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923.李淳：清代“名仁”冯如京
代县边靖楼
一、人杰地灵
代县城内有座鼓楼，又名边靖楼，亦名谯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楼身三层，高26米，楼基13米，共39米。上面挂有古代历朝人写的匾额若干块。其中在最高层南向正中挂的最大的一块，赫然入目，书曰“声闻四达”。这四个字每一个字都比一堵墙高。人们在二三里外都能看得很清楚。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见过许多鼓楼，还没有见过像代县城鼓楼这般雄伟壮丽、历史悠久而保存完好的（当然前20多年还维修过）。上面还有浸透边关文化的“威震三关”“雁门第一楼”“启迪元功”等牌匾，以及“三边险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等楹联。特别是这块“声闻四达”巨匾，再独特不过了。声闻四达，这四个字是说鼓楼之鼓声可以远闻于四面八方。暮鼓晨钟，兼有报时和警醒世人自戒自省之义。同时也可以借以说一个人的美好名声能闻达于四方。再推而广之，还可说一个地方，比如说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代县城（古代州城，以下称代城）能以它特有的杰出文化地位和文化底蕴闻名于世，以至家喻户晓，使民众蒙受教化。因为“文以化人”嘛。
边靖楼“声闻四达”牌匾
雁门关在代州（县）境内。战国时赵武灵王设雁门郡，秦以雁门郡为天下三十六郡之一。后来，时设时废，以后或改州或改县，治所大都设在代城。故代州（县）亦称雁门。雁门在秦汉以来号称“严郡”。在历史学家看来，一个地方的重要性，是由其历史和地缘决定的。正是历史地理环境决定了雁门的地位。雁门是山西的北大门；而山西表里山河，地势险要，东有太行山，西有黄河、吕梁山，北有勾注山、长城，南有黄河，又地处京畿（无论首都在长安、洛阳、北京，都离山西很近），对国家之重要，可以说是“山西安，天下安”，得国家必得山西。这就使雁门的地位更为重要了。
雁门雄关，在代县北面的勾注山的长城上，东有平型关，西有宁武关、偏头关、南有滹沱河，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历史上多个朝代特别是汉唐明等朝的边关重镇。说全国六大雄关也好，八大雄关也好，雁门关历史上战争之频繁，卫国之重要，皆处第一。其他各关几乎无可比拟。冯如京的父亲冯明期《登代州城楼（即鼓楼）》诗云：“莽莽来寒色，苍苍落野柯。白云迥勾注，秋色满滹沱。此日登临壮，百年感慨多。边隅四战地，锁钥近如何？”诗中讲勾注山、滹沱河，边隅四战之地，北方锁钥重镇，恰如其分。
雁门关
雁门的重要地位使代州成为边关贸易之所，多民族交融之地，文化荟萃之域。捍城守将，勤事定国，安夏御侮；诗人雅士，高翔文苑，雄视词林。忠臣良将，彪炳千秋；巨儒宿学，代不乏人。李牧御胡，赵国干城；蒙恬守边，长城修立；周勃平叛，遂定雁门；卫青击匈，破走右贤；李广杀敌，号称飞将；郅都牵招，善守民安；杨素李靖，战则屡胜；仁贵督代，白衣陷阵；杨家众将，千古英名。至于皇亲国戚，显宦名人，有薄太后、崔驸马，雁门尚书张凤翼、孙传庭。王昭君出塞所由，芳容犹在；李克用起家之地，丘墓尚存。“天低吴楚”（萨都剌著名诗句），萨都剌名震词坛；净土开宗，白仁岩慧远修行。迄今世，雁门关贺龙击寇，阳明堡锡联焚机；周恩来谈判抗日，毛泽东路居代城……真不愧为人文代县、文化名城。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冯氏崛起，甲第连连，屏藩节钺，贤哲世出。以上种种，足见代县之人杰地灵。
徐化溥（清代地方文化名人，地方志专家）说：“余尝携笻戴笠，陟勾注，溯滹沱，见其山川形势，雄丽迴错，盖必有硕儒至人诞生其间，乃问之山泽农甿，盖有冯秋水先生云。”冯秋水何许人耶？笔者尽力之所能，收集各种史料，较全面地介绍秋水（即冯如京）的一生，以飨读者。
二、一代“名仁”
明末清初，代州出了一个冯如京，他是冯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清史档案说他是“一代名仁”“为世闻人”。他的道德文章，功业政绩，堪为世人楷模，也算得上是“声闻四达”了。
顺治三年（1646）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被后人誉为“好人”、清官、学者的魏象枢（1617—1687）说冯如京：“公以雁门人杰，蹶起士籍，由良二千担跻方岳，称守藩重臣。至今畿辅、五原、湟中、於越、金陵、南海间有召公之思焉。”（《秋水公传》）这是讲，冯如京是“雁门人杰”，他由科考出身而做官，成为封疆大吏、守卫国家的重臣，直到今天，京城地区和内蒙的五原（秦置五原郡，今有五原县属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的湟中（现为县）、浙江一带（夏朝第六代少康帝封庶子於越于东南沿海，后称於越为越国）、南京（古称金陵）、南海（广东一带）等广大地区，老百姓还像思念召公（周武王兄弟，是佐周的贤臣，“存以甘棠，去而益咏”说的就是老百姓爱戴他的故事）一样思念他。
徐化溥说冯如京是“硕儒至人”。硕儒是大儒，至人是顶尖的高尚之人。古来只有孔子被司马迁称为“至圣”，这里说冯如京是“至人”，已经是很高的赞誉。
清代刑部右侍郎弥尔素说：“国家大业权舆，必笃生魁磊宏通之彦”，以襄“草昧经纶之治，应盘根错节之任。其人盖指不多屈。若冯秋水先生，其丰功伟绩犹赫赫在耳目间。”这是把冯如京评论为得天独厚而生的“魁磊宏通”的俊杰之才，可以帮助国家治理乱世，承担艰巨复杂的重任。这种人很少，国家之大，也是屈指可数的。而冯如京的丰功伟绩，在他去世之后，还赫然在人耳目，为人们深志不忘。
清代都察院左都御史杜笃祜（生活于明末至康熙年间）则在碑铭中赞他：“先生千骑何豪雄，手缚长蛟犁虎宫。巍然讲道东越东，天为后死开鸿濛。瘴海忧国心忡忡，合浦珠还大海中（广西南端、南滨大海有合浦县，盛产珍珠，为中国南珠之乡，也是汉代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归来行李照清风，杖头唯有雪冰文。奇光上散为星云，下为芝草宝玉英。名山大川护幽冥，千秋浩气长如生。”这里概括了他为官为政、教化百姓的政绩，清正廉洁的官风和冰清玉洁的诗文著作。
这些评价，说明冯如京是不同凡响的杰出人物。有人可能怀疑，这是否是溢美之辞？是否浪得虚名？这要具体看他的生平功业与道德文章。
代县文庙
三、家世家居
冯秋水（1602—1669），名如京，字修隐，号秋水或沧桑，别号紫乙先生，代州人。康熙五十年《永平府志》记载：“冯如京，山西太原振武卫人。”意思一样，如京始祖迁代就是到代州之振武卫——军队基层单位——守雁门关的。其先祖名盛，本山东青州人，以军户勾补振武卫，以后安家于代州。冯盛生子冯时，冯时生子冯天禄，天禄生四子：忠、恩、惠、愈，忠为江淮齐鲁的大盐商和“盐董”，曾作《冯氏遗训》。冯恩是代州冯氏第一个举人，是万历皇帝专门下敕表彰的昌黎“贤县令”（代州现存敕文原碑）。惠为武举，任指挥使佥事，加明威将军；冯愈（为第四子），庠生。愈生三子，长子即冯明期。明期字闇若，号熙宇，万历庚子以第二人应解额（第二名举人），生平笃学力行，死后祀乡贤祠，是为如京之父。如京“生而颀秀，颖悟绝人”。幼年就教于外边的老师，读书几乎能做到过目成诵。他九岁丧父，当时母亲王夫人才27岁，决心把他抚养成人。母亲常抚摸着他边哭边说：“冯家累世有阴德。你这个孱弱的孩子，是冯家香火能传下去的一线希望啊！我这个后死者能看到你长大成人吗？”因此，母亲教训如京特别严厉，一定要他学走正道，不让他贪玩、偷懒。如京孜孜矻矻（kū，努力、勤劳之状），好学不倦，加上天资非常聪明，少年时期就博览群书，对六经典籍，诸子百家，历史、天文、地理、方志，以及阴阳律历之书，无不刻苦钻研，反复琢磨咀嚼，探寻和掌握其精神要义，采撷其文章英华。州里举行的各种考试，他常常在不少学生中夺冠。先后到州里担任“督学”的文太青、袁临侯两位先生，非常看好如京，就推荐他到州里官办的书院，由公家供养伙食费，让他更好地讲求学问，端正做人道德。这时他已31岁了。崇祯初年，朝廷除掉宦官魏忠贤及其党羽，锐意选拔人才，下诏让督学者严为校试。吴衲如先生负责山西的“拔贡”考试，连设三道考试“关口”，采用类似“会试”的办法，因其务在发现人才，所以选择非常严格精细。如京每次应考都是很快完成考卷，而且成绩出色，吴先生定他为三晋冠军，把他应试文章传示于人，以至众人争相传录，洛阳纸贵。
道路坎坷，人生曲折。正式乡试考举人时，如京却几次应考都因“文不能满志”（应试文章不能满足考官的要求）而落榜。他平时学习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的文风，“为文不屑为尺幅恒语”（不屑于作循规蹈矩、充满陈词滥调、空话套话，而无新鲜内容和鲜活语言的官样文章）。这大概是他考不上举人的重要原因。
屡考不中，他长叹：“这大概就是命吧！以诗圣杜甫之诗，而考不中唐朝的进士（唐代科举以诗考为主），千古以来能说杜甫才能不高吗？”但他并没有放松学习，反而更进一步立志于钻研明代陆九渊、王文成之学，并努力躬行实践。他说，“我母亲健在，我孝顺她，让她每天看到我以孝顺的好脸色奉养她，讲求孝友之道，施加良好影响于社会，这也就是从政了，为什么一定要做官呢？”显然，他这是用孔子《论语》回答“子奚不为政”时的语意在劝慰自己。
代县文庙
四、贤良方正
据台湾保存的清宫档案载，崇祯元年（1628），冯如京为恩贡。崇祯十三年，帝下诏求才，“举海内明经行修”之儒。如京认为机会来了，高兴地说：“考进士、兴科举起于隋代，而推选循良兴盛于汉朝。难道做官的都一定要走科举道路吗？”于是，他赶到京城，“以贤良方正应辟举”，在朝廷应对皇帝的考试。他在对答中，紧密联系时事政治，提出的政见切中要害。其大意是说：天下削弱不振，上上下下都以虚文和空话矫饰、自夸，而国家法典废弛不行。治身者先治心，治国者先治朝。如今，用人、理财、大典，朝令夕改，不得要领，而整天对西方起事的民军担心害怕。如内政不修，“西寇”也是不容易平定的。皇帝看了他的对策，认为他是奇才，准备重用。但他的话过分直率尖锐，左右用人大权的宦官不喜欢他，所以只任命他为滦州知州。这是冯如京走上仕途的开始。从举贤良方正时的表现，足以看出他是关心国家政治的忠直之士。
代县文庙大成殿
五、为官经历
治理滦州
滦州位于河北省北部，地处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山海关之间，殷商时期属黄洛城旧址，是孤竹国（伯夷、叔齐即孤竹国君之二子）所在地，素有“关西第一州”之称。明崇祯十三年（1640)，冯如京任直隶永平府滦州知州。由于滦州南距北京220千米，属“畿辅近地”，在明末又是清兵侵略明朝北疆、攻取北京的必经要道，当时又处于李自成起义之时，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实为难治之州。有人担心冯如京性格宽厚，担当不起这个艰巨任务，就劝他说：“滦州是国家东北部通北京的大道和冲要之地，在这里当州官，送往迎来几乎无休止之日；而且奸猾之吏民，不少都有朝廷权贵作后台，巢穴深固，盘根错节，恐怕不是你这类‘长者’能够胜任的。”但如京笑而置之，毅然走马上任。滦州在兵燹之后，百姓逃离，田园荒芜。吏役中大多老奸巨猾，不务正业，仅不审理的积案，就比其他州县多好几倍。如京下车伊始，猾吏一看他年纪不大、经事不多，瞧不起他，就先来了个试探：把一堆急需办的和需要缓办的案牍混杂在一起交给他。如京从里边挑出几件根本不需急办的案牍，甩给役吏，训斥说：你怎么拿这种手段扰乱你的上司？而且立即指出其所拟处理意见中，哪条哪条是玩弄文字以颠倒黑白，哪条哪条是徇私枉法和贪赃卖法。并严厉指出，如果你们怙恶不悛，就要受到严厉惩办甚至被处死刑。这些奸猾老吏背地里都长伸舌头，称如京神明。他在“擿奸发伏”，整饬吏治之后，就着手办理老百姓最感头痛和最需要做的事。
一是抓驿传差役制度的改革。驿传体系是中国古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军政要素。如何为驿传体系提供必要的马匹、夫役以及其他各种物资供应，曾经成为明清交替之际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而备受关注。对这个问题，一般官员都不敢触动。冯如京适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加快漕驿制度改革，大胆地、大刀阔斧地调整、理清了政府、官吏、百姓在这项差役制度中的关系。如马骡等项，仍归驿所，不再由百姓提供；驿需额编工料钱粮按时由政府拨付，不允许耽搁，更不准向群众勒索、摊派，等等。滦州地处要冲，驿站耗费甚多，以往大多由百姓承担，以致每年因此破产破家的很多，“前刺史（知州）率皆以殷实应马头，一岁破数家千金之产，官吏亦得上下其手，民以为大害”。冯如京把减轻百姓负担的制度，“请两院永载为法”，并刻在石碑上，公示于众，永禁于州。《滦州志》载：如京“之州任，清介有惠政，尝革老人应役之苦，立法攒漕，民赖之，祀名宦”。
二是减轻负担，招复流亡。因“驿不累民”，“擿奸发伏”和“课农桑”受到民众欢迎。有一年发生蝗灾，如京亲自祈祷，“蝗虫皆投水死”“年大熟”。这记载带传说性质，但也反映了民意。“民咸谓先生‘精诚’能格天”。滦州的多种弊政得到革除，逃亡在外的老百姓都争先恐后地返回家乡，“流亡复业数万家”，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佥谓我公活我，予我父母妻子”。他真正是无愧于“为民父母”。
三是抓教育。“进三老子弟，教以孝弟力田，子矜饩食（入官学读书的诸生，由公家供给食宿费用），课艺劝读，诲以古圣贤修己正心之法。”在公事外的闲暇时间，回答诸生提出的问题，娓娓论“道”，诲人不倦。
四是严于律己，清廉为政。在滦州几年，往来客人，官商皆有，“造请无间”“然未尝有所馈遗”。
如京知滦州，《山西通志》载： “兴利除弊，劝善惩恶，清驿累，招流移，课农桑，兴学校”“三载大治”，入祀名宦祠；“两院交章荐，下其治为邻邑式”。就是把他治理滦州的办法，通报各邻县作为治理样式。如京升迁为永平府同知，“分署昌黎”，还分管昌黎县。
永平府政绩
崇祯十六年（1643），如京莅职永平同知。第二年，李自成破京师，如京“弃官，扶母避地昌黎之书院山”。北平人李某，是如京的门生，集合壮士守山寨，如京“指授方略，设险保聚”。不久，李自成攻山海关，下属部队“四出攻剽”，山民恐惧，日夜数惊。如京对大家说：李自成虽号称有数十万兵马，“然纷然无纪律”，这次来山海关，听说昼夜赶路，兵书上说“百里蹶上将军”，他们很快就会失败，不会加害于我们的。话还没说完，李自成的民军几百人就来到山下开始攻寨。山上安排的伏兵杀出，民军半数被杀死，某姓王的将军也被炮弹击中而丧命。过了几天，李自成大败于山海关下，逃回北京。清军“追剿至永平，父老万余人遮执政大臣呼曰：愿得冯公守兹土！”据清史档案载，清摄政王多尔衮发出专门的公文征召如京，如京再三辞让也未得到准许。顺治元年（1644）夏，如京就任永平知府。秋天，因为他“治桥（滦河桥）迎驾”之功受到赏赐（以上多引自杜笃祜秋水公及傅夫人墓志铭）。《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元年九月甲午，车驾入山海关，上驻跸永平府，知府冯如京，副将张维义率文武官员出城迎驾。上赐食谕之曰：‘尔等各安心軫恤所属军民人等，爱养孤贫，俾其得所。又需严查各属，遇有一二逃人，获时即行解京；倘隐匿不解，被原主识认，或被傍（旁）人告发，所属官员从重治罪，窝逃之人置之重刑。’仍传谕山海关晓示各属。”这标志着冯如京由明朝官员正式转为清朝官员。
冯如京在永平府的政绩，康熙五十年（1711）的《永平府志》记载：冯如京“由恩贡”“以本府同知擢用”“值开国初”“弹压变乱，招集流离；申请创立寓学，以恤远士；革除明季陋规，以抚疮痍；六属钦服，士民爱戴。升榆林道副使”。
榆林兵备道任上平乱
《清世祖实录》载：“顺治二年（1645）乙酉五月壬午朔。丁亥，永平府知府冯如京为陕西按察使司副使，榆林西路兵备道。”
如京本人及夫人墓志铭载：“时秦地新定，所在伏莽。边人黄色俊勇悍，故盗魁，闲居，郁郁不得志。闻川贼贺珍围西安，会有援兵千人叛归流劫，莫适为帅。色俊遂招故盗及叛卒，自称将军，焚剽村聚，破园林驿，逼靖边城，胁众且万人。”这正好是靖边副使驻扎守卫的地方，即冯如京的防地。冯如京率数百人在园林驿出奇计击之，他手下的战士韩国相用鸟枪击中黄色俊的大腿，黄坠下马来，又跳起来逃走。如京率军乘胜追击，“如晨风鸷鹰之逐雀也，刃死者、镞死者，火死者，尸塞途，血殷土，追六十里返；复散胁从者数百人焉”。三日后追擒色俊，“贼党歼焉”。
“时寇强兵弱，人心震摇，咸谓靖边必不保”，附近的将领多有避险远走的。多数老将认为如京只是一介书生，未必熟悉军旅之事，听说如京带兵征讨，大家都感到很危险；有的士绅、民众“或涕泣谏止”，不让他领兵参加战斗。待到大家亲见如京身临战阵，在刀枪剑石之中，勇气百倍，而且指挥设伏，甚有谋略，诸将士民众才深深佩服。由于他的部属士气高涨，奋勇杀敌，故能以一当十，以寡敌众，以致“邻寇惴恐，不敢复发”。秦边由此遂定。如京能以少弱之兵，“当枭张之寇，定风鹤之惊”“未尝糜朝廷一钱” （ 《榆西荡寇略》）,沥血死守，保全万民，襄助总督孟公平榆西之乱，其绩甚伟。“抚军上其事，赐赉有差（总督巡抚把如京的事迹上报朝廷，朝廷按功劳大小给如京和有关人员予以不同的赏赐）。”
时寇势滋张，民惨滋甚，如京曰：“今不急图，是炎不灭而焰也，涓不绝而滔也。余集游戎高成龙、府倅周邦翰议之。咸谓兵行必食，徒步之馁卒，当新羁之寇马，盖其难哉。余以靖城积水山下，资粮百里，待其围，是坐絀也;寇待之一日是甚之一日也。……兵虽寡，其必战之，饷虽无，其余措之。至二十日，我兵三百，出自靖城，周邦翰、高成龙，闲将刘某某辈，勇奋鼓敌忾焉。余罄囊橐，老母毁簪珥，劳之百金焉”（《榆西荡寇略》）。如京力排众议，力主战，寡击众，知彼己，鼓士气，先士卒，己出私囊，母毁簪珥，犒劳军队，可谓智勇仁皆具。
西宁道平回民起事
《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四年（1647）三月，“升陕西榆林兵备道副使冯如京为陕西布政使司参政兼按察使司佥事，抚治西宁道。”七月十三日到任。
顺治五年（1648）三月，河西一带回民起事，“甘凉异变，四郡哄扰”“凶耗狎至，远迩震摇”。抚臣张文衡、甘凉道林维造死于难，朝廷给予优恤。四月十五日，西宁得到警报，“西宁兵宪冯，饮血誓师”“与母诀，慨然以斗死疆场为幸。”立即督率副将张世耀、威远游击于可训等，前堵于西大通河口，如京统兵纳于冰沟、西大通两山。至十九日，“贼拨拥至”，游击于可训腰中一箭，坠桥溺水者多人。后如京率众赴援，“不意大贼蜂至，寡不敌众，遂退冰沟，攻打一昼夜。”贼见路窄守严，退过河口，西宁境内寸土未失。如京等“以兵不满千，粮无宿裹，当数万新羁之狂骑，其胜败利害之数，不烦智者决矣。然以险伏死力，贼却走而西平。不至如其他四郡之血流漂杵，焚炉舂骨者”（法得撰《少司马总督孟公抚定河西碑记》）。孟公碑记还说，孟公“神武不杀，贵谋善战，散宥胁党，因而悔罪投诚，卖剑买椟者比比皆然”。如京作为这次战役参战部队的主要指挥者，当然也是这样做的，既要尽歼死党，也要宽宥解散胁从之众。
但此役中，西宁道的印信因负印人阵前被射死而丢失，后由总督军门孟副都御史之部下在阵前寻获。按清朝法律，丢失印信要追究责任。巡按陕西甘肃监察御史上报朝廷文称：“虽河西回群悉被屠戮，西宁至今安堵，系本官保全之力，然亦臣子职分当然”“而本官堵截，当场失印，正合盗贼毁失有显迹不坐之律。”“虽有疏忽之罪，然关防系当阵失落，似与陷城失落者不同；且逆回猖獗之时，河西五道已失其四”“独西宁守御寸土未失，此功罪略相当也”；况原失关防既已寻获，朝廷又于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发出“凡见在议革、议降、议罚、住俸、戴罪，并内外衙门提问究拟者尽与豁免”的敕令，请求“或蒙鉴宥，以广皇恩”。“皇父摄政王旨：刑部核议具奏。”顺治六年十一月十日，刑部尚书吴达海题覆西宁兵备道冯如京：“以免议还职。”经过前后七八个月时间，才对丢失印信事项，做出免予处分的结论，中间各级层层报批，既可见执法之严，又显示手续之繁。冯如京是河西五道中唯一“寸土未失”的西宁道守御，说明他指挥有方，平乱有功，虽阵前失印，事出有因，不犯法律，却也落了个“功罪略当”，未得到赏赐。另据《秋水公传》记：“戊子，西宁有大参之命。值回丁米二逆变，河西郡邑相继破，先生守城四十余日，大小数十战，西宁独完。”另据秋水公墓志铭载：“河西回叛甘州，院镇皆遇害。发库兵假位号众且十万。西宁古湟中，河西五郡之一也。西郡陷，守官皆走湟中城，守月余，独完。数十战，我兵疲矣，先生阖室且为自焚计，适秦督孟公兵至，大战河上，寇败走，还保甘肃。先生助兵围甘肃，八月而寇平。以守城功，赐加一级，迁浙江分守金衢严道参政。”顺治五年，诰授通奉大夫。综合上述几种记载史料，可以看出这次平乱之艰难，如京之忠勇与才能，朝廷之赏罚分明。
这里有个传说，附录在此。清徐昆小说集《柳崖外编》载：秋水先生“为西宁观察时，民乱，讨已平，将军欲歼之，先生密为请命，将军不允。再三言，将军曰: ‘用武须辣，除害须勇。譬如阶庭恶草蔓滋，不拔其根，田园终芜。君勿以书生见遗后悔。且再有变，谁任厥咎？’先生曰：‘不然。天地有好生之德，文字以止戈为武。今叛人罪固可诛，然倡之者数人、十数人耳。现系累殆数千人。其中或胁从，或无知，或老弱孤寡，及婴儿之数，遂不分良苦渠魁，共沥血于白刃，忍为之乎？若有变，吾当以全家坐之！’于是，止斩巨匪数人，军流、徒杖及释放有差。次夜，先生梦祥云满堂，如世所绘观音大士者降其前，绣褓携一子，谓公曰：‘君无子，以此赐之。’时公有子已成立。公因曰：‘ 吾固有子，何谓无？ ’大士曰：‘ 彼非子，此乃子也。久当自明。 ’公手接之，则中间有一牛为阻，不得前。大士曰：‘ 若知之乎？君家颇食牛肉，戒之乃可。’公发愿世不食牛，遂接于怀。次年生一子，即给谏公讳云骕者也。后长子某中年殁，无后，嗣之者，皆谏公子。数十年，梦乃明。自是，冯氏世不食牛肉。 ”
这是传说和小说家言。史实如前所述，如京散宥胁从者数百人，不是“数千人”。如京长子云骧也不是中年而亡，而是活了71岁。他有一个儿子冯璧，举人。只是璧无子。过继了云骕的孙子允升，后中进士。但如京与将军的对话是可能有的，也符合如京的行事风格；他在其他地方平乱时也是尽量少杀人，是只办首恶，而散宥胁从的。至于梦牛之说，可解释为佛家之好生之德，与史实并读可也。
《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八年（1651）辛卯，五月丁丑朔。壬辰， ……补原西宁道冯如京为河南布政使司参政，管河道。”笔者从多方面资料推定，此项任命因故未能实行。如果真去履职，相关史传都应该有河南履职的记载，但查不到任何记载，且有关志传都说如京在西宁道，因守城有功，赐加一级，迁浙江分守金衢严道参政。中间都没有河南任职的履历，可见实录记载河南任职并没有实行，很快就改派浙江。从离开西宁道到金衢道任职，一共只十个月，应属“待分配”。
浙江金衢道平乱、弘扬儒学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宫档案（本文其他处简称“清宫档案”）载，“顺治九年（1652）三月十一日，顺治帝敕谕冯如京分守金衢严道。”《清世祖实录》载：“顺治九年壬申朔。壬午，改补河南参政冯如京为浙江布政使参政、金衢道。”这里说“改补”就是“改派”。也说明他未到河南任职。
在金衢道任上，冯如京主要是平定“翁大泮结连闽寇之乱”和弘扬儒学。
“衢属九仙山，故盗薮。山盗渠翁大泮，数年负嵎，结闽海余孽为声势。先生（如京）率兵攀萝蹑蹬，穷巢焚窟，生缚至浙督戯（hū）下，露布告捷。”徐化溥在《秋水公传》中，称如京“北平则闯孽，榆西则色俊，湟中则回逆，金衢则翁贼，皆躬履战阵，歼渠散胁，而地方晏如。”称赞如京在平乱中，“能以绝才上智，削大难，成大功，淡定不惊，儒者之有体有用，所由异于高视阔步而迂疏无济者矣。”都察院左都御史杜笃祜就此评论如京：“盖先生恂恂退谨，礼让人也；然决大策，临大难，刃断机发，曾无疑濡，屡值兵戈，出奇制变，奖励士卒，与同甘苦，故以少击多，屡建伟功，一时海内称先生魁磊雄杰，知兵能战阵。岂知先生究心性道，绝口不提孙吴耶？”这些评论都是入木三分的知人之论。
在弘扬儒学方面，如京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金华故文献地，先生则取王鲁斋（朱熹嫡传弟子王柏，理学家）、柳道传（理学家，素习经术性理之学）遗集，江南刻穆参军集”，自己“捐俸校梓之”。同时设置学宫，与范骧、陈今圣、祝基阜、严天颜等人赋诗讲学，歌咏唱和。如京还在这段时间著《春秋大成》，以胡安国（宋绍兴时人）的传文为基准，收录并评论历来多人为《春秋》所作的传文，明其得失，采撷其精华。本书主张读《春秋》，要坚持“史外传心”，而心的主体（称为“元”）是“仁”。认为“天地何不仁夫？人之自累以累天地也”（如京《春秋大成序》）。读《春秋》不能“专主训诂”，而要“得史外传心之要”。为此，就要“沿文以揆义，秉义以制事，拨乱反正”；“决大事，行权不戾于经，处变而不违于正，则《春秋》为尤切”。“史外传心之要典，昔人以为性命之文，今人以为富贵之具，是则吾之所大忧也”（ 冯云骧《春秋大成序》）。对此书 “学者宗之（以之为依归），前后说《春秋》者，弗能俦（比肩）。”
升任江南右藩，成为封疆大吏
《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十一年（1654）甲午夏四月庚申朔。甲戌，升浙江金衢道参政冯如京为江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江南右藩（即右布政使）当时的主要职责是冶炼钢铁打造兵器，供给满洲兵军用粮草。在这里做官的颇清贫，但事情也不多，较为闲暇。冯如京利用这个机会，除常与诗人余淮、顾梦游、杜浚、纪映钟辈为风雅交（诗友），共同编著成《元夕倡和诗刻》外，还为国家的治理深谋远虑。
在这里，有个小插曲，可证明冯如京之爱民。据清宫档案记载，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马鸣佩“题报朝廷：江南省顺治十一年分解南木折钱粮（朝廷征用南方木材折成钱粮需江南省支付）未完限满，遵旨参核将署藩司右布政使冯如京，并报道完欠数目、各官职名册送户部”。还说经两次催促，已完成九分一厘，未完不及玖厘。在笔者看来，以如京之能力，完此不到玖厘的木材折价款，应不是难事。但如京定是忧民疾苦，执行母亲王夫人“催科务缓”的教导。王夫人在他任滦州知州时，就常叮嘱他：“既为民父母，须体贴父母二字。宁过于慈，催科务缓，即以催征不如额，罢去亦不失为循良吏；若严敲扑以为风力，是以人命博功名也，虽升迁吾不愿见。”从母“正命”，乃是大孝。
顺治十二年（1655），下诏求直言。清宫档案记载：“顺治十二年十月，江南右布政使冯如京揭陈：‘一实京仓，以厚积储；一练边兵，以巩岩疆；一严法令，以清盗源。傥有有采，伏乞皇上鉴宥施行。’”此处记上奏三条，而徐化溥所作《秋水公传》则云“疏四事”，略有出入。但本传记述详细、真实可信，在此照录如下：
其一，崇礼学，以定人心也。国家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正则为忠孝，人心邪则为乱贼。今开科取士，无不以经明行修为重；但明末有讲学之禁，则孔孟濂洛之真传，视为迂腐不切之故事。伏乞教谕天下，务在敦本黜华，修明致知尽性之学，俾各省督学诸臣奖劝责成，令师儒转相训诲，修明薛陈胡王诸君子之学，醒其清夜，发其良知。孝弟之理明，纲常之道著，以之事君则必忠，以之居官则必廉，以之临民治军，则必知方有勇；即愚夫愚妇，亦知圣人之道。如此，其易简可学，人心正而天下治，诚开国万世之宏谋也。（按：此治国先治人，治人先治心，治朝先治吏之正道。文以化人，化以文行。文以载道，道以修身。思想文化，是命脉、是基因、是灵魂、是存亡发展的根本。《礼记》说“治国君民，以教学为先。”）
其二，优将帅以谨兵权也。古帝王闻鼓鼙而思将帅之臣。疆场御侮，赖师武臣之力，故汗马血战之功，有不可泯灭者：大者世其爵禄，小者予以荣膴（贵）。然亦当酌升迁调任之法，定三年五年之制，俾将帅知所激励。其在两广楚蜀用兵，需材（选用将帅）固不宜辄为轻易；至若服里巨镇（至于内地需重点镇守的“重镇”），久典兵权，逾时不迁，在大将有积薪（用“后来居上”之贬义）之叹，而尾大不掉之虞亦恐渐醸而不觉所。当定将帅之迁转调任以酬其勋劳，而无俾久留一方者也。（按：论将帅、军队对于国家之重要，与谨选任、定奖励、及时调动提拔，今日看来也是高明的治军之法。）
其三，实京仓以厚积储也。为国先贵足食。我朝以漕供京储，诚万世之利；然所运，止供支给，且河道容有迟滞，輓运（车运）或有参差。朝廷根本之地，岂可无三年五年之蓄？或当责成各屯道以附近新兴屯粮运入都门，或仿招买平籴之法广积糗（qiǔ,干粮）粮，令所储浮于所费；且可以赈穷民，备荒政，诚亦当今之要务也。（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的生产和储积，关系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生存，永远是理国者无比重大的必解课题。即在今日,国家之粮食安全也极需重视。）
其四，练边兵以巩岩疆也。今天下四海一家，中外无故，即有一二小丑，不难灭此朝食；然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其在九边沿海，兵裁饷减；虽节省之法，然裁兵太弱，不足以弹压一方。且以九边四海之大，处处必待禁兵为援，是以稍有寇起，则官兵不能扑灭，必请大兵荡剿；比大兵至而地方已受蹂躏，贼势已成；大兵往返之供给，贼寇杀戮之靡费，已倍数年之军粮矣，是孰省而孰费也？今当于要冲之地，酌其虚实，权其缓急，增练精锐，足资弹压，庶可以壮干城而消奸宄也。（按：此处论及兵不可一日不备，裁军裁饷必须适度，要冲之地必须驻扎精练过的军队，其精神也是很可取的。特别是适合清朝初年对军备的需要。这也是冯如京自己多次参加平乱战争的经验总结。）
从这篇奏疏可以看出冯如京的雄图远略和治理才能。
广东左藩评“卓异”
顺治十三年至十六年（1656—1659），如京任广东左布政使。《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十月乙亥朔。乙酉，升江南右布政使冯如京为广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顺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戊午朔。戊辰，广东布政使冯如京以有疾致仕。”他在广东干了三年。
他上任时，广东海氛[郑成功于顺治三年（1646）在海上起兵抗清]初定，两王重兵屯守。左藩司饷不继，常以罪免。朝廷大臣推选如京当此重任，立即得到皇上批准。他到任后，见“龙旗铁马，屯卒塞郡，城卒犷悍，大将多倔强易文吏”。如京能以德化之，又因他曾历任边塞兵戎之地，左右多金刚怒目、勇猛强毅之人，所以两王部下各位大将都贴贴服服，在军用粮饷的运输发放中，不敢对地方官员持凌厉挟持的态度。军队和地方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在政局稳定后，他着手治理盐政，稽核税收，历年拖欠的80多万两的税银，一年内就全部足缴了。从此，兵饷按月发放，不再拖欠。两王特别高看如京，对他更加礼敬。如京治理广东，使之在兵燹之后得以生产发展、社会安全，百姓生活明显改善。再加上他持身廉洁，绝无贪占公款、受人财贿之事，比汉朝“暮夜却金”的杨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不给部属严厉斥责，但下属在他面前常有敬畏之感，大都是因为如京不受一丝一铢，没有给他们结纳讨好的机会。远小人则能亲贤人，贤德之人同他结交的就日益增多了。于是，“吏治为之一清”。广东属五岭百越之地，素以多产玳瑁、象牙、沉香、犀、贝等奇异之物闻名，而如京严厉决绝地远离它们。他的官署中，只有一方石头砚台，一本《曲江集》（唐朝宰相张九龄的诗集，对后世特别是广东客家文学有很大影响），“老屋敝椽，萧然尘榻”。有的同僚见他这样清贫，对他说：“您为什么这般自苦呢，稍微过得宽松点难道不愉快吗？”也有人笑话他迂腐，说“通于世故的，都不会像你这样。”对这种议论和劝告，如京我行我素，统统置之不顾。
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以如京为“布政使卓异”报闻于朝廷。皇帝在京师召见了他。按照召见惯例，他向皇帝报告了广东地方的“利病”（报喜亦报忧）。他上疏讲了广东四方面的事，略曰：
其一，别荒税以足征输也（按：当时政府规定：把战乱时撂荒的土地分给农民，政府按亩付点垦荒费，而未垦之前把这部分荒地的赋税加在已耕种的熟田里。意在促进垦荒，但实际上行不通）。粤东兵燹之后（清朝初年平定南明政权、民间抗清起义、郑芝龙和郑成功抗清等战争），荒残已极；省会附近之区，稍稍安集；至于雷廉琼（雷州、廉州、琼州）一带，人民稀少，弥望蒿莱，凋零尤甚。臣受事以来，曾详请督抚按臣缮疏呼吁，奉旨勘验在案，而恩施尚未下究。夫赋税度支，原供经费、军需之用，军士按月支给，计口授食，否则有庚癸之呼（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庚癸意为向人告贷，借钱借粮）。今全粤岁需百四十余万，本省额赋除折征（实物折款征收的税）外，止得五十万余。俱借资於协饷（从有余省份的钱粮中解运调剂，即“酌盈济虚”“抽肥补瘦”）。而现在雷廉琼荒税又二万六千六百余顷，臣司责成于长吏，有万不容缓之情；长吏诛求于下民，有万不可逭之法；而独是疮痍残喘，而督令输熟赔荒，则又万不能得之势也。臣在广省，见有携男挈女而鬻者，鸡皮菜色，辗转于沟壑地，大半皆雷廉琼等郡之民。夫民虽至愚，何忍背弃乡井而轻去故土乎！所以然者，熟田之所入不足以供正赋，而荒田之赔累并不能给饘粥。此流离迁徙，势所必至也。臣愚以为，早缓荒土一日之征，即早足熟田一日之赋，早甦民间一日之力（减熟田所加之“荒税”以休养生息，恢复人民开发农田之力），即早给军士一日之需。请敕下抚按清查勘验，暂蠲荒税，民力稍苏，再图垦熟，取盈额赋。则荒残之土地渐辟，而全粤之赋税不匮也。（按：这条主旨在把荒地税负从熟地税户分出来，暂缓收取，实则暂时免除，以减轻民负，促进垦荒。与民休养生息，而后谈得上足额征赋养兵。）
其二，禁杂派以供惟正也。粤自军兴以来，带甲数万，粟支数千（石），征轺（yáo，车）四出，络绎奔命，广州建旆（pèi，旌旗，此指驻扎重兵）而外，如南韶（韶关）之孔道，庾关肇惠（皆广东地名）之冲边，苍梧有司往往以身殉供亿（供其匮乏，使之得安。亿，安）。且屡厪明纶之严饬矣（多次严明法令和要求），其或幹办自任者，原于一时之权宜，亟求集事奏功，爰有公务之名，更相沿袭（有的搞摊派，只是权宜之计，急于出政绩，又以“公务”为名，相沿袭不改）；间有其事已竣（也有为杂派收钱而办的事，已经办完），而公务杂派如故。粤民皮骨空存，何堪剥骨而吸之髓哉？臣愚以为宜设定循环五扇（类似今之台账），一存抚按司道，一存经临县邑，有必不获已之费，有司官公同地方乡绅士里酌量，答应登记，循环于每年，终取里排甘结，汇报抚按司道，抚按转报内部，稽查验举，则奸胥无借端侵渔之弊，更穷屋有甦息更生之望矣。（按：禁杂派还是落实于除民害，图民利，惩奸蠹。）
其三，严委署以肃官方也。委署一途之为民害，久奉禁革。粤东边地，遥隔神京，遇有员缺，候部补选，难以猝至。且现在职官寥寥，地方需人料理，故吏有抚臣当堂佥委之举。但既委之后，自知砥砺者固不乏人，而不肖者往往有之。虽按抚有所访闻，严加谴诃，罪至究逐，然此辈从前名不挂部，则钱粮之参罚莫治，贪婪之追赃罔恤。遇有缺出，神通八面，尽有巧计钻营、移花接木者。夫部选之官，一有罣误，尚且难言湔浣（jiān huàn，清洗，洗刷），岂可姑容若辈复生觊觎之心乎？虽近将委署职名，另行造册达部，诚综核之良法；臣愚以为宜将签委原册，开载某职系某衙门批允候签，某职系某衙门移送详情，岁终一并报部，则不独委署本员之官评大彰，各有吏议攸关之恐；而举用者当更惕其慎惜名器之思矣。（按：让举荐者和被举荐的临时代理官员都在朝廷备案，使之有荣誉感、责任感。但笔者以为临时官员绝不能多，多则官员队伍“无恒心”，也不好管理。如京前边已有此意。）
其四，移重镇以靖海氛也。防海之役，向于江南（原为明朝南京地区，清顺治二年设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康熙初年，改为行省，江南省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嵊泗列岛等地。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清初，其赋税占全国的1/3）、浙闽滨海地方设立堡所，汛地（汛，同讯。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帅的绿营兵均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绿营，清初由汉兵编成的分驻地方的武装力量，用绿旗为标志，后成为以汉兵为主、旗人主导的军队，曾是清军战斗力强的主力军。清中期以后，营务废弛，日益腐败，失去战斗力，整改为巡防营。绿营之绿旗是与八旗之旗相区别的）亦綦密矣。今又于温台（温州、台州）添设重镇以扼全浙之门户，于七闽（或八闽，代指福建，因古时福建有七八个州）简用督臣，以控漳泉（漳州泉州）之要领，两相呼应如左右手，法诚最善。至粤东琼府，僻处海南；广肇潮廉，并滨海口，计其道里，距闽浙奚啻数千。而贼舰巨舶，迎风鼓浪，意南意北，瞬息而至。故十四年（1657）七月，逆氛甫离闽漳，八月浙治遂告陷；台州甫平，复薄（迫近）广潮（广州潮州）。盖潮州实连闽省，为两广之内翼。昨平藩重兵，亲临弹压，贼艘望风远遁；至去春藩兵甫转省会，而澄海倏尔告溃。臣愚以为，潮州要地，似宜移驻重兵，分发汛地，与蜀闽相为联络，勿得仅以分汛堵截，苟安临壑，则穷鲋（水干了的车沟中之小鱼）无能鼓鬣（飞扬跋扈，鬣liè，鱼颔旁小鳍），而余氛指日涤荡矣。至于肇庆阳江（广东二地名），旧有双鱼、海朗二寨，战船巡逻外洋，城守游击，辖兵千名以备海防，近因钱粮不敷，战舰未造；又分城守官兵移驻高明（今属广东佛山），每遇春汛，反借兵东安（今湖南省西南）以为防御。此又就肇言肇，似应皆复其旧者也。（按：此条就加强重点地方的驻兵防御提出新的部属建议。）
这道奏疏送到皇上那里，“因指切粤中时弊甚悉”，皇帝嘉许他，“下次第推行”。但“其言过分切直”，时议未能悉举行。他讲粤东人民疾苦，一点也不比一幅《流民图》差。
从冯如京为江南右藩和广东左藩这两篇奏章来看，他的忠心为国、高瞻远瞩，既深谋远虑，又切合实用，是封疆大臣之佼佼者。他还善于体察人主之难，于讽谏中先予肯定再提出意见，提意见时又详细地摆事实、讲道理，出以公心，直陈己见，以忠感人，以理服人。古人说：“谏主于理，而以至诚将之”（见《庭帏杂录》。意为劝上级出于忠心，以讲道理为主）。如京可谓忠厚之至。这同那些以进言博取名声者，不可同日而语。但他生性光明磊落，终因太“切直”而不得大用。为官者，要名位权呢，还是要“贤哲君子”之官德呢？还是选择后者吧！
对自己的从政经历和心境，如京曾在赴京觐见途中写诗概括：
感赋
霜寒地北古湟中，炎瘴天南说岭东。
骨性严凝常似雪，耳根清净不曾红。
戍荒百国皆柔服，縻饷三军未困穷。
最是一身叹漂泊，孝思未展敢言忠。
六、觐见恩荣
如京以“布政使卓异” 觐见顺治帝，是他为官经历中的最大荣耀，也是他旅途劳顿、致病乞归的重要原因。顺治十五年(1658)上半年，帝召见，如京从浦口港出发，儿子云骕和方孟甲(亦友亦部属)随行，有驿夫、其他服务人员数十人，还带车马，乘舆，这些花销全是自费。行经7省、12个城市（当时称“都”），80多个县，翻越五大山岭，过两个著名关口即固关、紫荆关。固关在山西平定县境内，是明长城真保镇重要关隘，为明朝京西四大名关之一。固关长城北起娘子关嘉峪沟，南至白灰村村口，全长40里。康熙帝出巡路经此地，赞叹此关的雄伟，赋《过固关》一首。中国长城学会原副会长罗哲文先生称之为“小八达岭”，是平定的东大门，也是现在太旧高速公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紫荆关是长城关口之一，位于中国河北省易县城西80里的紫荆岭上，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道之一，太行“八陉”之第七陉。冯如京顺道探望代州的母亲，入晋、出晋分别经此二关。二关都在太行山上。太行山东西宽约200多里，山高路险，不少地方马都不能通行。路上大雪数十日，更增加了行路的艰难。绕了这么多路，他才到家，但因公务在身，他在家仅停留两晚即上路。在来路上，还经五湖大江各一。也坐轿乘马，也坐巨舰、小艇、板舟、江船，加上等班船、刮大风时耽搁的时间，共用五个多月，行程8000多里，其中，水路5000多里，陆行3000多里。在京等候觐见又三个多月。在这八多月中，他兴会所至，感物言情，作诗共92首。
他记述：见皇帝时“路舞宫廷，由大清门，越中和、太和、保和三殿，折入协和门东，直至乾清宫门外。金狮璀璨，玉螭玲珑，朱门碧户，宝砌金铺，诚衣冠大国，圣主临轩，万邦来同之盛会也。”皇帝对他“恩赐有加”。
他写了两首觐见皇帝的诗，当然内容是歌功颂德的。诗云：
早朝瑞雪
蕴素含华晓色辉，五云常傍紫宸飞。
葱葱佳气浮高阁，郁郁祥光满禁闱。
瑞应三农歌帝力，欢同万国俨天威。
圣朝孝德风裳海，愿广皇仁奉母归。
赐见
宝殿玲珑灿物华，晴光遍暖万人家。
金铺照日升阳德，玉杖临风拂彩霞。
一统车书来紫陛，千行鹓鹭肃青緺。
螭头雉尾祥云绕，银烛光摇护绛纱。
（注：雉，野鸡，羽毛美丽，此处指代凤凰。绛纱，师门，讲席，此指宫内华美建筑。）
两首诗除了歌颂皇帝的“孝德”“帝力”“皇仁”之外，就是赞美皇宫景物的壮丽，众官员上朝的盛况（鹓鹭，班行有序的朝官。青緺，官员服装上系的彩色绶带）。不寻常的是，前首诗中，他提到回家“奉母”，已动了辞官孝母的打算；后一首诗中，他提到书同文、车同轨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才有如此雄伟的各种气象。这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绵不绝，中国能长期保持国家统一、领土比较完整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这次“陛见”路途遥远，不说水路风波，仅“舍舟登陆，三千余程，积雪数十日，堕指没胫，五体冻坼，稚子奚奴，啼寒僵冷，而余以积劳忡怔兼左臂痿瘅不振；益以祁寒，剧入膏肓矣。”（《北征纪略》）这说明他在进京路上已患病，而不是返回广东走到江南省时才得病的。对他生病的时间，以往诸传记文章都不实。因病辞官是在江南省的事。顺治十七年（1660），如京因病乞归，顺治十八年（1661）元月，顺治帝去世，七月，朝廷还为如京及父、祖立“勋高五省”坊，时如京还在世，方59岁。
雁门关内长城
七、急流勇退
冯如京在广东任左布政使三年，政绩突出，被评为“布政使卓异”，被皇帝召见，准备大用。当前程正如日中天时，他却提出请病假退休。
据清宫档案载：“顺治己亥十一月，广东布政使冯如京以有疾致仕。”
如前所述，如京在进京觐见途中即已生病。他是带病在乾清宫见顺治帝的。病是真有，以病辞职是事实。但他病不算重，并非如他说的“病入膏肓”，完全可以在职养好。他退休后不久就完全恢复了，而且，善于养生，身体很好。这是后话。
“时先生功伐甚著，声誉甚高，世祖方不次进贤者，内外更调”。有人就劝他：暂时不要退休，早晚之间可以跻身总督、卿相之间；况您儿子已经成名，太夫人也有曾孙在身边，千万不要急急忙忙离职休养，机不可失呀。如京回答：先生不要劝我了。我没有什么好的政绩，窃占官位十五六年，对国家无所补益，天子不加惩罚而特别厚待我。我又违背了孔子“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多年做官在外，不尽孝道。我罪过大了。从此愿求个自由身回家养母，不敢再跟在诸位大夫之后，以多病之身领国家的厚禄了。即使皇上可怜我，让我病好后官复原职，难道我不感到惭愧吗？先生不要再说了！
这里，冯如京讲了致仕原因两条：一是自己不称职，不该再窃占禄位；二是要为母回家尽孝。前者不乏谦虚之忱，但也自有其难言之隐，对此，容后再述。
先说尽孝。如京九岁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教导成人。他对母亲极为孝顺。在北方（如滦州）为官时，就把老母亲带在身边，尽养育之责，听为官之教。到南方做官后，他考虑母亲年高，“庾岭（大庾岭）赣滩（赣水滩）之险，不能板舆（担抬车载）迎养”，母亲在江南停留了一段时间，就因气候不适应带曾孙回了老家。在广东任职时，更不可能接母亲来。如今，母亲远在代州老家，他很不放心。他在给儿子云骧的诗中说：
万里孤身卧战阵，北堂垂白倚门时。
好将菽水承亲志， 莫啖膏粱负性痴。
表达了看淡做官立志归养意愿。他在觐见皇帝时写的《早朝瑞雪》诗，最后一句是“愿广皇仁奉母归”。他在赴京陛见时绕道回家探母，途径忻州时，曾写两首诗，其中都有归养的内容：
近里之一
莫讶从前汗漫游，六年飘泊等浮鸥。
吴山越水经时远，地北天南几度秋。
检药无方常卧病，瞻云有泪湿离愁。
炎方万里生还少，拼饮今宵醉瓦瓯。
近里之二
剩得萧萧白发存，廿年萍逐几乾坤。
一杯浊酒天涯泪，数点残更客路魂。
肉食鄙人甘藿食，侯门曳裾卧柴门。
就荒三经归来晚，携幼重游日涉园。
他还长叹着对人说：“人生有至性，富贵如浮云耳。余母老，善病，数十年侍药饵不暂离，今忍睽违万里外耶？余意决，余其归矣！”在他看来，做好官是尽忠，侍养母亲是尽孝；做官时带着母亲侍养，是忠孝兼顾；如今不能在官迎养，是忠与孝发生了矛盾，是否“移孝作忠”，以忠为孝呢？他选择辞官尽孝，这是一般官员做不到的。根本原因，是他坚持人的“生而孝亲”的本性，尤其能坚持“浮云富贵”的高尚情操。况他在职时已鞠躬尽瘁，“答恩遇而致显扬先世之业”（魏象枢《寒松堂集》）了。
如京坚决辞官之原因，除上述富贵浮云，为母尽孝两条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他感到为官之难。“先生声望重，功高人”，也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如京答魏光禄诗云：
异国炎荒迥不同，屏藩几载诮无功。
北堂归梦寒云外，南海多愁力疾中。
万里星槎甘卧雪，一肩行李羡飞鸿。
自怜愚拙违时尚，德化谁谣愧大冯。
（注：大冯，指东汉元帝时冯野王，曾任大鸿胪和郡守，后受大司马王凤排挤，被罢官，老死家中。）
这是他内心的独白。异国炎荒、尽职屏藩，身心苦惫，而被人讥诮，真羡慕自由飞翔的鸿雁啊。我自己愚拙不合时宜，德行比不上冯野王，更经不起谣诼纷纭了。
才高招忌，功高震主，“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左传·桓公四十年》）。你越有德才，就越会遭到讥诮，被人谣诼。这也会让清正之人受不了。他在给儿子云骧的诗中说：“异国一身老似露，天涯两体病如黧”，“浮云晚近非吾属，夔契当年可三思”。大意是说，身老似露，面色如黧；晚年富贵不属于我，而学习舜之夔、契二贤臣，我已尽力了。回首无憾，归去来兮！
回头再说，如京被评为“卓异”朝见往返京粤期间，来回时间很长（大约十个月左右），去京时就得了怔忡病，行至江南，病势稍重，此时，正碰上直指（官名）卫公（先生）巡按江南，卫公“诧其尫羸困惫”（脊背弯曲，疲惫不堪），以请于朝，乃得解组归。清宫档案载：顺至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广东巡抚董应魁揭报：“冯如京于清河闸系（在今江苏淮安市境内，明清时为漕运锁钥）抱病沉重，延医调治不痊，今再文催促其病愈趋程复任”。当然，不久皇帝批准他退休，不用“复任”了。
对冯如京57岁就坚决辞官，徐化溥有段精彩的议论：
“余观世之于轩冕组绂也，求之惟恐不得。故或闻相传者谓某老且不去，某病且不去，某为人排挤、再降再起且不去，盖荣利縻之，沉濡不可割也。若先生则无时不求解位（如京曾自云：“余怀归十余年矣，曩为太守辞，榆西辞，江南辞。人亦孰不欲富贵，顾至性安可强。”）卿大夫强挽之，人士争劝留之，而必行其志（指辞官养母之志愿），其於世轩冕组绂也，殆推而惟恐不去者与！夫人必有所战胜于其中，而后可以轻世于外。先生以声华得意之时，抗疏而解当世禄位之荣，入山而甘老莱（老莱子，周楚时人，二十四孝之一）投畚（老莱子之妻听说楚王请其夫做官，她扔下干活正在使用的畚箕就走，表示坚决反对）之寂，所存固远矣。嗟夫！先生盖深于道者也!”
作为“处士（不曾做官）”，作为地方文化名人的徐化溥，极赞如京的浮云富贵，认为如京能这样“轻世于外”，正是因为他能“战胜于中”，即战胜心中对名位权、对富贵的欲望；因为他深悟于道，志存高远。这话说到家了。在今天来说，我们也不是说大家都不要去做官，而是要把官职当做为人民服务的平台，不能把做官当作争名夺利、以权谋私的工具。“欲”乃“贪”之源，“欲如水，不遏则滔天；而贪如火，不遏则燎原”！
关于节欲，冯如京有段话可谓警世良言：“太上无欲，其次寡欲，最下节欲。自非太上不能绝欲，但神仙土木边功之欲不可有，而唐虞风动之欲不可无”（《冯氏族谱·嘉言》）。求神拜仙，大兴土木，穷兵黩武，这些欲望不可有；而效法尧舜，以德化民的欲望、理想则不可没有。简言之：“私欲”要节制，“公欲”要发扬。
关于贵贱与精神，冯如京说：“人之生于天地亦暂耳。贵贱之于身，犹条风之时丽也；毁誉之于己，犹蚊蚋之一过也。独其介然之操，皎然之志，其精神恒留后世而不可灭。”（《嘉言》）富贵不可久，不可恃，而正直耿介之操行，光明正大之心志，作为精神财富是长留后世，不可磨灭的。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其意义完全一致。轻视荣华富贵，重视精神修为，这是如京做人的立足点，也是他急流勇退的思想基础。
代县将军庙
八、对如京为官的总体评价
冯如京做官时间跨明末清初两朝，先后在六省任七职。明崇祯年间任直隶（今河北）永平府滦州知州， 三年政成，迁永平同知。清初，顺治时擢为永平知府。以后历任陕西按察副使、榆林兵备道，再迁陕甘宁兵备道参政，再调浙江布政使参政、金衢严道，再迁江南右布政使（二年），再迁广东左布政使（三年），到退休。所任各职的主要政绩前边已有较具体的论述。概言之，正如清史档案所说：冯如京“屡平巨盗，每上疏奏事，次第举行。屏藩江左，德高望重，且是一代名仁。博通经史，熟精道义；持身廉洁，浮云富贵。”在这里笔者对其为官再略作点综合评价。
1. 恪尽职守，勋业卓著。历所任职，敬事而信，勋业高朗，督抚交荐。以布政使卓异进京陛见，有“勋高五省”之誉。据清宫档案和《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八年七月，朝廷在代州城西大街‘五子登科’坊西，为诰受资政大夫、历任直隶永平府知府、陕西榆林西路靖边兵备道副使、青海西宁参政使、浙江金衢严道布政使参政、江南右布政使、广东左布政使冯如京题名‘勋高五省’坊，光绪乙巳年（1905）冯氏上元会重修。”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朝廷在谯楼西为冯如京和诰赠祖冯愈、父亲冯明期建“三世藩宣坊”（乾隆三十五年，即1687年重修）。在道署后、冯氏知园东为冯如京任陕西榆林道兵备副使、青海西宁参政使立“两宪关西”坊。
2. 建言深思高举。所提政见，所上疏奏，都能高瞻远瞩，为国家和地方的长治久安，提出既高明又切实可行的建议。具体已见前述，此不赘言。
3. 仁而能勇，胆识过人。在多次平乱战争中，都能知彼知己，神机妙算，稳操胜券。即使身临危境，亦能泰然处之，神色不乱，身先士卒，协和部属，克敌制胜。尤其能做到对起事者只惩戒为首者而安抚大多数，因此能招降纳叛，“全活数千万人”。此之为“大仁”。
4. 爱民如子，济人利物。政令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已如上述。“先生尤好施与，以赐俸市粟（用朝廷赏赐和自己俸禄买粮食），施贫无告者”，“计岁数百担”。“置义塾以来（招徕）乡人之欲学无束脩（学费）者”，事例多不胜举。观其陈粤事之如绘“流民图”，可见其关心民瘼（疾苦）之切。
5. 官德高洁，严以律己。“先生内行淳固”，“敭历南北数十年，未尝留意声色玩好”，“进退出处，皭然不滓”“究心性道，以躬行实践为基，以修身成物为事。故出孝入忠，不敢毫有作伪。累建殊绩，而未尝自伐其功。……遇患难则以义命自安，置成败生死于度外”。这是何等造诣、何等器度！
冯如京于康熙八年（1669）卒，终年67岁。据《李渔年谱》记载：“清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方伯冯如京卒。皇上晓谕礼部’赐祭葬如令甲’”，晋藩臣奉谕亲临现场读祭文。如京葬于代县城西25里下花庄村东。
6. 一本于孝。冯如京之一生，可谓“景行维贤，克念作圣；德建名立，形端表正”。而所以成为“一代名仁”者，盖一本于孝。
如京说过：“余观古大儒，功名学术，炳麟一世，常深究之，莫不有本也。本莫大于立身，身莫大于致孝。无本焉，失其至性而能善身名者，鲜矣”（《嘉言》）。他少承母教，砥砺志学，学业有成，不负母亲和先父（如京九岁丧父）之厚望，是孝；他为官后多年，“侍药饵不暂离，且极备色养（自己和颜悦色，使母亲高兴）”，是孝；听从母亲子民、爱国、廉洁勤政之教，是孝；不能迎养时，坚决辞官，回家侍母，是孝。高辅辰撰《分守金衢严参宪冯公去思碑》载：“公事母夫人，尽志尽物，以笃孝闻。堂皇所理，必入白太夫人，太夫人首肯无憾而后即安。太夫人博综经史，口训公及孙孝廉成名”。“致仕归，先生以得事太夫人为悦也。太夫人年七十外矣，每感疾，进刀圭，一匕立奏效（针灸之类）”，其所以收效快，就是因为他“极诚侍养，于表里虚实所以致病之由，或风寒、或饮食，无不洞悉其原，故不待切脉检方书而奇验，指功十无失一。故太夫人康强十余年，先生白首，太夫人尚无恙”，且视力很好，能分辨不同颜色。如京著书立说，比较辛苦，怕老母担心，不敢让母亲知道自己的起居情况，老母到如京住处问时，侍者也推说不知道。
在承欢侍食的余暇时间，如京还不时举办宴席，请邻里的老太太们来吃饭，与老母拉家长，说笑话，使母亲心旷神怡，不感到寂寞。长子云骧在云中（今大同）求学，每年一次到省城太原谒见督学路过家里，次子云骕的儿子冯壅从私塾学习回来，如京都要带他们到太夫人面前请安，祝寿。一家人其乐融融，老太太尤其高兴。
太夫人年81岁逝世，如京治丧，“哀戚甚悼”，“迨襄葬事，病毁骨立”。墓地距代城25里，亲戚朋友见如京拄着手杖走还跌倒在地，大家哭求他不要再步行了，如京却坚持要拉着牵引棺材的大绳，光着脚走路，像古礼规定的那样。如京本来善于养生之术，过了60岁还像四五十岁年轻，这时因母亲永别，昼夜哀号，以致头发白了，牙齿落了，再没有以往那样健康精神了。服丧一年多以后，虽然长子云骧由国子监博士提拔为户部主事，次子云骕考中举人，他心里有所快慰，但因体质已弱，竟因风寒感冒而卒。临死，还朗诵《孝经》一遍，表示对先人慎终追远之念。《论语》说的“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色养” “敬而不违”, “父母唯其疾之忧”“生，死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诸多孝道，如京都做到了。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冯氏宗祠
九、诗书传家
冯如京出生于书香门第，已见前述，在此，简略言其家训、家教、家风。
代州冯氏是清代第一高门望族，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到清朝顺治至道光年间三百多年中，出了18名进士、36名举人。乾隆朝宰相史贻直说：“我朝右姓（有名望的高门大族），首推冯氏。世以甲第起家，外而屏藩节钺，内而馆阁台员，著作勋名后先辉映，海内翕然宗之。”仅知府以上地方官和朝中官员就有“数十百人”，且多为“贤哲君子”。
冯如京是从山东青州寿光县迁代始祖冯盛的第六世。他的祖上都是有德之人，或爱国戍边，或诚信经商，或为儒将儒官，皆以克己奉公，利人济物作为做人宗旨。至伯祖冯忠总结修身齐家经验，制作遗训、格言，使家教、家风更加系统、规范。此遗训被明万历时著名清官、曾任太原府丞、以光禄寺正卿退休的阎调羹誉为与《颜氏家训》 “并列为两”的“天下书”， 他说“颜氏家训，与千古间有家者相为永之。及吾世而又读《冯氏遗训》，殆千古为两云。”就是说，千古以来，只有这两个家训最为模范。他说，《遗训》“远溯远圣心精，近体吾身日用”，以礼乐诗书为经，以修齐治平为纬，“参之极高而非高，寓庸而非庸，开后人之耳目，发前代之精微”，有“化家为国”之功。冯如京禀承父母之教，对遗训“童而习之，壮而行之”，以求继志永传，世泽延绵。
如京之父冯明期病重时，“抚而泣曰：孺子慧而谨，勉之必大我门。余不及见若成立矣！”如京“执父遗书、且读且泣”，学习非常用功。
冯如京九岁丧父时，其母王太夫人年仅27岁。她“以一孀闺人御家难、抚遗孤，风波震撼而不惊，异说诪（zhōu嚣张）张而不惧”。在如京十岁时授以《论语》《周易》，讲说大义。常训曰：“弟子‘入则孝’一节，正尔幼学立身规模；‘无友不如己’，正尔今日择交取友立身根基。每勉以亢宗承先，辄泣下。”如京十四岁时就在乡里有了名声，“定襄傅文恪公见其文，奇之曰：‘冯生一日千里，经济才也！’遂字以息女（把女儿嫁给他）。傅夫人归先生，恭俭庄肃，交相成也”（后28岁去世）。在冯如京为滦州知州时，老母谆谆训以清白子民，不要对百姓征收过度，更不要施加暴力。如京为广东左藩时，母“谓如京敬慎晚节，以谦和清白为诫”；“与六亲晚辈语，必以孝教为子，以悌教为弟，以慈俭教治家。子侄在仕途者，教以宁贫勿富，宁拙勿巧，宁难进勿速化。晚辈有过则面责之，故亲戚闻其训，多改过迁善者。”如京之子七世云骧，四岁丧母，“祖母鞠之，口授经书”，及第后，“祖母谓其幼且疏，率不谙世务，令其就广文（唐设广文馆，即国子监，设博士、教官。明清称教官为广文先生）读书”。云骧谒选将行，如京取笥中祖母旧所手点《小学》二册授曰：“此即汝终身行己大规模，勉之！勿负祖母训。”太夫人对孙云骕、曾孙璧训之以“尔等当于读圣贤书言语时，一字一句体贴身心，便从幼有根器；若止为科举之事，则吾所不喜。”曾孙璧两岁丧母，“祖母鞠之如云骧，口授以书”，年至十六岁，“仍每日问所业者，作文必视佳恶，麟经（指《春秋》，六经之一）间问其大义晓否。”云骧之继母杨夫人，十八岁嫁冯如京，主动把抚养云骧之任从王太夫人处揽回，“抚视恩勤并备”，视同己所生云骕。杨夫人在夫贵之后，仍浣衣织布，人问其故，夫人曰：“淡泊吾所安；且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亦欲儿曹体吾意尔。”危难时劝如京坚忠亮之节。如京“感夫人意，砥节砺操，乾乾不断，始终为世闻人。”二子云骧、云骕皆举进士，孙（八世）璧中举人、壅中进士。祖孙三代的成人成才，皆以母教为主因。正如康熙时任文渊阁大学士，户、工、刑、吏部尚书的陈廷敬为冯如京写的墓志铭中所说，“冯氏三世皆有文而贤者，皆以夫人也！”
好的家教须不断传承。如京“课子若孙，唯道义质行。常曰：余不获事先大夫（指父亲），然窃读其遗书，服太夫人教，兢兢陨越是懼（小心谨慎，生怕过与不及）。余一生得力在《孝经》《小学》《近思录》，汝曹念哉！”他教育子孙一定要注重立德修行。“仕以忠君尽职，无令名之难，非无贿之患。读书以修辞立诚本之，则无书肆说铃也（卖书或放书的市场书架，说话的铃铛，言而不行）。善若登，恶若崩，可不慎哉？”这是教育子孙要讲忠诚，重实行，慎微慎独，从善除恶。冯家“子孙奉教唯谨”，家教得到了落实和传承。
退休后，如京“构小园，筑亭楼”，名为“知园”，取“知止知足”之义。“聚书数千卷，焚香晏坐其中，训子孙以矜重名节、廉让谨厚，为德于乡党，存问故旧，收恤宗族，义馆以待来学，赈粟以赡饥寠（救济贫困人粮食）”。
如京的原配傅夫人，“孝敬执礼，奉太夫人未尝色忤”，“时时勉先生以读书持身，无坠先业。诵内典（佛经）诸书，晰其大旨。生于高门，不好华饰鲜服”。经常对三党（父、母、妻族）妇人说：“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修身齐家一也。”如果不是明达贤淑，通晓理义之人，能做到这样吗？
如京的继配杨夫人，“都谏公（都察院官员）孙女，仁孝性成”，跟随如京几十年，相互谆谆勉励以廉节，如京之急流勇退，与夫人的劝谏不无关系。
如京的两个儿子：傅夫人所生的云骧，字讷生，顺治十二年进士，历任国子监博士，授大同府教授，迁四川学政，任福建督粮道、署理按察使等职，居官清正，声誉出众，文雄一时，为“博学鸿词”提名人选。蜀人祀之“文翁（西汉蜀郡守）祠”，闽人祀之“朱子（朱熹）祠”。著有《讷生诗集》等。杨夫人的儿子云骕（1647—1700）字懿生，康熙八年举人，十五年进士，矢志以文史事业报国。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康熙辛酉科江南正主考，日讲官，起居注，礼科给事中，《春秋讲义》《大清会典》《大清统一志》编篡官。翰苑耕耘20余年，手抄书籍数万卷，劳疾卒于任。所著有《翠滴楼诗集》六卷，入《四库全书提要总目》。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代城西大街“文武济美”坊西，为他们兄弟俩建有 “兄弟进士”坊，光绪年重修时附入匾额为山东巡抚、山东布政使冯晋祚，内阁学士冯芝，广西按察使冯元方并题。
如京的两个孙子冯㻾和冯璧也分别是进士和举人。㻾，字敬南，号竹窗，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由中书历官南宁同知。著有《芋宁堂诗草》。
如京的曾孙冯光裕，举人，官至湖南巡抚。玄孙祁，进士，翰林院编修。来孙廷丞，举人，由台湾兵备道升江西按察使。可谓代代科第，簪缨不绝。
后人称冯如京“忠孝淳备，名行修立，其用而表见于当世，为景星庆云;蒙其化者，如春嘘旭照；及投艰大理，幽深也，如干将莫邪之锋，蟾阁飞精之照。海内指目先生如乔岳大川，能兴云致雨”，可惜未老退休，未尽其用。但如京“勋德流于天壤，文章传于后学，先生自有不朽者在”。其荣身光前裕后，可谓不愧太夫人孤孀之教，善继先祖遗训之美了。
“诗书传家久，忠厚继世长！”
《代州冯氏族谱·家训》
十、著作辉映
文如其人。冯如京天资颖悟，学养深厚，博通经史，熟精道义；“以雁门人杰，崛起仕籍”，为官六省七职，经历异常丰富，屏藩江左，德高望重，持身廉洁，浮云富贵；加之，善于思改，勤于写作，故其“著述甚富”。所著有《道学钞》《史疑》《历代诗录》，其行世者，有《秋水集》16卷（乾隆五年刊），《粤槎日记》《北征纪略》《开元天宝宫词》（10余卷）、《古今雁字诗选》6卷，《一统志略》，《圣贤正谛》10卷，《春秋大成》31卷（顺治甲午介轩刊）。以上是《墓志铭》中所列著述。此外，还有《冯秋水先生评定存雅堂遗稿》13卷（清顺治十一年刻）。如京为之作序的还有《宋鲁斋王文宪公遗集》12卷，补遗一卷等多部书、集（清宫档案有载）。其中，“以《春秋大成》一编，允为海内春秋家津梁正谛（本传）。《秋水集》入选《四库全书》。
对他诗文的评价，当时不少著名文人及后人都有许多充分肯定的言论。
杜敦祜在《秋水墓志铭》中说如京“尤工诗古文词”，“先生为诗古文，独标意致，摆落畦径，含咀英华，匠心独妙。”《四库全书提示存目》称其“诗颇清利，尤工于五言，文亦平正。”邓子成《清诗记事初编》谓“其文事迹议论俱无可征，诗格清稳，称意而言，于同时云间、楚中两派，皆无所染，不趋风气，可谓自好之士”。徐化溥谓：“《春秋大成》，学者宗之；前后说《春秋》者，弗能俦（比肩）”。方苞则云：“秋水吾师，才情典丽，声韵清刚，于经史子集之文，晋唐明宋之诗，靡不洞精抉髓，具体备美”（《粤槎日记小序》）。
为诗作文，既要悟性，又要勤奋。“先生喜吟咏记述于道路，剧冗中挥毫弗辍。故赴粤有《粤槎日记》，辑瑞有《北征纪略》二书。观者谓其旷观冥搜，元情绝照”（徐化溥《秋水公传》）。
丰富的阅历对成就人的文学才能也是必不可少的。“患难出诗人”。孟子所说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对成就担当大任的经世之才是如此，对成就诗文大家也须如此。冯如京生活、仕宦于明末清初的国家多难之秋，他又屡当重任，到处“救火”，如诸葛亮自述的：常常“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多次调任、升任都是到更困难的岗位，如他从难于治理的浙江金衢道提升为江南右布政使刚二年，就从当时全国最富庶的江南省调往最难干的广东。他曾自云：“粤藩苦烦万状，难以枚举。”而他都能化险为夷，治绩卓然。魏象枢《送秋水方伯入觐复回粤东》诗中说：“十载飘飘宦迹同，多君到处有成功。金陵旧业图书在，粤东新愁鬓发中。”首联说他仕官多处，政绩卓异；颔联说他在江南倡儒宏道，遗业昭昭，而调任粤藩，任重政艰。“新愁”者，苦其心志也。为政苦，官场苦，思亲苦，发为心声，故能成至性至情之诗文。“文章力返千秋上，道德先通百里中。”（魏象枢《寄谢秋水为余订积顺堂诗集用前韵》）。特别的人生经历使他熟谙社会，精通世故，了解国家大政与人民疾苦，通晓政治管理的思路与方术，力求“内圣 ”与“外王”的统一，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实现道德和才能的升华。这种“体用合一”加上他的“邃密群科”，使他的诗文具有厚积薄发的思想深度、历史厚度，达到文以载道、文以化人、文以导性的境界。
清代大学士纪晓岚说冯氏诗文“文重桐城，诗崇杜甫”；章学诚说“代郡诸冯多贤者，文行华实殊异”；宰相史贻直称冯家“著作勋名，后先辉映，海内翕然宗之”。冯如京就是冯家“著作辉映”的代表人物。宰相陈廷敬说：“余少时伏里，即闻代郡冯秋水先生以麟经（《春秋》）世其家，左而为吏，原本经术。所历有声名，余虽不见公，心仪其贤……冯氏三世皆有文而贤，何其盛矣！”这是直接肯定如京的“文”与“行”的。或达官，或巨儒，都给如京及冯家以这样高的评价，这是实至名归的。
如京诗文皆佳，这是十分难得的。清初范骧（以品格高洁闻名的文化名人，书法家）在给如京之子云骧所著《约斋文集》撰写的序言中说：“唐初诗名莫盛燕公（张说）曲江（张九龄）；宋代词人，无逾东坡淮海（秦观，即秦少游），而柳柳州（柳宗元）云：‘燕公著述之余，比兴莫备；曲江比兴之暇，著述未工。’王勉夫又云‘子瞻（苏东坡）词如诗，少游（秦观）诗如词’。”“此以见古今诗文兼擅之难也。余读晋中冯秋水先生集，文鸿朗而雍扬（和畅），诗温纯而厚雅，美哉雅颂之嗣矣！”在古人极叹“作述继轨”之难时，如京能做到诗文兼擅，非常可贵。
代县“文武济美”牌坊
下文先讨论如京的文章，再讨论他的诗作。
关于如京的文章。
《秋水集》收集其奏疏，为他人诗书集作的序、跋，粤槎日记，北征纪略及其他杂文，最多的则是诗作。
本文前边已详记了他的两篇最有代表性的奏疏，在此只举例讨论一下他的其他文章。
他的文章的特点是文以载道，文以治国，文以治世，文以化人。这可从他文章中的一些论点和阐述来看。
文以载道。他说：“天下之政，同文则治；君子之学，合道则纯。”这是说治天下之政，必须有统一正确的文化引领和文化基础，如同今日说的“文化自信”，舍此，也就没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三者就是“道”和“政”）。这也是今天特别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现代先进文化的原因。治国须有德才兼备，具备“君子人格”的干部队伍，而这样的队伍必须使自己的立身、所学符合于“道”，才能做纯粹的人，矢志为公，一心为民。
他还说：“先辈之文，禀经以制式，酌雅以摛（chī，铺陈展开）词，理不谬缀其枝，字不忘舒其藻，而给响布格，又凝而不滞，坚而难移，即盼睐可以生姿，咳唾可以摇骨，非圣贤之本旨不道也。”这就是说，文章要学习先辈的作法，按经书的宗旨决定文章的大体形成，按《诗经》风雅颂的风格来构思表达文句，在文章内容上不能违背圣贤之旨，也不可牵强附会；在文字上不可追求辞藻的华丽，导致华而不实；要使文章能通而不滞”，“择善”而固执之，从而使文章既生动感人，又始终不离圣贤的宗旨，达到文以载道、传道的作用。
文以治国。如京文章能高屋建瓴，阐明治国理政的精要和大纲。比如，他说：“国家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正则为忠孝，人心邪则为乱贼。”“人心正而天下治”。在今天，就是要把民心、把“官心”搞端正，万事才能办好，国家才能大治。如果人心不正，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整天都在想歪门邪道，这个国家还能治理好吗？
再如，如京说：“为国先贵足食”“国之大计，惟兵与粮”。这是至理名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饭碗问题历来是关乎人民生计和国家、社会安全的头等大事。今天，我们中国人的饭碗也必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仰给于他国他人。我国人口众多，耕地人均甚少，粮食问题的严峻，今天仍然存在，以后也将长久存在。至于“兵”，即军队建设，没有强军，何以有巩固的国防，何以解决抵御外侵和保证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何以为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安居乐业、健康稳定的发展环境？
再如，他说“天下无二道，文武无二途”，这是强调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统一的文治武治。这对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人民的平安幸福，意义十分深远。
至于他说的研《易经》之理，考阴阳之化，“本自然之盈缩，依日月之迟疾”，“穷天地造化之原，考古今沿革之变”，“天下病虚，救之以实；天下病实，救之以虚”，以求“有得于圣贤反约之功”。（冯如京《观心约》序）这里强调治国也要符合“天人合一”的造化规律，应时而变，一切从实际出发，尤其要坚持为政以简，不可烦令扰民，给百姓以自主权。这种治理思想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如京关于治国理政者必备素质的论述，很有见地。他说：“当天下之难，济之固在才而已。然才欲其达也，镇之固在力而已；然力欲其定也。才惟达，故疏紊宣郁，分错导窾（kuǎn，藏匿，幽滞），理剧解繁，日有余焉。不达，机斯壅矣。力惟定，故金石不折，雷霆不惊，三军用命，缓带安闲，亦无忧乎不足也。不定，气斯惫矣。机壅者，其政纷；气惫者，其政废，国何赖焉？是故才可能也，达斯为贵；力可能也，定斯为贵。”这是说，治国之才，需“力”“定”“达”俱备，而“达”与“定”尤为重要。“才”要求“达”，达就是审时度势，通达事理，晓畅治道。能“达”，方能不壅滞寡谋而有神机妙算，才能处理好紊乱纠结、错杂幽滞、紧急繁难的各种政务问题。有了能“达”之才，还需有“力”，即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而这个力，必须是“定”力。若无此定力，志气、勇气都谈不上，就会疲惫不振，必然会坏了政事，废了治事，误邦误国。
要做到“达”与“定”，须有才、识、胆，对此，如京都有论述。这里只说“识”。他说：“读书无识，虽破万卷亦书肆也”（《秋水集·读史罪书题辞》）。而要有“识”，必走“三观”之途。三观者，“曰学、曰政、曰世，而要之非道无归也。何谓学？总古今，核名实，考往征来，网罗靡漏，自微才包六合、胸五车，则未易几也，故曰可以观学。学优矣，而措之于治者，未必迎风而刃解，方丛脞（cuǒ，丛脞，杂乱）之足虞，安敷文之有暇，故曰可以观政。学优矣，政成矣，于是得以按版籍，考舆图，上下古今，稽验兴废，……可以观世焉。三观具而后学以敷政，政以迪教，教以彰志，民情可洽，民情可兴。故曰要之以道也。惟道而政，政乃淳；政而学，学乃实；实而教，教乃深；教而志，则志乃信而可传也。”“三观”具备，才能有识有才，有识有才才能有胆，达到“达”“定”“力”的境界。
这是如京深刻综合和反思自己从政经验之论，也是对前贤理国得失的很好总结。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当今的一大任务，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价和随意选择。上面列举的如京文章中的有关治国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文以治世。如京云：“治身先治心，治国先治朝。”这是说治国必须先治好统治集团内部和上层人物，必须先解决自身的心志道德问题。这类同于今天讲的“打铁先得本身硬”，正己才能正人。他还说：“读书以修辞立诚本之，则无书肆说铃也；善若登，恶若崩，可不慎哉！”修辞立诚，就是说话、写文章，要以诚为本，说真话、实话，言必能躬行而后从之。假话、空话、套话盛行，反映和加剧了政治和道德上的腐败，这种语言腐败，势在必反。为文、为法，都要把立诚心作为根本；否则，读书再多、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用。做人，从善如爬陡坡，步步艰难；而为恶，如山崩地塌，会毁于一旦，必须谨慎对待，必须做到“慎独”“慎微”。而“慎”必本于“诚”。
文以导性。这里的“性”是人性，人的道德。如京云“余历尽艰难，所凭惟义命二字”。“天命之谓性”(《中庸》)。人一生下来所具有的“禀性”是天赐予的，但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决定了他既可以“从善”，又可以“从恶”，所以，必须以道教之，才能使之顺乎自然地向善良方向发展。“大德非一事可名，上善非一词可纪，䂥在人口，功在国史”。这是说崇高伟大之道德，不是做一件事可以成就的，必须靠日月积累，“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毛泽东）。上等的善良也不是一个词一句话可以记述的，大善与大德是要载入人民的口碑，用善德建立的功勋要载入国史，永垂于世的。这对修身养性提出了最高目标，指出要达到的至高境界。“文，性情之事也。而世日趋于雕缋，舍洁就秽，舍明就幽，舍正大就险仄，矜彼蛇神，幻为吐火。理学不明，斯文将坠矣”。人文是关乎性情之善恶的大事，不能舍弃高洁、清明、正大而俯就于污秽、黑暗和邪险，自比于牛鬼蛇神，幻想能呼风吐火。
修养性灵要讲忠孝，讲诚清，将仁义。“诚则人不忍欺，明则人不敢玩”“惟清也，故其仁与义、明与诚耳”“人之学以忠孝为本，礼义为纲，文其末矣”。这里讲的是具体的几项道德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特别强调为人之本在忠孝，纲在礼义；而仅仅用于写和说的“文”，不过是枝节而已。这种“本末观”不是轻视“人”的作用，而是强调实行比虚文更重要。这就体现了如京十分重视躬行实践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说冯如京“文重桐城”，就是说他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看重、仿效了清代著名散文流派桐城派。桐城派代表姚鼐、方苞、戴名世、刘大櫆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之散文，讲求“义法”，主修义理，考据、词章并重。要求文以载道、语言雅洁。其著述丰富清正，享誉海内外。从上边列举的冯如京的一些文论来看，他的文章之内容语言都具有桐城派的特点。
如京之“文重桐城”，也具备了桐城派提倡的“文贵创新”的特点。他写奏疏之类的公文（此类文章很容易写成套话，空话且阿谀之辞），也很注重创新。比如，他在《粤事疏》一开头就说“臣自愧愚暗，殊无奇策，然早作夜思，感恩矢报，有曾经诸臣言过者，不敢套陈勦袭；敬摅一得，以佐高深”。所以他的奏疏没有陈言滥调，而自出心裁，多有创意（《秋水集·奏疏》）。
如京说过，“言者，心声也。冬为夏语，其炎不烈；夏为冬语，其寒不凛；哀为乐语，其欢则伪；乐为哀语，其怨则饰。发于其情之不能已，动于其气之不可止，笑既有声，哭亦有泪。文何必欧韩、诗何必李杜而始为工也？”这讲的是文为心声，必须出于真性情，不能伪饰。
如京云：“士亦为有用之学而已。”强调学以致用。是对当时“海内讲学家，高谈性命，动称儒者，于人情无所济，欲立欲达，卒托空谈而已”的世风的批判。
他又说：“文章非具体之为难而独造为难。独造之作，存乎大力；大力之发，可以振衰。”“文章之道，与鬼神通。”这里讲的是文章贵在独创；是真正的独创之见，才能毓秀钟灵，文能通神。
如京还讲究文“气”。他说：“诗文者，气之为也。气之流行于人身，虽汗漫无形，乃宣之为声，布之为韵，其浮沉伸缩之故，每每与呼吸噫嘘应节而合响。故气舒者词缓，气促者词竭，气高者词亢，气柔者词下。未有气不振而文能发舒者也。”文如其人，须精气神具备；而气乃精与神的凝结、发散与汇通，无“气”之文，如无魂灵之僵尸走肉，哪里还有什么生命力，感召力，使读者凝神聚气呢。
谨防文章偏差。他说：“议论之文，段落强硬，其失也鄙而不秀；骈偶之文，连虫鸟，杂青黄，其失也丽而不转；散行之文，数句对比，辄用数叠，轻佻浮滑，其失也靡而不劲。”这对几种不同文体的文章容易发生的偏差，可谓切中时弊之论，至今也值得为文章者儆戒。
作文选文也必须具备才、识、胆。“人不具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非惟不能作史，亦不能读史；外惟不能读史，亦不能作文、选文也。”这是说作者、读者所必具几个基本素养。此亦精辟之论。
文以化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最主要功能。修身养性，立德立功，离不开文化。上文已有涉及。在此再讲几条。其一，人文教化，以德为首。“道德，君也；学问，辅也。”德与才，以德为先，德教可以“醒其清夜，发其良知孝悌之理，明纲常之道”。要以此为立身之本，为学问之本。冯如京曾经批评儿子云骧比偶之文，曰：“汝究其词，曷勿究其理；汝剿其说于人，曷勿达意于己；汝谓其为科名之羔雁，曷勿以为身心之仪轨？”（《春秋大成》序）。其二，教人谦逊。“谦逊以持盛，宽厚以绵永，慈惠以联散（即孔子说的“惠则得众”）”。其三，教人志正学专。“士各有志，惟秉道而志正，志正而学专耳。”其四，教人言行一致。“有其言无其行，其言而不类圣贤者，固宜焚之；其言而类圣贤者，尤宜焚之也。言不类圣贤，天下知其非而人效之者少，其于一己有荒唐鄙悖之讥，其误天下也浅；言而类圣贤，天下乐其是而效之者众，其于人心有欺诈相矜之习，其害天下也深。”“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无其实不为其言。而今人能为圣人之言，至求贤人之行而未易得，是操觚（执简写字，指写文章）咿唔之时，已习为欺诈之智，毋惑乎后此之欺诈不已也”。满嘴（纸）荒唐言，言不由衷，欺诈之行从写作欺诈之文时已经开启这种“智慧”了。救之之法，是“取其文之醇切而不爽乎平居之行者救之。”其五，教人勤事敬业。“勤以本事，事以建利，利以敦惠，惠以保业，业以定功，功以立制，则治可明也。事立则时正，利建则力抒，惠敦则求阜，业兴则俗无败，功定则教不烦，制立则民志定。时正所以给济也，力抒所以丰物也，求阜所以周用也，无败所以征恤也，教行所以保本也，志定所以成化也”。从勤讲到事、利、惠、业、功、制，且讲清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逻辑联系，把“勤”与“化”最终联系起来，意味深刻，值得深长思之。其六，教人安于清贫，富贵浮云。“心贫则清，身贫则适，地贫则僻，官贫则政无烦苛”，“人生有至性，富贵如浮云”。“史外传心之要典，昔人以为性命之文，今人以为富贵之具，是则吾大忧也”（《春秋大成》序）。这尤其适用于从政为官者。当官绝不能发财，绝不能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换。如京还有首打油诗：“吏俗由来苦，兼之以役长（让高级别的官员使唤）。性情数日减，牛马一身忙。”话虽略显过头，但说的何尝不是一种实情，其意在提醒人们把做官看淡些。这对我们今天不少人的“官本位”观念也是一种针砭。其七，教人处静守道。“静里悟真因”，“闲多即是仙”“世情都似漆，吾道足高眠”“士固各有志，何庸汲汲焉？”求静，处静，才能深思悟道，了解事物之因果关系；才能不被尘世的“油漆”沾捆而不得超脱与自由，才能真正把握“大道至简”的真谛，在动中求静，忙里偷闲，得以减少烦扰，高枕无忧。人各有志，何必要忙忙碌碌，汲汲以求呢。其八，教人正直敢谏。“夫谔谔之臣，虽于意不顺，然有益国事，是大顺于意，莫此若也。”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有了直言敢谏之士，是国之大幸。王夫之《读通鉴论》云：“秦始皇之宜短祚（皇位）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好谀可以亡国。好谀者自我膨胀，容不得谔谔之臣。在“好谀”之政治生态下，谀臣辈出，誉由谄发，词不衷性，以至颠倒是非，指鹿为马，上下相欺，误国误民。但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有谔谔之臣。而要做直言敢谏之士，必须有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胸怀全局，着眼长远，公而忘私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化成天下的关键是文以化人。如京对此是有深刻认识并身体力行的。
《代州冯氏族谱》
关于冯如京的诗作。
先说其“诗论”。主要观点有：
其一，诗必发于真性情。“风雅之道，发乎性情而声律生焉”。“诗言感也”。“诗以道性情，陈美刺（刺，讥讽、议论），人心之邪正，国运之污隆系焉”。他又进一步说，“人亦有言：诗不本性情，其诗必不工。此言犹似是而非也。余谓诗不本于性情，固不可以言诗；而诗不本于至性至情、学问渊博之人，固不可以言工，并不可以言诗也。”“非渊源于三百（指《诗经》），则不能诗；非沉酣于晋魏三唐（初唐、盛唐、晚唐），则不能诗；非腾骧于六籍诸子，则不能诗；非酝釀于博士家言，则不能诗。诗可易言乎哉？彼夫窥豹一斑，尝鼎一脔，以淫哇（淫邪之声）为独剏（创），以佶倔（屈）为高奇，吾未知其于诗竟何如也”。他反复说明了诗必本乎至性至情，而且要有深厚的学问渊源，而不能追求邪淫，以怪为美。
其二，诗须“气振”。因诗者，“气之为也”，“未有气不振”而“诗能发舒者也”。
其三，诗尚志。即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诗酒可乐，干戈曷畏”。诗能怡情壮胆，诗能胜过十万精兵，使人不惧干戈，奋进而无畏。
再说其诗之特点。
第一，其诗崇尚现实主义。之所以说他“诗崇杜甫”，主要就是指他的诗特别贴近现实，纪述历史，反映时代，表达真情实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史诗”。以几首诗为例。
初秋榆塞行边
平沙遥望古龙堆，杀气年年入战垓。
一片残山争走鹿，几家旧阙没荒苔。
尸填黑水将军赏，野哭青燐父老哀。
日月有光销暑烈，新凉昨夜报秋来。
讲战乱的惨景，令人悲怆。这类诗不是很像杜甫的“三吏”“三别”和《兵车行》吗？
避乱行
避乱一身多，何况说妻子。
骨肉各异县，黄金贱糠秕。
衣食躯命关，弃之去所累。
况乃问功名，此道轻于纸。
这是以一个躲避战乱的士人的口气，写出乱世之苦。避乱自顾不暇，连妻子都顾不及了。骨肉分散，粮食比黄金都贵，为了衣食活命，什么也得舍弃，更不用说追求什么功名了。正如他《塞上吟自叙》中所说，“余自晋如秦，当兵燹之余，百里绝人，千门断火，黄羊暮走，乌雀朝啼，棘横沙迷，轮曳蹄陷，山川云物之悲凉，风雨晦明之凄感，人之喜战乐兵，弃农竞武，挺刃走盗，又羽檄奔驰矣。……杀人安人，已乖余志；青燐横野，言之憮然。”写出战乱造成的人间惨景和自己对“杀人安人”违心之举的无奈。
早见铜驼生蔓草，谁怜金谷尽荒台。
樽前残局英雄泪，白眼青天一举杯。
戍久勒兵新战伐，功成暴骨转伤亡。
父老中原多徼倖，欲锁金甲沐祥光。
朔雪炎方尽版图，生民从此乐樵苏。
犀象玉珠款内府，獠蛮溪洞缓征输。
归牛放马阶文治，礼乐中兴事有无。
劳民拭目望昇平， 解甲将军罢远征。
破碎山河风雨静， 飘摇鸿雁云来轻。
开基八百贻忠厚， 制礼三千课治行。
——以上节选自如京《北征纪略》
诗人多次平榆西、湟中以及南方的边省之乱。此诗既表达了诗人对战乱频仍，百姓暴骨荒野的哀怨之情，又写出了对放马南山、平息战争、减轻征输（税负）负担，实行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爱民善政的期盼，表现了诗人对百姓境遇的深切理解与同情。
但即使没有战乱，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困苦，在《北征纪略》中，诗人写他沿路所见所闻：“四海皮毛都已尽，饥寒不独一人啼”；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更使人民没有了活路：“有人卧铁肌生粟，何处拥炉羔炙肥”，“旅客眠霜僵纸账，贵人行酒醉金闺”“倒是几处恒饥渴，珥笔（指撰述历史者）何人有是非？”对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作者当然无法改变；但他仍然要深深自责：“从来疏吏治，潦倒愧民生”（《秋水集·和赵懿侯二律》）！几个清官改变不了封建制度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即使有善良的怜悯，也只能徒唤奈何。
第二，以至性至情言志咏言。
如自言为官之志：
自怡
地僻山犹古，官贫地不哗。
息心能乐善，知止鉴前车。
远渚有清流，鸥鱼恣性游。
物我两无竞，身世一沉浮。
身在官场，以至成为封疆大吏，而能安贫乐道，知止乐善，如濯缨清流，如鸥如鱼，“万类霜天竞自由”，做到物我无争，不计较身世之沉浮。这是作者高洁人格的写照。
喜出五羊城
已分投荒老，何期掉臂行。
官清多惨澹，客路少经营。
白水吹沙远，黄沙照眼明。
忘机江上鸟，相对一身轻。
诗人此时正在广东左布政使任上，但并无居高临下的“官气”，反而有“投荒”“掉臂”（清贫）“惨淡”之叹，他甘守清贫，不愿为升迁而结交官场要人，而只愿在水白沙黄之间，效仿江上之鸟，“怡然共忘机”，享受这份一般为官者享受不到的轻松。
他浮云富贵，早就想退休了。在《寄舍弟容》中，他说：
羡尔能辞组，伤吾未拂衣。
天涯同寂寞，骨肉几睽违。
片月千山静，孤云一雁飞。
何时重载酒，共醉旧柴扉。
如言思乡之情：
阻舟戏笔
浩淼长江浮太清，危樯日夜听涛声。
北风总是吾乡物，珍重乡情不放行。
燕子
风起墙头满院香，杏花零落燕飞忙。
添巢补垒谁为主，错认他乡是故乡。
前首诗说，诗人乘舟回乡，见长江浩渺，听日夜涛声，感觉舟行太慢，迁延时日，而归心似箭，偏偏不遇顺风。但北风是从我家乡刮来的，他遇到了我，就满怀乡情挽留我，不肯放行。诗人以温良敦厚之情把北风也拟人化了。后一首诗，则说燕子忙于在屋檐下筑巢，不知主人为谁。诗人觉得自己也和燕子一样，忙于公务，把他乡错认为自己的家乡了。情真意切，诗风委婉敦厚。
写思母之情：
思亲
萱草年年茂北堂，游人心事转悲凉。
魂飞尘海三千里，泪湿征衫一万行。
母寿之一
清风满座凉，扶杖下高堂。
痴子头将白，慈亲鬓早霜。
卿云方在覆，紫气忽沾裳。
莫哂孙枝稚，殷勤捧为觞。
与母亲三千里相隔，只能梦魂相见，悲凉心，万行泪，痛心之至。在母亲寿日，诗人不能回去当面祝寿，那种“秋风凉，想亲娘”的心境，因母亲老自己亦老而增加的“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担忧，萦缅于心，无限悲凉。只能说几句“紫气卿云”的吉祥语；“好在你曾孙虽尚年幼，也还能替我殷勤地献上一杯祝寿酒啊。”
写思妹之情：
哭妹之一
文武骨皆荏，幽光独秉贞。
纲常千古重，肤发一身轻。
泪与波同汨，心随水共清。
芳魂时绕膝，犹傍长江行。
哭妹之四
义死终非死，偷生岂是生。
猿啼空有泪，鹤梦已无情。
江月年年白，秋风夜夜清。
冥台休更悲，湘水此芳名。
诗人的妹妹在旅途中避乱客舟，乱兵将至，为守节而沉河死。诗人满怀深情悼念，并极赞其高节尚义。那些文官武将在寇乱中无所作为，而妹妹作为一个妇道人家，能守其贞节，不惜一死。诗中的“义死终非死，偷生岂是生”，成为做人的警世名言。诗中有情有景，有褒有贬，有立有破，有比兴想象，有近思永怀。文风清丽，不同凡响。
第三，以怀古诗寄托情志。
怀韩信：
过井陉
背水功高自古闻，功成不数李将军。
当年形势知何似，翠壁依然锁暮云。
过韩侯祠
白帝赤帝事本奇，沛公天授有谁知。
使非垓下功成早，鬼语西郊尽可疑。
酂侯昔日何肝肠，剑饮西风血未央。
纵使通豨原確据，何无一语及梁王。
淮阴若缓须臾死，诸吕何由睥睨时。
老雉自为剪汉计，可怜髦主不能知。
韩侯祠在灵石韩信岭上，笔者曾专程去看过其遗址，并发表过一篇长文，以示悼念。诗人在这里下马凭吊，赞颂韩信的殊勋远远超过李广，怀疑“鬼语西郊”（与陈豨密谋造反）罪名的“莫须有”；吕后杀他是为了剪灭汉家，让幼主刘盈失去保国大将；同时责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酂侯（萧何封酂侯）助吕为虐，用计诱杀韩信，血溅未央宫。诗人是警戒人们不可让韩信的悲剧重演。而这种悲剧又何以历代迭出不衰呢？
怀岳飞：
几年欲拜岳王祠，瞻拜遗容泪如澌。
满眼荒凉终是恨，至今不改向南枝。
岳飞“精忠报国”，壮怀激烈，收复被金兀术所侵占的国土，在即将成功时，却被害怕失去皇位的宋高宗和奸相秦桧冤杀。满眼荒凉终是恨，既是岳飞报国无门的遗恨，也是诗人和历代爱国御侮的忠臣贤将们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有多少人能做到自己忠而被杀却仍对祖国一片深情毫无怨尤呢？
第四，婉约与豪放兼备。
如京之诗，一方面，具有词意冲融、奇而不支、怨而不怒的婉约派的特点，如清人所评：“抒性怡情，悠然淡雅，兴怀所及，直逼古人”；“其诗朴老淡宕，觉其胸中绝无滓垢，而渊静之气郁郁逼人”,有孟浩然“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陶渊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那种“口头目前”的“浑然大家”气象。前边引述的“白水吹沙远，黄沙照眼明”（《喜出五羊城》），“江月年年白，秋风夜夜清”（《哭妹》）等等，这类佳句颇多。这里再举一例：
过龙泉山之一
野人忘汉代，古木自尧年。
好息风尘累，来兹结静缘。
龙泉山在代县城东三十里，山上有古刹龙泉寺，建于唐。有泉堕岩下，日夜成钟声，为灵邑一胜景。诗人把龙泉山的居民看作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见证历史的是从唐尧时代一路走来的苍然古木。这样的桃源胜境，真适宜消除我一生风尘之累，而与清静结缘。这也是原于感物赋事，本于性情，气和思永的婉约佳作。
如京还有雄浑豪放的一面。请看：
云中感怀
野堞迢迢望戍楼，繁华战后此荒丘。
金凫零落孤村梦，石鹤萧条万古愁。
寒峡遥看回玉塞，黄云不尽卷沙洲。
长歌徙倚增悲感，独洗残碑吊素秋。
这是写古大同市的。大同曾为北魏之都，繁华重镇。如今，野堞，戍楼，残碑，荒丘，黄云，孤村；金凫零落，石鹤萧条；峡连玉门关，云卷黄沙河。作者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想象丰富。对此战乱后之惨象，诗人徙倚增悲，独吊寒秋，充满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
重修雁门偶赋
缥缈雄关万仞开，遥临大漠亦雄哉。
龙沙广武苍烟回，雁影桑干秋色来。
更见辉煌新画堞，浩然凭眺一登台。
百年凋敝今重振，玉塞真劳锁钥才。
雁门雄关万仞，大雁必须从关口飞过。遥临塞外大沙漠，近接广武古战场，秋高气爽，北雁南归。关门百年凋敝，欣逢重修一新，诗人登台凭眺，心胸廓然，浩气满怀，歌颂并寄厚望于锁钥之才，更好地保家卫国。颇有汉高祖“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慨。
春日郊行携子骧作
当年跃马事如何，老去寻芳两鬓皤。
夹岸草平连大泽，勾山岚影下滹沱。
白云澹染春衫湿，黄鸟睛眠古树多。
贳酒不因贫病减，呼儿共醉绿茵莎。
首联概括一生戎马和老去寻芳，颔联写“夹岸草平连大泽，勾山（勾注山）岚影下滹沱”的无边光景，如《云中感怀》的“寒峡遥看回玉塞，黄云不尽卷沙洲”一样，雄浑壮阔，是豪放风格；颈联写白云淡染青衫，黄鸟睛眠古树，细腻生动，是婉约风格。尾联说自己虽年老贫病，仍然不忘借钱买酒，与爱子同醉于绿茵之上。与首联联系起来，表达一种对壮年赫赫功业的回忆，对老年乐于洒脱的自慰。这首诗把豪放和婉约结合起来，可谓浑然天成，绝无雕鹄之形。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反过来亦然：人如其文，人如其诗。清人说冯如京“功高不伐而出言有章，即形诸吟咏，皆忠孝之遗风”（《秋水集序》）。但据我研究，代州冯氏家族文化中是以儒为主，兼以道家、佛家：有儒家之忠孝进取，道家之洒脱贵身，佛家之慈悲济众；而三家之共通者，乃一“真”字。古人云：“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天真”乃冯氏文化之本，也是冯如京为人、为官、为学、为诗文之本。
冯氏家族文化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开放包容和博大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党中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古圣先贤的传统文化和近现代的革命文化），并对其实行创新性继承、创造性发展，同时，结合时代精神，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文化自尊、文化自强。中华文化复兴必将引领中华全面复兴，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我们才能读懂冯如京，读懂代州的冯氏家族文化。赞曰：
勾注雁门，人杰地灵。
冯氏右姓，如京其神！
崛起仕籍，家学渊深。
仁而有勇，威而不猛；
爱民如子，富贵浮云。
屏藩节钺，勋高五省；
抚民理政，四海闻名；
参议枢幄，百代鉴省。
仪范千古，廉洁持身；
致知格物，修齐治平；
扶持教化，羽翼圣经。
勋名著作，交相辉映；
握管抽怀，绣口锦心；
触手琳琅，云移月动。
诗崇杜甫，文重桐城；
宏微道备，跻身贤圣。
翕然宗仰，如京其神！
激扬世道，匡正人心；
闻风兴起，鼓舞后人。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原常务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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