改，陶渊明之三径非故。况呼雁唳霜凄，鸥眠月直，秋水迢遥，寒林萧瑟。望南陌而云影苍苍，吊渭城而风声恻恻。何妥之斋头雨浣，王恭之月中露涤。莫不藉楼阁之纡回，抚韶光之瞬息。”
毛奇龄《万柳堂赋》同样堆砌典故，将此园比作历史上许多名园。其序曰：“万柳堂者，益都相国冯公之别业也。其地在京师崇文门外，原隰数顷，污莱广广，中有积水，渟瀯流潦。既鲜园廛，而又不宜于粱稻。于是用饔钱买为坻场，垣之墍之，又偃而潴之，而封其所出之土以为山。岩陁坱曲，被以杂卉，构堂五楹，文阶碧砌，芄兰薢茩，蘞蔓于地。其外则长林弥望，皆种杨柳，重行叠列，不止万树，因名之曰‘万柳堂’。”其赋曰：“若夫城南杜曲，郭内张田，坊名履地，道类平泉。上宰钦贤之馆，相公独乐之园。开丙舍于广陆，寻午桥之通川。绿野匪伊阙之旧，蓝田出辋水之间。岂若谢氏东冈，潘仁西宅。林绕桐园，溪连梓泽。花飞会老之堂，草满藏春之域。图竹木于游岩，拾槐枝于李石。……”
综合而言，此园位于北京外城东城墙内，占地面积约30亩，所在地段原本是一片洼地，有积水，不宜种植庄稼，却宜于造园。外围以低矮的短墙环绕，人在园外骑马，即可直览园景。内部剔除荆棘杂草，加挖河池，将所掘之土堆叠成假山。五间正堂万柳堂居中而立，三面围以堤坝，堤上种成行的柳树，堤下临池，引水至堂角，池中种荷花、养游鱼。另辟花圃、菜畦，培植花卉、果树、蔬菜，设沟渠灌溉。
万柳堂所在位置属于外城，周围比较萧疏空旷，不似内城坊巷那般稠密，有郊野之感，并可以借附近城墙、寺院、酒家之景，故朱彝尊诗云：“绿杨高映女墙连。”徐元文诗云：“酒垆僧舍自为邻。”前引冯溥诗中有一句“树外钟声分远寺”，指的就是周边佛寺的钟声。
万柳堂紧邻夕照寺，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寺，始建于金代大定年间（1161—1189），原名弥陀寺，明代景泰年间（1450—1457）更名法藏寺，寺中有一座七层楼阁式佛塔（图4），为当地名胜，20世纪60年代拆除。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重阳日……南城居人多于左安门内法藏寺弥陀塔登高。……法藏寺旧名弥陀寺，金大定中立，明景泰二年重建，更名法藏寺。……北地多风，故塔不能空，无可登者。法藏寺弥陀塔独空，其中可登。塔高十丈，窗八面，窗置一佛，凡五十八佛，佛舍一灯。岁上元夜，寺僧燃灯绕塔奏乐，金光明空，乐作天上矣。”清代在万柳堂园中可以清楚地看见此塔身影，故而潘耒咏园诗提到：“塔影斜依幌，山光近逼栊。嶙峋瞻魏阙，杳霭望离宫。”清末王闿运游万柳堂故址，在日记中记载当天出园后即登法藏寺塔观景，“塔七级，殊不高，入其中，如笼鸟窥外”。4
意匠分析
万柳堂园内的建筑数量很少，除了正堂之外，还有三间楼阁，以及长廊、回轩和几座亭榭，如韩菼《万柳堂记》所云：“凡园之所有，如是而足，不架危，不缒幽，不设藩，无崇台延阁之侈，无雕镂金碧之华，取寓意而已。”但园中空间却较为复杂，徐元文咏园诗云：“名园负郭带烟霞，径仄桥危逐水斜。”“篮辇客到迷幽径，篱落花开漾晚波。”描绘此园小径曲折狭窄，溪道偏斜，架桥危然，仿佛有烟霞掩映，令人有迷离之感。
此园利用原有的水洼，加挖疏浚，形成丰沛的水景。刘大櫆《游万柳堂记》载：“其中径曲而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 徐乾学咏园诗云：“凿池初引玉泉流” ，强调池塘有源头活水。冯溥诗云“闲观鱼跃出方塘”，说明池中蓄养游鱼。水上可以划船，能让人联想起江南水乡，对此查嗣瑮有诗咏道：“重重叶屿接花潭，小桨轻篙次第探。记得春随樊子去，烟波风雨满江南。”
在营造过程中，一边加挖水池，一边将挖出来的土堆成山丘，实现土方平衡，正如刘大櫆所云：“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 尤侗诗亦称：“甃拟因得水，垒块便成冈。”
张然所掇假山是此园主景所在。赵翼《檐曝杂记》载：“古来构园林者，多垒石为嵌空险峭之势。自崇祯时有张南垣，创意为假山，以营邱、北苑、大痴、黄鹤画法为之，峰壑湍濑，曲折平远，巧夺化工。南垣死，其子然号陶庵者继之，今京师瀛台、玉泉、畅春苑皆其所布置也。杨惠之变画而为塑，此更变为平远山水，尤奇矣。” 张氏之山以“曲折平远”著称，采用以土带石之法，仿大山之余脉，看似寻常，却浑然天成，又讲究可游可入，大有奥妙可寻。
潘耒《赠张陶庵山人》诗对张然在北京造园时的叠石技艺大加称赏：“山人绝艺天下无，驱使顽石开灵区。千岩万壑出指掌，仇池禹穴罗庭除。白发飘萧来日下，朱门戟第争迎迓。处处园池灵璧山，家家亭馆关同画。渐台崒嵂临昆明，至尊清暑时经行。璇题绣柱非所尚，小山孤屿聊怡情。山人承诏来区画，善体天心露台惜。转簇蓬壶栏槛边，月斧神工运无迹。别开禁苑临玉泉，缘山结构皆天然。平冈浅渚足游眺，水衡不废千缗钱。事了飘然乞身去，归卧九峰幽绝处。不贪荣利诧遭逢，斯世斯人堪叹誉。君不见宋家艮岳峰巉岩，割奇铲秀来深潭。至今行人詈朱勔，千金一石骚东南。”所谓“平冈浅渚”，正是张氏之山的典型景象。其《万柳堂》诗又云：“筑土皇陂北，穿池太液东。三峰晴落掌，九折迥排空。”提及土山上有三峰并列之景。
李良年怡园宴饮诗也对张然的技艺推崇备至：“为园好手来三吴，指挥整暇走万夫。天机自发非规模，鸠工五月浑须臾。眼中位置一一殊，缭以周垣屏尘污。取径蜿折何旋纡，坡陀有角山有嵎。三峰娟妙如名姝，玉环飞燕匀丰癯。又如好手作画图，米颠黄痴杂倪迂。理绝粉本谁瑕瑜，其下有壑环水铺。”诗中也提到“三峰”手法，似以形态独特的山石排列而成，肥瘦停匀，山下环以沟壑，还称赞张然叠山堪比宋代米芾和元代黄公望、倪瓒的山水画。
吴伟业《张南垣传》描写昔日张南垣叠山：“曾与友人斋前作荆关老笔，对峙平墄，已过五寻，不作一折，忽于其颠将数石盘互得势，则全体飞动，苍然不群。所谓他人为之莫能及者，盖以此也。”冯溥有一首诗吟咏亦园假山，题目为《山巅安放小石数块历落可观并纪以诗》，与吴氏这段话若合符节——在山巅点缀几块小石，化平淡为神奇，正是张氏家传的独门绝技，最终形成“数拳秀发云为窟，一叱形成雨不归”的奇妙景象。
相比同时代其他园林而言，植物在万柳堂的景观配置中占据了更高的比重。
园所种的万株柳树是其最大的特色。柳（Salix）是杨柳科柳属乔木，分旱柳和垂柳两大类。南方常见的垂柳（Salix babylonica）在北京地区难以存活，所种柳树以旱柳（Salix matsudana）及其变种绦柳（S. matsudana f. pendula）为主。旱柳适应性强，枝条较直；绦柳多栽于水边，其小枝柔软倒垂，树叶狭长，与垂柳最为相似。万柳堂多水，所载之柳可能以绦柳为主，春夏之际，柳絮飞扬，宛如下雪。
唐宋时期私家园林常常出现连绵成片的花木景象，如《洛阳名园记》载北宋洛阳归仁坊有唐代牛僧孺故园：“园尽此一坊，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明末清初之后，江南园林的植物景观更重视单株欣赏，很少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万柳堂作为一座北方园林，依旧保持前朝遗风，别有一股豪放之气。清代北京城东半部属于大兴县辖地，康熙二十四年（1685）成书的《大兴县志》将万柳堂列为“大兴县八景”之一，称“亦园新柳”，知县张茂节作有咏景诗：“尽日柔条漾曲尘，三眠乍起绿初匀。长杨十万方迴猎，枚马谁为献赋人。”
清人咏万柳堂诗文多次描写园中的柳色， 如毛奇龄《万柳堂赋》有大段文字铺陈其中柳树之美：“东门之杨，其叶湑湑；汉宫垂柳，千株万株。长条短干，茀郁依纡。丝丝缕缕，或结或舒。参天踠地，旁苑临渠。如帷如幔，一区两区。行列成门，蓬童似庐。低堪系马，深可藏乌。”朱彝尊诗云：“十里沙堤万树杨，秋荣犹未点新霜。”
除了描写柳树之外，很多诗文同时还提及桃、杏、竹、松、梧桐、草药等其他花木。如王熙诗云：“相国名园水石佳，阴森万柳护莺花。”周金然诗：“平泉万树迥含烟，占断韶光绿野前。弱柳迎风低地拂，小桃着雨背人怜。”朱彝尊诗云：“径仄易侵苹叶小，日晴况有杏花妍。”“露井有华滋药甲，春衣无桁挂松钗。” 陈维崧诗云：“羃䍥花须粉欲湿，参差柳眼青还留。”尤侗诗云：“怪石支幽洞，繁花绕曲廊。层台丛古木，侧径倚修篁。细草眠麋鹿，高梧览凤凰。最怜彭泽树，移出永丰坊。初染鸭头绿，深披鹅羽黄。依依垂手舞，袅袅折腰妆。” 严绳孙《柳枝词》曰：“丹禁城南小苑开，万株新柳拂烟栽。”“软红冲过六街尘，翦绿搓黄别作春。”“雨滋烟敛绿成行，小小红亭曲曲塘。”“柳浪萍池自不扃，黄鹂啼处绿冥冥。”“踏青挑菜却来无，谱出清明士女图。”胡南苕诗云：“春入平泉万绿分，清晖水木映斜曛。柳湖夜漾千林月，松岛晴归众壑云。虹影双垂穿树见，莺簧百啭隔溪闻。丹台翠壁留题遍，休暇东山此乐群。”
此园在当时被认为是完全可以与江南媲美的佳胜之地，很多江南文人来到园中，大有亲切之感，如太仓吴暻诗云：“到来忽得江南意，尽日颠狂弄水涯。” 湖州严我斯诗云：“绝似江南景，凭谁把钓竿？”高珩《亦园记》称：“万缕将披细柳，知浓阴行埒苏堤；数尺自出清泉，是神力驱成香海。”将此处柳色比作杭州西湖的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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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集游乐
无论城内的府宅之园还是城外的郊野田园、山林别业，历代私家园林绝大多数为幽居之所，但清代北京的这座万柳堂却仅仅用于雅集游乐和育婴会事务，仅设有厨房以备酒食，不设卧房等起居设施，冯溥及其家人、友朋也从来不在此歇宿，显得非常特别。
如前文所述，亦园之建，首先是为了给育婴会提供一个聚会议事的场所。随着景致日渐完备，冯溥也经常邀请一些同僚、朋友来园中宴饮游乐，如其《集亦园复次前韵》所咏：“城南韦曲地，尺五宴凉天。凭眺山河壮，登临杖履贤。曲夸郎顾后，花绽雨声前。坐见银河泻，真堪乐岁年。”其秋日宴集诗云：“曲溪疏柳带晴光，上客遥过野径长。旋拨虬枝临废井，闲观鱼跃出方塘。平分风月能无句，领略云山好命觞。丝竹自惭非谢傅，还期休沐莫相忘。”值得一提的是，冯溥每次游园都会作诗，在一首诗的序言中声称：“予每游万柳堂皆有诗，聊以适夫性情，非云计乎工拙。腊月八日、正月八日同人复起育婴堂，两至其地，以岁事匆冗，不及作，暇日补之，以纪一时之事云尔。”
李渔《万柳堂歌呈冯易斋相国》长诗咏道：“堂开万柳胡为者？不似裴公营绿野。绿野当年只自娱，求田问舍恒情也。益都相国真名臣，但知谋国不谋身。自谓治民如艺圃，一夫抱瓮徒艰辛。人植数株分力灌，易成芳树垂清阴。所以惜财如惜宝，树人早暮筹甘霖。只今世平田野治，伊谁之力三公致。公曰非予有圣明，下则卿僚百执事。共扇和风致太平，辅臣得助匡勷志。国多乔木流清芬，郁然现出唐虞世。此时不乐需何年，一丘一壑随心置。皇畿之内有荒园，废而不耕犹石田。公出俸米数百斛，构成别业供流连。有时闭门读《论语》，有时开阁延宾贤。朝回每踏沙堤月，车过长随御鼎烟。……自辟荒园成乐土，藩篱不设门无扃。自云此地非吾掌，俸钱出自皇家帑。君恩理合公诸民，敢云独乐成私攘。”诗中将万柳堂与唐代裴度的绿野堂作了比较，认为当时正值太平盛世，冯溥舍己俸禄营造此园，并非像裴度那样仅为置产自娱，而是与民众同乐，并且善于调动众人积极参与，经营园圃如统领百僚治理天下，手段高明。
康熙朝前期，朝堂之上满汉大臣对立，矛盾重重，不断发生冲突。冯溥年事渐高，身处政治漩涡，颇感厌倦，从康熙九年（1670）起就多次上疏乞骸，却被康熙帝屡次挽留。居京期间，事务繁杂，惟有在亦园中才能稍得逸趣。对此秦松龄《亦园记》载：“公以老成名，德居政府，系海内重轻，顾常萧然尘外，有高世之志。园甫成，而乞休之书凡六七上。人问其所以成是园者，曰：‘偶然耳，吾去，则将舍之，以遗之后之人。’值天子方倚重，不遂其请，于是论思之暇，则肩舆曳杖，从容而往游焉。”
康熙十七年（1678），传闻冯溥即将致仕归乡，京官文士纷纷写诗作文相赠。储方庆《万柳堂记》载：“相国冯先生之在政府也，购都城东偏之隙地为园，而名之曰万柳堂。岁戊午，先生年七十矣，将致政归，天子强留之不可。盖其视弃相国如敝屣也，而独惓惓于万柳堂。一时待诏阙廷者争为诗文，传述其事，至百有余家。先生顾之色喜，曰：吾挈是以归，一展卷而堂在焉，吾又何恋乎？先生之意以为堂藉诗文而传也。”但实际上冯溥又一次被皇帝挽留，并未离京。
清廷入关三十余年间，陆续消灭各地反叛势力，平定三藩之乱，国势渐趋稳定。就在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康熙帝决定开博学鸿词科（又名“博学鸿儒科”），谕旨声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希望通过这一举措，延揽有声望、有学识的人才为朝廷效力，同时也算是对明代遗民的一种安抚。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博学鸿词科考试正式在紫禁城体仁阁举行，一百四十三人应试，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朱彝尊、汪琬、潘耒、毛奇龄、尤侗等名士赫然在列，人物鼎盛，称誉一时。冯溥积极参与此事的筹划与实施，推荐人选，并担任主考官。在此之前，冯溥也曾经担任过会试主考，但这次博学鸿词科意义更大。按照中国古代科考惯例，所取之士均为“冯氏门生”，冯溥由此成为文坛领袖，地位尊崇。
考试结束后，冯溥在万柳堂举办了一次盛大的雅集，邀请应召来京的多位名士赴宴，并请各人当场分别作《万柳堂赋》，毛奇龄的作品被评为第一，对此毛氏《制科杂录》称：“时益都师开宴万柳堂，延四方至者，命即席作《万柳堂赋》，蒙奖予第一。”《日下旧闻考》引《京城古迹考》：“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为国朝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康熙间开博学鸿词科，待诏者尝雅集于此，检讨毛奇龄曾制《万柳堂赋》。”
徐釚《万柳堂赋》描写当时园中游乐盛况：“于是驿驻郑庄，屐回谢傅，驰金犊而尘飞，响钿车而烟惊。陈王饰玛瑙之鞭，卫尉碎珊瑚之树。掩翠黛以翱翔，浮素波而容与。乃出南塘而走马，爰入槐里以斗鸡。绾芙蓉之绣带，被蒲桃之赐衣。温皋草浅，小苑烟霏，送珠丸于文羽，照绿帻于春枝。回修廊，步曲池，弹铁拨，响冰丝，凤笙缥缈，龙笛参差。激清商于帘幙，杂宾朋之履綦。斯诚游观之胜事，抑亦行乐之遗规。而乃沼锁鸳鸯，楼非鳷鹊。短垣低槛，不假雕琢。疏泉架壑，宛似幽居；缚槿编篱，依然村落。春水半篙，澄波一勺。萧疏异午桥之庄，浅淡映蓝田之郭。真齐物我于同观，庶等先忧而后乐。矧夫槎蘖怒茁，毛羽恬熙，仁全蜾蠃，泽满鲲鲵。芒屩葛巾，庭无主客；田夫野叟，路指东西。俯茅檐于碧涧，凌绝巘以丹梯。羌有情于露井，岂无言于李蹊。乃歌曰：飘忽兮层楼，窅冥兮方瀛。千株万株兮，鸟鸣鸧鹒；一丘一壑兮，聊以娱情。惟我相国兮，佐理升平；弹棋赌墅兮，乐彼苍生。”
毛奇龄又记：“自发榜后二日，尚未授职，益都师复修禊于万柳堂，蒙召者一十六人。酒再巡，司斟者呼‘解托’。师曰：‘解托有出乎？’……”当年四月二日发榜，四日冯溥再次在万柳堂举行雅集，邀请汪琬、毛奇龄、施闰章、徐嘉炎等十六位榜上有名者赴会，酒席间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气氛融洽。
自此之后，万柳堂雅集的次数更为频繁，规模更大，参与者多为饱学之士，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冯溥为核心的汉人文官集团。诸人在园中吟风唱月，评诗论文，看似超脱，实则蕴含一定的政治意义，有助于清廷笼络天下英才，实施文治。
汪懋麟《万柳堂记》称：“每月之八日，公必携宾客游于斯。”从冯溥诗题来看，他组织雅集的时间确实大多选择在每月的初八日，如《三月八日集万柳堂》：“市尘尽处径通樵，覆水桃花度石桥。鸥鹭闲情皆世外，羲皇高话永今朝。登临老手犹堪赋，祓禊良朋正见招。试问东山丝竹事，谢公墩下草萧萧。”徐釚《二月八日偶过万柳堂和益都公韵》：“缭白萦青逼禁烟，同搀醉步草堂前。新来乳燕偏多态，未放夭桃剧可怜。好景难逢寻别墅，春风每惜到华巅。破除岁月聊乘舆，挥尘休谈柏子禅。”韩菼《万柳堂记》载：“公憩于斯，常赋诗，其吟风弄月之趣，可以想见，有非文敏文章士之所及者。客来游，或和诗，公甚乐之。推公之心，盖欲与众同其所好，无有彼此之分者，其广大如是也。尚书吴兴公雅与公协趣，常以月之八日携宾朋觞于斯堂。”
除了每月初八之外，三月初三上巳节以及清明节、浴佛节、重阳节前后也会举行雅集。其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初三仿兰亭修禊旧制，在万柳堂集三十余人，与会者多为博学鸿词科出身的翰林，冯溥亲作五律、七律各二首，众人各作七律二首步韵唱和，之后结集编为《万柳堂修禊诗》。陈维崧《万柳堂修禊倡和诗序》载：“盖闻岁纪上除，诗咏秉兰于洧涘；春惟元已，史标躤柳于华林。都下盛洛滨之戏，千瑞安期；山阴流曲水之觞，兴公逸少。颜特进骋华文于刘宋，花在毫端；王宁朔腾玉藻于萧齐，春生楮里。三月三日，水面丽人；一咏一觞，林边名士。亦云在昔，以迄于今，则有韦曲名庄，平泉别业。黄扉上相，欣逢戒浴之辰；绿野元公，喜届祈蚕之序。莺迁郛外，高阁仍开；蝶舞花间，小车远到。裙屐簇谢庭之子弟，辎軿溢马帐之生徒。时则上阳宫外，积霭初晴；宣曲观前，游氛乍敛。天装卵色，皴成双阙之红；岫抹云蓝，滴作万家之翠。绵羽既蹁跹乎绮陌，新荑亦溶漾夫铜沟。鞭丝帽影，争窥白傅之池台；松韵泉鸣，竞和东山之丝竹。兰肴载䔩，桂醸新篘。”朱彝尊诗云：“小径升堂步屧偕，堤沙遥筑避尘霾。歌翻骤雨新荷好，地比崇山峻岭佳。露井有华滋药甲，春衣无桁挂松钗。永和会后斯游最，禊饮蓬池未许侪。”徐釚诗云：“野云遗构不知年，重集林塘此地偏。雁齿桥分沙路狭，鼠须笔倚石阑传。肯判乳燕声同涩，未许衰桃色独妍。犹幸题诗乘上巳，莫教辜负草如烟。”“小白蔫红喜共偕，暖烟迟日少阴霾。已饶曲水回波乐，况有青州从事佳。柳为遣春颦似黛，蒲因新涨短于钗。谢公屐齿偏能健，多恐群贤不易侪。”
至于其他节日的雅集，陈维崧有《清明万柳堂修禊二首》：“青沙白石林塘幽，短衫细马行相求。况逢三月正三日，乍可一年来一游。羃䍥花须粉欲湿，参差柳眼青还留。矶边鸥鸟故拍拍，曷不飞去凌沧洲。”“禊节频过泛羽觞，几年光景去堂堂。思乡最怕凭高阁，吟兴偏期托野塘。但使有光逢杜曲，尽拼无梦到濠梁。新添一雨佳无限，染得春流似碧湘。”《藤阴杂记》引陈廷敬《重阳䜩集》：“晓随丞相凤池头，晚接花茵想胜游。万里捷书频送喜，一时佳节倍销忧。松风有梦怀温树，鱼水多情羡野鸥。不尽谢公丝竹兴，边机樽俎在前筹。”“胜迹王孙万柳赊，相公清兴渺云霞。黄尘漠漠双蓬鬓，艳蕊凄凄旧菊花。见说登临犹昨日，笑怜岁月属官家。何时蜡屐陪欢䜩，也比参军落帽纱。”曹广端《春日同诸子游万柳堂》云：“春色多佳兴，花开随意间。和气吹北林，青嶂叠西山。人歌绿水上，塔倚白云间。胜游杂士隐，仙图别荆关。万柳□夕阳，群鸟倦飞还。何当移寓此，长啸步潺湲。”
邵长蘅认为冯溥既能在朝堂上辅佐天子，又能在园林中寄情山林，可谓两全其美：“公归忠孚于主，道行于时，故功成而人不惊，而公因以其休暇得寓其乐于此。入则谟谋庙堂，出则徜徉林麓，古人所愿慕而不能得者而公得兼有之。噫！何其美与！”
冯溥筑此园，不以私产视之，不设看守，不置门锁。除了文臣雅集之外，万柳堂也对其他社会阶层开放，无论士绅还是普通民众均可随意入游，颇有现代公园之风，一时游者云集，毛奇龄《万柳堂赋》曾记：“岁时假沐于其中，自王公卿士下逮编户马医佣隶，并得游居处，不禁不拒，一若义堂之公人者。”秦松龄《亦园记》亦载：“戒主者，无扃鐍，花晨月夕，四时之佳胜。车马阗辏，提壶挈榼而来者，相与觞咏而酣适，兴尽而返，不知其谁主者。盖公履道之久，其视己之勋业文章与世之轩冕缨组之盛，若云烟之去来于无有。于一园之有无，宜其不足以芥蒂于胸中者。”
冯溥本人将此园视为自己与同僚、百姓共享清乐的场所，物我两忘，境界很高，正如王嗣槐《万柳堂记》所称：“公居城南而园在城东。入其门，则无人门焉者，上其堂，则无人堂焉者。都人士女游饮焉勿禁，池鱼薪木毁伤焉勿戒，若不知为谁氏之园亭者，其旷达又何如也。……公以为士大夫居朝宁间，修事考职，虽有余闲而无以引其志，……间尝披辋川之图画，蓝田之歌咏，非不想像而慕之，而意在明吾之所适。渠不可以不穿，树不可以不种，竭吾力而有所不惜。堂舍足以避寒暑，亭台足以延风月，而必与某园某墅较工拙焉，勿为也。凡吾之为此以自乐而已。而士大夫之来游者，岁时休暇，未尝不与吾同趣焉。因推而念之，人日居阛阓，嚣埃湫隘，一旦游于山林幽静之乡，未有不爽然自失者。长安朝市之所在，名利之所争趋，自士君子以及羁旅贩负之徒，苟入吾园一休息之，未有不陶然以乐者也。吾知人之乐必不殊于吾之乐，又安能以吾之乐不公乎人以为乐？是‘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不若与众’之旨也。以为忘物我、齐得失，于吾何有哉？”
邵长蘅《万柳堂记》也对冯溥的气度大加夸赞：“又闻公于园西偏辟屋储饩，收弃子，设义塾，掩骼胔，细至昆虫飞走，皆被其泽。而园之中游者杂遝，饮者叫呶，以及贩夫野老肩摩袂接于履席间。然则推公之意，殆将忘势位、齐物我，欲物各得其所，不仅与平泉、履道争奇，一树一石夸都人之美观已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冯溥正式退休，离京前同僚、门生、友人在万柳堂置酒相送，最后一次举行盛大集会。席间冯溥作《致仕将归诸同人置酒万柳堂话别漫题二律》《别万柳堂》，其诗云：“草堂万柳忆初栽，手抚新枝日几回。点黛遥从空际落，衔杯还喜故人来。不堪多病垂垂老，且使行旌缓缓催。他日烟霞逢客至，能无重问旧条枚。”
送行诸人均有赠诗，如朱彝尊诗云：“十里沙堤万树杨，秋荣犹未点新霜。小车稷下将归日，上巳城东旧醉乡。坐立部歌听总好，田园乐事话方长。千秋祖帐赢疏传，录别樽前有和章。”“白头许赐冶源闲，青史难将谏录删。此去耕渔寻旧侣，且凭丝竹解离颜。开颜浴鸟阶前水，过雨斜阳槛外山。他日从游期莫定，强留嘶骑玉河湾。”潘耒诗云：“十围官树抚垂杨，且喜婆娑鬓未霜。载酒每寻红叶墅，抽簪真到白云乡。时平补兖心还切，身健明农兴转长。最是主恩堪眷念，平泉草木丽天章。”尤侗诗云：“老臣归去宴长杨，拂拭安车带晓霜。遥指青山皆故里，回看绿野即他乡。流连丝竹襟怀远，倾倒杯盘笑语长。弟子骊歌且罢唱，君王亲自洒诗章。”秦松龄诗云：“相公别墅种垂杨，点染秋容耐旱霜。休沐近依丹凤阙，忘机久作白鸥乡。忽思田里归心遂，却忘林泉别意长。祖饯仍当觞咏处，壁间吟遍旧诗章。”
康熙年间万柳堂雅集诗赋多出自著名的文人官僚之手，连篇累章，是当时主流诗风的典型代表，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给这座名园增添了更多的文气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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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沿革
图5 青州偶园佳山堂图6 青州偶园假山
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是冯溥故乡，明代城中有一座衡王府，其东部辟为奇松园。康熙九年（1670）前后，奇松园为冯溥购得，以此为基础修造了一座新园，用作归乡养老之所。园名定为“偶园”，与“亦园”相对；正堂名“佳山堂”，与“万柳堂”相对（图5）。堂南沿墙设置一组假山，下引溪流，宛如山水长卷，平中见奇，很有张氏叠山的神韵（图6）。
偶园由此成为北京万柳堂的延续，冯溥终日在园中徜徉吟咏，如《初归游佳山堂园》：“园行策杖更扶孙，笑指松筠旧植存。老去云山欣再睹，醉来俯仰竟忘言。漫愁薄殖田无获，且喜闲居道自尊。回首尘劳筋力尽，谁知养拙是君恩。”《春日饮佳山堂》：“花树参差莺燕娇，闲云浮动欲遮桥。高峰隐约含朝雨，小阁低回听晚箫。酿就酴醵迟杖屦，翻将书传纪渔樵。东山丝竹资陶写，泉石于今足药苗。”依稀可见昔日万柳堂的风采。康熙三十年（1691）冯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谥号文毅，宅园由其子孙继承，又称冯家花园，其南半部园景至今尚存。
北京万柳堂转归仓场侍郎石文桂。《藤阴杂记》载：“康熙中，冯氏将堂归石文桂。”当时文人仍经常前来游赏，开放一如往昔，但景致逐渐荒凉，外垣颓坏。众人纷纷作诗回忆昔日雅集盛况，如潘耒《重游万柳堂》：“万柳堂前杨柳枝，枝枝拂槛复临陂。开尊最忆陪游地，系马频来儤直时。天下怜才唯少傅，人间行乐只南池。而今东阁荒凉甚，独把长条有所思。”朱彝尊诗云：“乱水秋无路，箯舆入坏垣。粉销题壁字，苔浸插篱门。虫网捎衣桁，鱼床吃树根。频来曾不厌，觞咏旧游存。”吴暻诗云：“水部爱诗兼爱客，为怜春去只须臾。尚迟芍药连天赏，已见樱桃扫地无。金谷好风犹小住，平原遗迹未全芜。烦君堂背浓荫下，醉写城东序饮图。”自注：“堂为故冯相国别墅，今归石氏。”“是日宾主皆以射饮为乐。”鲍鉁诗云：“野云旧迹已消沈，故相遗墟尚可寻。曲水当年修禊事，荒池今日照禅心。空传骤雨新荷调，剩有山禽楚雀音。怪底春阴偏酿雪，手寒无那强凭襟。”
后来有权贵欲得此园，康熙四十一年（1702）石文桂在园中建造殿阁，改为佛寺，康熙帝御笔题为“拈花寺”。对此《京师坊巷志稿》引朱筠《笥河诗集》记载：“康熙中，堂归石氏，时邸贵欲得之，石召工建大悲阁，一夕成，以家祠谢贵人，乃已。自此遂为拈花寺。”《日下旧闻考》载：“（万柳堂）后归仓场侍郎石文桂。……康熙四十一年，石氏建大悲阁、大殿、关帝殿、弥勒殿，舍僧住持，圣祖御书‘拈花寺’额赐僧德元，今恭悬大悲阁上。”之后此园的性质由私家园林变为佛寺园林。
石文桂后来又在寺中东部修建了一座御书楼，以供奉康熙帝御赐书迹，对此《日下旧闻考》有载：“（园中）有御书楼，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简廉堂’，联曰：‘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又有御书石刻数方嵌于壁间。”《燕都丛考》引中华民国张江裁《燕京访古录》载此楼详情：“楼三楹，结构虽小，颇有幽致。壁上悬康熙御笔，颜曰御书。楼正中颜曰‘简廉堂’，有小联副之，均刻之青石。……两旁皆以石勒康熙御笔书唐人诗句，末附以跋云：康熙三十二年五月，皇上幸天津阅视河堤，蒙御书《桂树赋》。三十八年，皇上又赐御书九幅。四十二年三月南巡，又蒙赐御制诗一副，录唐诗一副。叠荷宠荣，感激无地，方将垂法万年，岂容为家宝，敬汇勒贞珉，就拈花寺之东辟三楹，贮石四壁，俾游观士庶皆得仰圣恩云。末署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石文桂恭记。由是观之，非旧万柳堂矣。”
康熙五十五年（1716），汤右曾重游万柳堂旧地，作诗描绘其景，并怀念几十年前的盛况：“小红桥上立移时，四十年来再到迟。一片苍葭迷野水，几行疏柳带荒祠。笙歌不记回灯舫，鱼鸟谁能认鬓丝。剩有怀人惆怅意，春明旧梦省郎诗。”
雍正至乾隆时期，万柳堂园景进一步颓败，桥梁塌毁，柳树陆续被砍伐殆尽，仅剩少量亭榭、土山、水池。刘大櫆《游万柳堂记》载：“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城，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日下旧闻考》引《京城古迹考》：“今其基周围一顷余，内有小土山，即昔莲塘花屿也。”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载：“崇文门外有旧园址，相传国初益都文定公种柳千株，筑凉堂暖阁，月榭风廊，颇华丽；常聚巨公朝士文人墨客，极一时之盛。今柳尽髡，惟一亭存，亦属拈花寺矣。”《藤阴杂记》载：“近则柳枯水涸，桥断亭倾，石氏石刻尚嵌壁上，无复知为益都别墅矣。壁黏履郡王七古覃字韵诗，极为盛衰感慨。”
俞蛟《万柳堂》记载自己与友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日游万柳堂旧址：“本朝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而整葺之为别业，每当休沐之暇，辄与翰苑诸名士赋诗饮酒，以含咏太平之盛。今相距已百有余年，而公之后人无宦达于京国，莫有起而整之葺之者。榛莽接径，瓦砾塞渠，惟依依之杨柳犹摇曳于颓垣断础间，令人不禁抚今追昔而忆张绪当年也。戊戌之春，偕章子次山、郑子少白载酒而往，各赋诗纪游。”又追忆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初三著名文士李锴（号廌青山人）在此举办雅集，宁郡王弘晈也来参加：“乾隆壬申上巳，李廌青招诸名士修禊于万柳堂，宁郡王闻之，携琴酒而往，为助雅游。王以下二十二人，乡人乐君汇川与焉，因绘图以纪其盛，一时娴于篇什者争相题咏。”
嘉庆十五年（1810）夏日，名臣阮元（号云台）于雨后首次游万柳堂，作诗四首，其序称：“京师崇文门外东南隅万柳堂，相传为元廉希宪野云右丞别业，即国初冯益都亦园也。一时鸿博名流皆有题咏，后归仓场侍郎石公文桂，改为拈花寺。今池馆虽废，寺尚在。”其一诗云：“火城阑不住，付与佛拈花。今日伽蓝地，当年宰相家。风流虽歇绝，水木总清华。陈迹且休论，但催僧者茶。”
阮元于嘉庆四年（1799）和道光十三年（1833）两次出任会试副主考，道光十五年（1835）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地位与当年冯溥相仿。在阮元的倡导下，万柳堂再次吸引在京文人官僚的关注，重新成为雅集胜地。阮元本人经常独游万柳堂，或在园中举行雅集，有宴集诗云：“藉田上巳待躬耕，回向林塘曙影横。夜雨泼开春水色，暖风吹散晓禽声。客来南郭心皆远，屋对西山眼更明。记取道人载柳意，送行怀古不胜情。”
嘉庆十六年（1811）立春日，阮元召集蔡之定、宋湘、朱鹤年（字野云）等人在万柳堂设宴，为退休官员秦瀛送行，一位朝鲜使臣也在座。秦瀛作诗四首，其四曰：“阮公真好事，招集到吾侪。作赋词俱妙（座客为蔡学士生甫、宋编修芷湾），为图画更佳（朱野云工画山水）。若教传外国，亦足想高怀（高丽使者喜谈理学，不期而至）。我欲西神隐，何人碧社偕。”
嘉庆年间任内阁中书的麟庆有《游万柳堂》诗，其注曰：“堂为冯文毅相国山庄，时阮云台中丞重修，朱野云布衣种柳五百，堂空人去。”诗云：“几番风雨落花愁，幸有中丞着意修。台榭尽栽新草木，光阴全换旧春秋。伫看浓翠生千树，且聚遥青入一楼。试问呢喃双燕子，依稀王谢昔时不。”可见当时阮元曾经对此园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整，朱鹤年补种了五百株柳树。
法式善（号时帆）、翁方纲等其他著名文人纷纷来此园造访，吟诗作记，朱鹤年后来还绘有一幅《万柳堂图》。礼亲王昭梿也曾经同游，作《同法时帆游万柳堂》诗：“东山修沐地，万柳护堤栽。宸翰中天辟，僧寮四座开。”又有《游万柳堂和吴春麓祠部壁上韵》：“南苑归多暇，晴郊事远游。文星新筑园，宸翰久名楼。”
嘉庆十七年（1812）胡承珙与友人游拈花寺，作骈文《游万柳堂记》：“万柳堂者，故益都相国别业，康熙间尝招鸿博诸君子觞咏于此者也。……今者寺尚拈花，人思补柳（时朱野云处士补种柳五百株）。草色迷旧，烟痕逗新。遂以壬申二月晦日，偕同人游焉。至则女墙覆云，僧房闭日，古佛欲卧，面余网尘。哑钟不悬，腹饱苔绣。其东则御书楼也，奎章炳若，灵光岿然。相与缘桄而登，凭槛而望。户外修竹，翩随袖翻；城头好山，忽与眉接。于时野气勃发，林芳转清。山桃小红，沙荻短翠。新植之柳，含青濛濛；就残之花，缀白点点。乃复越断涧，蓦层坡，藉草成茵，荫柏作盖。胜概追古，遥情抒今，求所谓桥横并马、矶矗打鱼者，已难得其仿佛。……危楼再升，疏酌更举。观东皋之春事，延西崦之夕阳。蔬香半亩，阑入酒尊；农歌数声，妍胜菱唱。曲水浅浅，风来自波；高柯亭亭，烟脱忽暝。然后旋轸弭辔，云散而归，将以此导褉饮之先路，蹑裙屐之后尘焉。”其时寺中建筑较为破败，但尚有花木可观。
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致仕，离京前应拈花寺僧人觉性之请，为故园题“元万柳堂”之匾，悬于御书楼上。清末震均《天咫偶闻》载：“今寺中尚存御书楼，阮文达榜曰‘元万柳堂’，以神谶体书之。”
阮元回到扬州江都县，也自筑一园，仿效北京万柳堂种植万株柳树，定名为“南万柳堂”，南北遥相呼应，成为园林史上的佳话。梁章钜《归田琐记》曾载：“邵伯湖之北数十里，有仪征师别墅，在水中央，四围种柳数万株，每岁长夏必于此避暑，自题为南万柳堂，以别于京师之万柳堂也。”梁氏另作咏南万柳堂诗：“南北平分万杨柳，主宾晤对几桑榆。”
道光间钱泳《履园丛话》记录北京万柳堂遗址景象：“万柳堂在京师广渠门外，今为拈花寺，余尝往游数次。……然昔之所谓莲塘花屿者，即今日之瓦砾苍台也。”并引成亲王永瑆诗云：“居人犹自说冯家，指点荒亭带残堵。”
清末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中有同治十年（1871）四月十四日游万柳堂遗址的记载：“至万柳堂，廉野云别业也。子昂有图，今无，吕才补之，阮元记之，存壁间。康熙中冯溥得其地，募人种柳五株，即为地主，傍城堤上，柳阴浓绿，今无一存矣。堂左有楼，石廷桂摹刻仁皇御书于上，盖后归石氏也，今为拈花寺，无可观者。”
《燕都丛考》引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记载其清末景象：“伯寅招集夕照寺，为万柳堂补柳，索赋长歌……（寺）墙外环以杨柳，野景萧寥，女墙掩映，南望荒亭一二，踌躇榆槐，即冯益都万柳堂也。……傍晚游万柳堂，已为佛寺，门垣俱圮，仅存御书楼三楹尚完好，阮文达题‘元万柳堂’四字八分书。楼上中间有石刻‘简廉堂’三字，为圣祖御书。两旁壁间皆嵌石刻诗，楼外有阑，眺望甚美，春夏之间，应弥佳耳。楼西为大悲阁，尚藏绢屏一扇，为朱鹤年野云所画《万柳堂图》，阮文达书赵文敏所赋《廉园》诗于上。”
李慈铭另作长诗记录了此园的盛衰沿革：“仁皇御宇滇海平，词科大举罗群英。相公翘材启东阁，城东驿骑纷将迎。竹坨词赋西河舌，迦陵乐府湛园笔。吐茵唾地千万言，虞赵有知应失色。庭前万树堆绿烟，柳花乱扑春酒船。几辈朱衣引驺唱，两行红烛斗新篇。平津老去珠履散，佛火钟鱼一朝换。幸逃马厩坏朱闳，留得书楼映宸翰。仪征太傅重停车，山人补柳传画图。亭台倾尽寺田鬻，东风一一摇纤株。侍郎退食命俦侣，载酒招提共延伫。疏畦便插千万枝，顷刻浓阴满庭户。俯仰何胜兴废哀，眼前无数菜花开。荒池水碧犹依旧，更补新荷听雨来。”
《天咫偶闻》载：“京师园亭，自国初至今未废者，其万柳堂乎？然正藉拈花寺而存耳。……今寺中尚存御书楼。……朱野云为之补柳作图。今寺僧颇知修葺，补栽花木甚盛。然园地多碱，实不宜柳。野云所补，既无存。潘文勤又种百株，亦成枯枿。惟池水清泠，苇花萧瑟。土山上有松六株，尚是旧物。”
《古今联语汇选》记载：“京都万柳堂，系元廉希宪别业，后属冯益都相国，为士民游赏之地。中有联云：钦相公燮理余闲，过此寻春，指点野云别墅；缅名士宴游高致，曾经消夏，听歌骤雨风荷。”这副对联将廉氏万柳堂与冯氏万柳堂混为一谈，所述内容兼含元清两代雅集典故，应为清代后期所题。
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是冯溥故乡，明代城中有一座衡王府，其东部辟为奇松园。康熙九年（1670）前后，奇松园为冯溥购得，以此为基础修造了一座新园，用作归乡养老之所。园名定为“偶园”，与“亦园”相对；正堂名“佳山堂”，与“万柳堂”相对（图5）。堂南沿墙设置一组假山，下引溪流，宛如山水长卷，平中见奇，很有张氏叠山的神韵（图6）。
偶园由此成为北京万柳堂的延续，冯溥终日在园中徜徉吟咏，如《初归游佳山堂园》：“园行策杖更扶孙，笑指松筠旧植存。老去云山欣再睹，醉来俯仰竟忘言。漫愁薄殖田无获，且喜闲居道自尊。回首尘劳筋力尽，谁知养拙是君恩。”《春日饮佳山堂》：“花树参差莺燕娇，闲云浮动欲遮桥。高峰隐约含朝雨，小阁低回听晚箫。酿就酴醵迟杖屦，翻将书传纪渔樵。东山丝竹资陶写，泉石于今足药苗。”依稀可见昔日万柳堂的风采。康熙三十年（1691）冯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谥号文毅，宅园由其子孙继承，又称冯家花园，其南半部园景至今尚存。
北京万柳堂转归仓场侍郎石文桂。《藤阴杂记》载：“康熙中，冯氏将堂归石文桂。”当时文人仍经常前来游赏，开放一如往昔，但景致逐渐荒凉，外垣颓坏。众人纷纷作诗回忆昔日雅集盛况，如潘耒《重游万柳堂》：“万柳堂前杨柳枝，枝枝拂槛复临陂。开尊最忆陪游地，系马频来儤直时。天下怜才唯少傅，人间行乐只南池。而今东阁荒凉甚，独把长条有所思。”朱彝尊诗云：“乱水秋无路，箯舆入坏垣。粉销题壁字，苔浸插篱门。虫网捎衣桁，鱼床吃树根。频来曾不厌，觞咏旧游存。”吴暻诗云：“水部爱诗兼爱客，为怜春去只须臾。尚迟芍药连天赏，已见樱桃扫地无。金谷好风犹小住，平原遗迹未全芜。烦君堂背浓荫下，醉写城东序饮图。”自注：“堂为故冯相国别墅，今归石氏。”“是日宾主皆以射饮为乐。”鲍鉁诗云：“野云旧迹已消沈，故相遗墟尚可寻。曲水当年修禊事，荒池今日照禅心。空传骤雨新荷调，剩有山禽楚雀音。怪底春阴偏酿雪，手寒无那强凭襟。”
后来有权贵欲得此园，康熙四十一年（1702）石文桂在园中建造殿阁，改为佛寺，康熙帝御笔题为“拈花寺”。对此《京师坊巷志稿》引朱筠《笥河诗集》记载：“康熙中，堂归石氏，时邸贵欲得之，石召工建大悲阁，一夕成，以家祠谢贵人，乃已。自此遂为拈花寺。”《日下旧闻考》载：“（万柳堂）后归仓场侍郎石文桂。……康熙四十一年，石氏建大悲阁、大殿、关帝殿、弥勒殿，舍僧住持，圣祖御书‘拈花寺’额赐僧德元，今恭悬大悲阁上。”之后此园的性质由私家园林变为佛寺园林。
石文桂后来又在寺中东部修建了一座御书楼，以供奉康熙帝御赐书迹，对此《日下旧闻考》有载：“（园中）有御书楼，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简廉堂’，联曰：‘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又有御书石刻数方嵌于壁间。”《燕都丛考》引中华民国张江裁《燕京访古录》载此楼详情：“楼三楹，结构虽小，颇有幽致。壁上悬康熙御笔，颜曰御书。楼正中颜曰‘简廉堂’，有小联副之，均刻之青石。……两旁皆以石勒康熙御笔书唐人诗句，末附以跋云：康熙三十二年五月，皇上幸天津阅视河堤，蒙御书《桂树赋》。三十八年，皇上又赐御书九幅。四十二年三月南巡，又蒙赐御制诗一副，录唐诗一副。叠荷宠荣，感激无地，方将垂法万年，岂容为家宝，敬汇勒贞珉，就拈花寺之东辟三楹，贮石四壁，俾游观士庶皆得仰圣恩云。末署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石文桂恭记。由是观之，非旧万柳堂矣。”
康熙五十五年（1716），汤右曾重游万柳堂旧地，作诗描绘其景，并怀念几十年前的盛况：“小红桥上立移时，四十年来再到迟。一片苍葭迷野水，几行疏柳带荒祠。笙歌不记回灯舫，鱼鸟谁能认鬓丝。剩有怀人惆怅意，春明旧梦省郎诗。”
雍正至乾隆时期，万柳堂园景进一步颓败，桥梁塌毁，柳树陆续被砍伐殆尽，仅剩少量亭榭、土山、水池。刘大櫆《游万柳堂记》载：“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城，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日下旧闻考》引《京城古迹考》：“今其基周围一顷余，内有小土山，即昔莲塘花屿也。”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载：“崇文门外有旧园址，相传国初益都文定公种柳千株，筑凉堂暖阁，月榭风廊，颇华丽；常聚巨公朝士文人墨客，极一时之盛。今柳尽髡，惟一亭存，亦属拈花寺矣。”《藤阴杂记》载：“近则柳枯水涸，桥断亭倾，石氏石刻尚嵌壁上，无复知为益都别墅矣。壁黏履郡王七古覃字韵诗，极为盛衰感慨。”
俞蛟《万柳堂》记载自己与友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日游万柳堂旧址：“本朝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而整葺之为别业，每当休沐之暇，辄与翰苑诸名士赋诗饮酒，以含咏太平之盛。今相距已百有余年，而公之后人无宦达于京国，莫有起而整之葺之者。榛莽接径，瓦砾塞渠，惟依依之杨柳犹摇曳于颓垣断础间，令人不禁抚今追昔而忆张绪当年也。戊戌之春，偕章子次山、郑子少白载酒而往，各赋诗纪游。”又追忆乾隆十七年（1752）三月初三著名文士李锴（号廌青山人）在此举办雅集，宁郡王弘晈也来参加：“乾隆壬申上巳，李廌青招诸名士修禊于万柳堂，宁郡王闻之，携琴酒而往，为助雅游。王以下二十二人，乡人乐君汇川与焉，因绘图以纪其盛，一时娴于篇什者争相题咏。”
嘉庆十五年（1810）夏日，名臣阮元（号云台）于雨后首次游万柳堂，作诗四首，其序称：“京师崇文门外东南隅万柳堂，相传为元廉希宪野云右丞别业，即国初冯益都亦园也。一时鸿博名流皆有题咏，后归仓场侍郎石公文桂，改为拈花寺。今池馆虽废，寺尚在。”其一诗云：“火城阑不住，付与佛拈花。今日伽蓝地，当年宰相家。风流虽歇绝，水木总清华。陈迹且休论，但催僧者茶。”
阮元于嘉庆四年（1799）和道光十三年（1833）两次出任会试副主考，道光十五年（1835）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地位与当年冯溥相仿。在阮元的倡导下，万柳堂再次吸引在京文人官僚的关注，重新成为雅集胜地。阮元本人经常独游万柳堂，或在园中举行雅集，有宴集诗云：“藉田上巳待躬耕，回向林塘曙影横。夜雨泼开春水色，暖风吹散晓禽声。客来南郭心皆远，屋对西山眼更明。记取道人载柳意，送行怀古不胜情。”
嘉庆十六年（1811）立春日，阮元召集蔡之定、宋湘、朱鹤年（字野云）等人在万柳堂设宴，为退休官员秦瀛送行，一位朝鲜使臣也在座。秦瀛作诗四首，其四曰：“阮公真好事，招集到吾侪。作赋词俱妙（座客为蔡学士生甫、宋编修芷湾），为图画更佳（朱野云工画山水）。若教传外国，亦足想高怀（高丽使者喜谈理学，不期而至）。我欲西神隐，何人碧社偕。”
嘉庆年间任内阁中书的麟庆有《游万柳堂》诗，其注曰：“堂为冯文毅相国山庄，时阮云台中丞重修，朱野云布衣种柳五百，堂空人去。”诗云：“几番风雨落花愁，幸有中丞着意修。台榭尽栽新草木，光阴全换旧春秋。伫看浓翠生千树，且聚遥青入一楼。试问呢喃双燕子，依稀王谢昔时不。”可见当时阮元曾经对此园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整，朱鹤年补种了五百株柳树。
法式善（号时帆）、翁方纲等其他著名文人纷纷来此园造访，吟诗作记，朱鹤年后来还绘有一幅《万柳堂图》。礼亲王昭梿也曾经同游，作《同法时帆游万柳堂》诗：“东山修沐地，万柳护堤栽。宸翰中天辟，僧寮四座开。”又有《游万柳堂和吴春麓祠部壁上韵》：“南苑归多暇，晴郊事远游。文星新筑园，宸翰久名楼。”
嘉庆十七年（1812）胡承珙与友人游拈花寺，作骈文《游万柳堂记》：“万柳堂者，故益都相国别业，康熙间尝招鸿博诸君子觞咏于此者也。……今者寺尚拈花，人思补柳（时朱野云处士补种柳五百株）。草色迷旧，烟痕逗新。遂以壬申二月晦日，偕同人游焉。至则女墙覆云，僧房闭日，古佛欲卧，面余网尘。哑钟不悬，腹饱苔绣。其东则御书楼也，奎章炳若，灵光岿然。相与缘桄而登，凭槛而望。户外修竹，翩随袖翻；城头好山，忽与眉接。于时野气勃发，林芳转清。山桃小红，沙荻短翠。新植之柳，含青濛濛；就残之花，缀白点点。乃复越断涧，蓦层坡，藉草成茵，荫柏作盖。胜概追古，遥情抒今，求所谓桥横并马、矶矗打鱼者，已难得其仿佛。……危楼再升，疏酌更举。观东皋之春事，延西崦之夕阳。蔬香半亩，阑入酒尊；农歌数声，妍胜菱唱。曲水浅浅，风来自波；高柯亭亭，烟脱忽暝。然后旋轸弭辔，云散而归，将以此导褉饮之先路，蹑裙屐之后尘焉。”其时寺中建筑较为破败，但尚有花木可观。
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致仕，离京前应拈花寺僧人觉性之请，为故园题“元万柳堂”之匾，悬于御书楼上。清末震均《天咫偶闻》载：“今寺中尚存御书楼，阮文达榜曰‘元万柳堂’，以神谶体书之。”
阮元回到扬州江都县，也自筑一园，仿效北京万柳堂种植万株柳树，定名为“南万柳堂”，南北遥相呼应，成为园林史上的佳话。梁章钜《归田琐记》曾载：“邵伯湖之北数十里，有仪征师别墅，在水中央，四围种柳数万株，每岁长夏必于此避暑，自题为南万柳堂，以别于京师之万柳堂也。”梁氏另作咏南万柳堂诗：“南北平分万杨柳，主宾晤对几桑榆。”
道光间钱泳《履园丛话》记录北京万柳堂遗址景象：“万柳堂在京师广渠门外，今为拈花寺，余尝往游数次。……然昔之所谓莲塘花屿者，即今日之瓦砾苍台也。”并引成亲王永瑆诗云：“居人犹自说冯家，指点荒亭带残堵。”
清末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中有同治十年（1871）四月十四日游万柳堂遗址的记载：“至万柳堂，廉野云别业也。子昂有图，今无，吕才补之，阮元记之，存壁间。康熙中冯溥得其地，募人种柳五株，即为地主，傍城堤上，柳阴浓绿，今无一存矣。堂左有楼，石廷桂摹刻仁皇御书于上，盖后归石氏也，今为拈花寺，无可观者。”
《燕都丛考》引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记载其清末景象：“伯寅招集夕照寺，为万柳堂补柳，索赋长歌……（寺）墙外环以杨柳，野景萧寥，女墙掩映，南望荒亭一二，踌躇榆槐，即冯益都万柳堂也。……傍晚游万柳堂，已为佛寺，门垣俱圮，仅存御书楼三楹尚完好，阮文达题‘元万柳堂’四字八分书。楼上中间有石刻‘简廉堂’三字，为圣祖御书。两旁壁间皆嵌石刻诗，楼外有阑，眺望甚美，春夏之间，应弥佳耳。楼西为大悲阁，尚藏绢屏一扇，为朱鹤年野云所画《万柳堂图》，阮文达书赵文敏所赋《廉园》诗于上。”
李慈铭另作长诗记录了此园的盛衰沿革：“仁皇御宇滇海平，词科大举罗群英。相公翘材启东阁，城东驿骑纷将迎。竹坨词赋西河舌，迦陵乐府湛园笔。吐茵唾地千万言，虞赵有知应失色。庭前万树堆绿烟，柳花乱扑春酒船。几辈朱衣引驺唱，两行红烛斗新篇。平津老去珠履散，佛火钟鱼一朝换。幸逃马厩坏朱闳，留得书楼映宸翰。仪征太傅重停车，山人补柳传画图。亭台倾尽寺田鬻，东风一一摇纤株。侍郎退食命俦侣，载酒招提共延伫。疏畦便插千万枝，顷刻浓阴满庭户。俯仰何胜兴废哀，眼前无数菜花开。荒池水碧犹依旧，更补新荷听雨来。”
《天咫偶闻》载：“京师园亭，自国初至今未废者，其万柳堂乎？然正藉拈花寺而存耳。……今寺中尚存御书楼。……朱野云为之补柳作图。今寺僧颇知修葺，补栽花木甚盛。然园地多碱，实不宜柳。野云所补，既无存。潘文勤又种百株，亦成枯枿。惟池水清泠，苇花萧瑟。土山上有松六株，尚是旧物。”
《古今联语汇选》记载：“京都万柳堂，系元廉希宪别业，后属冯益都相国，为士民游赏之地。中有联云：钦相公燮理余闲，过此寻春，指点野云别墅；缅名士宴游高致，曾经消夏，听歌骤雨风荷。”这副对联将廉氏万柳堂与冯氏万柳堂混为一谈，所述内容兼含元清两代雅集典故，应为清代后期所题。
图7 上海“小万柳堂”图
图8 孙兰荪绘《沪滨百景·小万柳堂》
清末无锡名士廉泉（1868—1931）字惠卿，号南湖、岫云，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次年在北京参与“公车上书”，后担任户部郎中，光绪三十年（1904）冬辞官南归，移居上海，在曹家渡建园居住，题曰“小万柳堂”，并自号“小万柳居士”，其妻吴芝瑛号“万柳夫人”。又于杭州西湖岸边建造别墅，也题为“小万柳堂”，即今蒋庄之前身。无锡廉氏奉孔子弟子廉洁为初始祖，以廉希宪为二始祖，这两座小万柳堂主要延续了元代廉氏万柳堂的主题，都种植了不少柳树，与清代冯氏万柳堂也有间接的亲缘关系。从历史图像和照片来看，上海小万柳堂为西式洋楼花园（图7，图8），而杭州小万柳堂则保持中国传统园林风貌（图9）。
清末无锡名士廉泉（1868—1931）字惠卿，号南湖、岫云，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次年在北京参与“公车上书”，后担任户部郎中，光绪三十年（1904）冬辞官南归，移居上海，在曹家渡建园居住，题曰“小万柳堂”，并自号“小万柳居士”，其妻吴芝瑛号“万柳夫人”。又于杭州西湖岸边建造别墅，也题为“小万柳堂”，即今蒋庄之前身。无锡廉氏奉孔子弟子廉洁为初始祖，以廉希宪为二始祖，这两座小万柳堂主要延续了元代廉氏万柳堂的主题，都种植了不少柳树，与清代冯氏万柳堂也有间接的亲缘关系。从历史图像和照片来看，上海小万柳堂为西式洋楼花园（图7，图8），而杭州小万柳堂则保持中国传统园林风貌（图9）。
图9 徐一达摄“西湖蒋庄即廉南湖之小万柳堂”
至中华民国时期，北京万柳堂故园风景更加荒废，御书楼尚存。张江裁《燕京访古录》载：“左安门内拈花寺者，其东侧有小楼三楹，清初益都相国冯公之别业也。……自石氏改建佛寺之后，一片荒芜，人迹罕至，不复昔年雅集之乐矣。余居拜袁堂，与万柳堂相距百步耳，故时时往游焉。万柳堂上悬一额，颜曰‘元万柳堂’，下款‘戊戌阮元留题’，字体俗鄙，寺僧云旧额已毁，此乃他人仿书者。堂壁悬《万柳堂赋》，检讨毛奇龄作也。……余扪碑庄诵，抚景兴怀，不胜惆怅。时寺僧在余侧，愀然似有感伤者，曰：‘吾髫岁即来此守寺，今已六十年矣，香火盛衰，历历如睹。当光绪十六年，洪水为灾，此楼倾欹，几欲堕水。曩道光初年，朱野云处士补种垂柳百株，其存者可十围，为水冲去，千条万缕，今无一存，岂不可悲耶。’言已涔涔泪下，呜呼。……人世富贵之荣光，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矣。”
新中国成立后，万柳堂旧址完全湮没，已经无迹可寻。
7
结 语
自唐代以来，北方私家造园一直存在豪门园林和文人园林两大分支，前者追求富丽恢宏，后者偏重朴素雅致。
清初北京的王熙怡园是前一种风格的代表，以层台飞楼、金碧辉煌著称，充满富贵气息；而万柳堂则是后一种风格的典范，以简洁的山池柳色取胜，表现出强烈的文人气质。万柳堂的造景手法非常疏朗大气，尤其是造园大师张然所掇假山以及植柳万株的景象，意境深远，与18世纪之后中国园林偏于繁琐堆砌的模式迥异。此园同时兼有公园的性质，完全向外界开放，在讲究园林私密性的古代社会显得尤为可贵。园中举行的各种雅集活动和相关诗文在清代园林史、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样值得珍视。现在万柳堂虽已不存，但留下大量的文献记录，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其艺术成就和文化价值理应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和认知，以铭记前贤，启迪后世。
作者简介
贾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级注册建筑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建筑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3、4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贾珺. 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上）[J]//建筑史学刊，2021，2（3）：107-115.
贾珺. 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下）[J]//建筑史学刊，2021，2（4）：133-140.
原标题：《学术丨贾珺：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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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华民国时期，北京万柳堂故园风景更加荒废，御书楼尚存。张江裁《燕京访古录》载：“左安门内拈花寺者，其东侧有小楼三楹，清初益都相国冯公之别业也。……自石氏改建佛寺之后，一片荒芜，人迹罕至，不复昔年雅集之乐矣。余居拜袁堂，与万柳堂相距百步耳，故时时往游焉。万柳堂上悬一额，颜曰‘元万柳堂’，下款‘戊戌阮元留题’，字体俗鄙，寺僧云旧额已毁，此乃他人仿书者。堂壁悬《万柳堂赋》，检讨毛奇龄作也。……余扪碑庄诵，抚景兴怀，不胜惆怅。时寺僧在余侧，愀然似有感伤者，曰：‘吾髫岁即来此守寺，今已六十年矣，香火盛衰，历历如睹。当光绪十六年，洪水为灾，此楼倾欹，几欲堕水。曩道光初年，朱野云处士补种垂柳百株，其存者可十围，为水冲去，千条万缕，今无一存，岂不可悲耶。’言已涔涔泪下，呜呼。……人世富贵之荣光，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矣。”
新中国成立后，万柳堂旧址完全湮没，已经无迹可寻。
7
结 语
自唐代以来，北方私家造园一直存在豪门园林和文人园林两大分支，前者追求富丽恢宏，后者偏重朴素雅致。
清初北京的王熙怡园是前一种风格的代表，以层台飞楼、金碧辉煌著称，充满富贵气息；而万柳堂则是后一种风格的典范，以简洁的山池柳色取胜，表现出强烈的文人气质。万柳堂的造景手法非常疏朗大气，尤其是造园大师张然所掇假山以及植柳万株的景象，意境深远，与18世纪之后中国园林偏于繁琐堆砌的模式迥异。此园同时兼有公园的性质，完全向外界开放，在讲究园林私密性的古代社会显得尤为可贵。园中举行的各种雅集活动和相关诗文在清代园林史、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样值得珍视。现在万柳堂虽已不存，但留下大量的文献记录，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其艺术成就和文化价值理应得到进一步的挖掘和认知，以铭记前贤，启迪后世。
作者简介
贾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级注册建筑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外建筑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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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珺. 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上）[J]//建筑史学刊，2021，2（3）：107-115.
贾珺. 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下）[J]//建筑史学刊，2021，2（4）：133-140.
原标题：《学术丨贾珺：清代北京私家名园万柳堂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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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北京法藏寺塔旧照
关键词 >> 湃客,万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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