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50.冯资荣：冯钦哉上将，一个有故事的冯氏“怪人”
出生农家，幼时淘气将庙里佛像的眼珠抠出来，用脚在地上踩，一度被父亲撵出家门。师范毕业后，他投笔从戎，从军需长做起，一直升到了军长，47岁晋升陆军中将，抗日战争中先后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察哈尔省主席。抗战胜利后，他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张垣“绥靖”公署副主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北平行辕副主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成为傅作义的助手。说他有故事，是因为东北沦陷后，他请缨抗日。但何应钦却令他率部攻打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他严词拒绝：“冯总司令抗日，我这个师长不能打他；我是他的旧部，也不能打他；他姓冯，我也姓冯，他抗日，我光荣，更不能打他！”这个说“我也姓冯”的怪人，就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冯钦哉。
冯钦哉（1889—1963），山西万泉(今万荣县)人，原名敬桂，因敬佩起兵发布《讨武瞾檄》的徐敬业，遂改名敬业，字钦哉。他1909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1915年起兵讨伐袁世凯，1917年在上海，以山西讨袁军代表的名义拜谒孙中山。1918年归顺杨虎城麾下，屡立战功。1927年率部出关北伐，与张宗昌、孙传芳等展开豫东会战。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重创日寇。他是杨虎城的部下，与杨虎城、孙蔚如义结金兰。只因他年长杨虎城四岁，他便做了老大。1933年春一次合影时，马弁搬来一把靠椅给杨虎城坐。谁知他抢过去一屁股坐上，还高叫“我是老大，这是我坐的。”杨虎城二话不说，让他坐了。
他一直看不惯花花公子张学良的作派。有一次打麻将，张学良不守牌规，几次悔牌。他当众指名道姓的对张学良说，你老子被日本人炸了，你屁都不放一个。你把东三省拱手送给倭寇，眉头也不皱一下。牌桌上输了一点钱你就舍不得了？我还和日本人在长城打了一仗，你的飞机大炮呢，难道是根捅火棍吗？西安事变时，他拒绝执行杨虎城“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的命令，向国民政府作出“一不做共产党，二不拥护小张（学良），三不与中央军作战”的承诺。并通电全国，反对张学良与杨虎城。
七七事变后，他在晋东南一带与与八路军协同作战，联手歼敌。先后参加了著名的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及中条山战役，多次打退日寇的猖狂进攻，重创日寇侵略者。这期间，他与朱德、彭德怀等过从甚密。国共双方各有两名代表常驻对方，范长江就是驻冯部代表之一。双方官兵常在一起联欢，关系融洽。冯钦哉曾请彭德怀来驻地开座谈会，向官兵讲解抗战形势与游击战术。他对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深为敬佩，经常对部下说：“你们都说我生活简朴，你们再看看朱总司令，那才是真正的简朴。”看到冯钦哉和朱德、彭德怀等走得比较近，蒋介石很不爽，就使出明升暗降的惯用伎俩，升任冯钦哉为第一战区副司令，让武士敏接了冯钦哉的兵权。自此，冯钦哉结束了手握重兵驰骋沙场的生涯。他是被蒋介石塞入中央委员会的。但当他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四中全会时，老听蒋介石高喊“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十分不满，一点也不留情面地指责蒋介石，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你不开枪打日本人，反而要打甘肃的平民百姓，这算什么事呢！”在场的大小将官面面相觑，蒋介石尴尬万分，却又作不得声。
他长时间生活在陕西，一度迷上了陕西秦腔。于是他创办了“镛民社”剧团，排演秦腔名剧目。他对剧团偏爱有加，视如掌上明珠，时常到排练场观看，道具服装等优先解决。每每有新剧目上演时，他会放下身架，换上便装，亲自到街上拉人看戏，有时甚至是强迫路人看戏。听到赞美之声，他兴高采烈，不惜自费掏腰包，以茶点款待观众。1947年冬，他调任北平行辕副主任兼华北剿总副司令。北平地下党发动民众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他却出人意料地在北平报纸上登出了“冯钦哉鬻字”的广告，言外之意是自己这个“副司令”也生活不下去，只得卖字谋生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虽然酷爱书法，但造诣不够，以至于每每抢着为人题字而屡屡遭拒，被人嗤之以鼻。“鬻字”，何人会问津呢？那还不得活活饿死？看到他的广告，代总统李宗仁急忙登门慰问、安抚。
其实，冯钦哉时在北平开办有“仁昌银号”，还在天津开设有建华面粉公司，财源滚滚，怎么可能会被饿死呢？“鬻字”，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噱头罢了。1948年冬，蒋介石用飞机接运军政高官南逃，冯钦哉也在名单中。但他拒绝随蒋南下。他积极支持北平和平解放，并与傅作义商量好与中共洽谈的人选。应傅作义之邀，他赴陕西榆林将邓宝珊接至北平，由邓宝珊担任傅作义的全权代表，与人民解放军代表达成了北平30万国军出城改编，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协议”，古城北平和平解放。建国后，作为有功之臣，傅作义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水利部部长；邓宝珊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同窗好友南汉宸也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考虑到冯钦哉是起义的高级将领，中央几次派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以便安排适当的工作，都被他拒绝了。他的理由是，“降将事二主即无人格”，声称自己要以明朝遗民傅青主为榜样：“政府给我发了解放证，市民证，我求仁得仁，志满意足了。我不做官，当一个百姓足矣。”于是，他在自家别墅中当起了“鸡司令”，饲养了150多只鸡，整日侍弄，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好景不长，当了五年的“鸡司令”后，他架不住好友、同乡与部下的轮番劝说，终于出来工作了。他加入了民革，担任了北京市民革第十三支部的支委及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以他羸弱之躯视察工厂、农村和商店、学校，积极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翌年，心直口快的冯钦哉在整风运动中被错划右派，开除出民革。1959年，又因西安事变时的历史问题而身陷囹圄。两年后因病保外就医。1963年1月22日，冯钦哉病故于西安寓中，终年74岁。纵观冯钦哉戎马一生，两次背叛：一是叛杨亲蒋；二是叛蒋亲共。前者为权势所诱，后者为大势所迫。1980年4月，民革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改正冯钦哉同志右派问题的决定》，指出：“冯系起义将领，历史问题应既往不咎，1958年被划为右派系错划，现决定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撤消当时给予的一切处分”。邓宝珊将军曾这样评价冯钦哉：“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是立下了大功的。在抗战中，他与八路军一起抗日，对敌作战，是真诚的。有人说他是一个怪人，其实他还是一位正直的爱国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