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沂蒙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
沂蒙精神的产生和发展，见证了一个血火熔炼的战争年代，记录着一段党政军民生死与共、党群干群水乳交融的红色历史。其孕育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沂蒙精神产生的革命区域背景
“沂蒙”一词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抗日战争初期形成的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和革命区域称谓。“沂蒙”之称，始于时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1938年5月30日致毛泽东、张闻天的一封电报，其中列述了选择和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的五条理由，这是最早的“沂蒙”称谓。郭洪涛在电报中写道：“为什么选择沂蒙山区根据地？（1）地区险要是适当的，便利发展。（2）群众条件好，民枪很多。（3）友军只有张（里元）专员部，和我们的关系好，易于合作。（4）社会组织单纯，土匪会门很少。（5）物产丰富，给养容易，目前是最好根据地。”该电文最早提出了指代沂山山脉、蒙山山脉一带区域的“沂蒙山区”这个概念，也是目前我们掌握的关于“沂蒙”一词的最早出处。1938年7月4日，毛泽东复电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这个战略计划很好，望即照此去做。”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沂蒙革命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可见，毛泽东是最早首肯和批准使用“沂蒙”一词的中央领导人。
沂蒙根据地是中国四大革命根据地之一。1941年2月，鲁中区党委在沂南县成立了二地委，后改名“沂蒙地委”，其辖区包括沂水、沂南、沂源、蒙阴、蒙山等县，正是沂蒙山区腹地。当然，这只是狭义的沂蒙概念。1948年7月，中共华东局将鲁中、鲁南、滨海以及泰西合并成立鲁中南区，逐步形成了广义上的沂蒙山区。广义的沂蒙，是指以泰沂山脉、蒙山山脉、沂沭河流域为主体标志的大沂蒙红色文化圈，其范围不仅包括今临沂市、日照市、枣庄市的全部，而且还包括济南市、淄博市、泰安市、潍坊市、青岛市、济宁市以及江苏省连云港市、徐州市、新沂市、邳州市的部分地区。作为中国版图上的红色坐标，作为沂蒙精神的发祥地，“沂蒙”早已超越了地理概念，而成为一种浓郁的红色标签、文化符号和精神力量。
（二）沂蒙精神产生的红色基因背景
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的生命密码和精神家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宗旨、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从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来看，它在孕育生长之初就深深烙上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汲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同出一脉、谱系相承。理由如次：
其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就曾回家乡沂蒙——临沂莒县北杏村一带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和发展进步青年，由此开始了沂蒙精神的破题之笔。其二，曾经在沂蒙根据地任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如徐向前、罗荣桓、陈毅、粟裕、陈光、朱瑞、张经武等，都是曾经参加过井冈山斗争、苏区反“围剿”、历经长征、由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到山东工作的久经考验的杰出红军高级将领；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郭洪涛，也都在延安聆听过毛泽东的教导；而驻扎在沂蒙的八路军115师，也是由红军官兵骨干为主组建的一支精锐部队，传承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其三，战争年代的沂蒙根据地直接接受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毛泽东、朱德给党政军领导人拍发的电报就达100多封，融入了中央主要领导对沂蒙根据地建设与发展的多次指示和战略思想。其四，中共中央指示化名“胡服”的刘少奇1942年亲赴沂蒙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言传身教，带来了弥足珍贵、影响深远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群众路线观念。
◆八路军第115师部队向山东挺进。
就此而言，从沂蒙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和115师官兵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老红军本色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为沂蒙精神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注入了红色因子，奠定了革命基础，创造了生长条件。换言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辛勤耕耘把革命的种子和对群众的关怀播撒到了沂蒙根据地这片沃土上，正是由于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把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为此浴血奋斗，正是由于深谙毛泽东思想的老红军领导人以各种形式对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承袭和弘扬，才孕育、催生和拓展了以爱党爱军、无私奉献为本质特征的沂蒙精神，渗透着党心、民意与军魂。
（三）沂蒙精神孕育产生的军事战略背景
沂蒙根据地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枢纽，军事战略位置尤为重要。毛泽东认为沂蒙在全国战略棋局中具有“北占东北，南下长江”的关键作用，“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也就活了”，因此决定“派兵去山东”。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郭洪涛等政治军事干部到山东，领导齐鲁抗战工作；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领八路军115师师部及其主力入鲁；1939年6月，徐向前、朱瑞率领八路军第1纵队挺进沂蒙。由此，壮大了抗日力量，鼓舞了山东人民。到1941年初，山东抗日根据地人口已达1200万，面积3600平方公里；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山东根据地面积拓展到12.5万平方公里，党员发展到20万人，主力部队扩充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左起：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榘、谭震林。
在沂蒙这片红色热土上，锻炼和成长了一大批共和国的高级将领。仅以1955年至196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为例，10位元帅中有3位（陈毅、罗荣桓、徐向前）、10位大将中有4位（粟裕、徐海东、黄克诚、张云逸）、57位上将中有11位、177位中将中有63位、1360位少将中有348位，共429位开国将帅曾在沂蒙大地上喋血鏖战。所以说，沂蒙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与沂蒙根据地（解放区）这一战略要地的建设和人民军队的长期驻扎息息相关。
二、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
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就是党政军民生死与共、党群干群水乳交融，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进取。这既是沂蒙精神的创生之根、发展之本、文化之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足珍贵。
（一）沂蒙精神内涵的话语体系演进
沂蒙精神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但当时并没有“沂蒙精神”这个概念，其所反映的精神内涵虽然丰富地展现于沂蒙党政军民身上且感人至深，却并无明确的提炼和表述。沂蒙精神话语体系的出现，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其研究和表达，也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深化过程。
1、沂蒙精神内涵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1989-1997）。沂蒙精神概念的提出始于1989年。当时，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改革开放的要求，时任临沂地委宣传部长李祥栋在《临沂大众报》发表题为《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的文章，首次提出了沂蒙精神的概念，并将其内涵概括为“团结奋斗、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求实创新”，由此引发了对沂蒙精神内涵话语体系的探讨与提炼。
沂蒙精神的概念和内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高度重视。1990年2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到临沂视察时与大家反复讨论，将沂蒙精神的内涵概括为 “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992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临沂视察时题词：“弘扬沂蒙精神，振兴临沂经济。”1997年7月，中共临沂市委在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关于沂蒙精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沂蒙精神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2、沂蒙精神内涵话语体系的丰富和发展（1997-2013）。1997年版沂蒙精神内涵的概括形成后，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1999年1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视察临沂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把发扬革命传统同弘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沂蒙精神。”2005年8月，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参观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沂蒙精神大型展览后说：“现在我们提倡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再加上沂蒙精神、太行精神，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11年6月赴临沂调研时指出：“沂蒙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展现和升华，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的光辉精神财富。”中央领导人的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沂蒙精神的内涵，提升了沂蒙精神的高度。
3、沂蒙精神内涵话语体系的重新锤炼和深化（2013--）。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锤炼和深化沂蒙精神内涵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见本文前言）。习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建设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此后，学术界对沂蒙精神内涵的探索和遵循，正是在此方向上展开的。
（二）沂蒙精神本质内涵的集中体现
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集中体现在党政军民生死与共及党群干群水乳交融两大方面。
1、党政军民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大义壮举
战争年代，沂蒙根据地党政军民勇担道义、深明大义、伸张正义，用忠诚和热血谱写了沂蒙精神撼人心魄的张扬民族大义之歌。八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击毙、击伤、俘虏日伪军25万多人，但一批优秀儿女也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8年4月21日，日军攻占临沂城，连续10天疯狂地杀人放火，用枪杀、刀砍、火烧、活埋、放毒气等惨无人道的方式杀害平民3000多人。其中最残忍的一次集体枪杀，竟是在一座德国天主教堂门前，700多群众无一幸免，血流成河。面对禽兽不如的日本侵略者，不畏强暴、血性刚勇的沂蒙山人，毅然拿起镰刀锄头、棍棒土枪，浴血奋战。
1939年3月，八路军115师师部及其主力挺进山东，促进了山东战局的重大转折，涌现了许多抗日英雄和“抗日楷模村”。1941年12月20日清晨，日军步骑兵1000多人突然包围了莒南县渊子崖村。他们先用4门大炮轰击村庄，继而发起猛烈进攻，扬言要炸平村庄、杀尽村民。面对残忍的侵略者，全村312名自卫队员和村民在村长林凡义的带领下，以土枪、土炮、铁锨、铡刀、菜刀、长矛、木棍、石头等作为武器，与全副武装的日军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八路军和区武工队闻讯后快速赶来，日军丢下112具尸体狼狈逃窜。在这场自卫战中，全村共有147人英勇牺牲，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等4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捐躯，杀出了沂蒙军民的铮铮铁骨、赫赫威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毛泽东高度评价该村是“村自卫战的典范”，成为闻名全国的“中华抗日第一村”。
沂蒙军民的生死与共，在大青山突围战中得到充分体现。1941年冬，日军集中五万多兵力，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大“扫荡”，山东分局、省战工会、115师机关和抗大一分校部分师生以及地方群众共一万多人，在费县大青山一带被日伪军包围。为争取时间保护群众脱险，300多名抗大一分校学员，在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之后，就举起石头奋勇还击。五大队二中队队长邱则敏，亲自端着机枪扫射敌人，弹尽后毅然跳崖殉国；指导员程克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牺牲后嘴里还咬着敌人的半只耳朵；司号员齐德腹部受伤，肠子流出体外，他硬是把肠子塞进肚子，一手捂着不断流血的伤口，一手吹响了震撼敌胆的冲锋号。大青山突围战，粉碎了日军苦心经营的铁壁合围，书写了抗战时期“北有平型关，南有大青山”的英雄战例。
◆“沂蒙六姐妹”在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50周年时的合影。
在党和人民军队舍生为民的行动感召下，沂蒙人民踊跃参军支前，践行了“军民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内涵。人称“沂蒙六姐妹”的蒙阴县烟庄村六位支前女英模，在1947年的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期间，主动把村里的妇女儿童组织起来，为部队运送弹药24箱、筹集军马草料3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运柴火500多斤，为部队烙煎饼15万斤。她们曾连续劳作两天两夜，把5000多斤粮食加工成煎饼送到部队。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又往前线运送弹药。一箱弹药有150斤重，一人扛不动，她们就两人抬一箱，冒着枪林弹雨，翻越20多里地的崎岖山路，一直坚持把弹药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前方的炮兵阵地。1947年6月10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导了她们的模范事迹，并第一次称她们为“沂蒙英雄六姐妹”，从此使这一团队美名远扬，她们是：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
忠诚和奉献是沂蒙人民永不褪色的人格承诺。被称为“三英烈之父”的刘永良，先后将自己的3个儿子送到部队当兵，后来他们都光荣牺牲。1940年，刘永良在村里第一个报名把19岁的长子刘福林送到抗日战场；1942年，他将年仅17岁的次子刘孟林送到区中队参加了地方抗日武装；1946年，小儿子刘洪林又走上解放战争的最前线。而战争是残酷的。1947年春，刘永良的大儿子刘福林在对敌作战中不幸牺牲；1948年夏，二儿子刘孟林血洒疆场；1950年冬，三儿子刘洪林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四年间三个儿子先后阵亡，淳朴的沂蒙人民用大义壮举诠释了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无比忠诚和无私奉献，被称为“一门三英烈，精忠报国情”。
解放战争期间，仅有4000万人口的山东根据地，就有1106万人次的支前大军，近100万名青年参军。1947年1月鲁南战役前夕，正值严冬季节，部队需要抢渡沂河。郯城县立即组织了300名木匠、200名铁匠、100名泥瓦匠、1200名青壮年突击队员，冒着刺骨的风雪在沂河上打桩建桥。经过3个昼夜的奋战，终于架起了一座宽6米、承重30吨以上的大桥，确保了我军部队和重型武器的及时通过。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参战部队有27万人，而身后就有沂蒙山区各县随军行动的民兵7万人负责火线抢救，二线民兵15万人、临时民兵69万人负责运送伤员和运输弹药、物资。也就是说，每一位战士身后平均约4个老百姓做后勤保障。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淮海战役期间，沂蒙根据地供应人民军队1.4亿公斤粮食、35万公斤食用油、36万公斤食盐、43万公斤猪肉和100多万双军鞋等物资。陈毅元帅曾动情地说：“我陈毅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是他们以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2、党政军民水乳交融：沂蒙精神的大爱情怀
战争年代，党政军民团结互助、水乳交融的大爱情怀，在“沂蒙红嫂”这一女性群体身上展现到了极致。为了革命，她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军粮、做军鞋，烙煎饼、救伤员，传情报、抬担架，掩护革命战士，抚养革命后代。据有关资料记载，战争年代，沂蒙妇女共做军鞋315万双，做军衣122万件，碾米磨面烙煎饼1亿1716万斤，动员参军39万人，救护伤病员6万人，掩护革命同志9.4万人。迟浩田上将曾挥毫题词：“蒙山高，沂水长，好红嫂，永难忘。”
1941年11月，一名八路军小战士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并被日军紧紧追杀。这时，聋哑妇女明德英正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坐在路边，她机智地救下了这位小战士并把他藏到一座空坟里。面对小战士因流血过多和极度缺水而奄奄一息的状态，明德英毅然解开衣襟、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这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战士得救了，但明德英心爱的孩子却被前来搜捕的日军摔成重伤，成了痴呆儿。用乳汁抢救伤员，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恐怕是非常少见的，但明德英这位出身农家的聋哑妇女，却以博大的胸襟，冲破根深蒂固的封建世俗偏见，谱写了人世间的圣洁之歌和大爱情怀。根据这一情节，著名作家刘知侠于1961年创作了20世纪60年代极为轰动的短篇小说《红嫂》。后来又被改编为现代京剧《红嫂》、芭蕾舞剧《沂蒙颂》等，一经上演便“红”透全国，明德英也由此成为新中国家喻户晓的“沂蒙红嫂”。
大家都熟知“沂蒙母亲”王换于，她是42集电视连续剧《沂蒙》中的女主人公于宝珍的创作原型。从1939年秋到1942年底，她受徐向前委托创办的战时机关托儿所最多时有42个孩子，最大的七八岁，最小的生下来才三天。这些孩子在王换于及其家人的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后来都幸福地回到了父母身旁。然而，王换于的4个孙子却因营养不良、照顾不周而先后夭折。她还几经风险多次掩护和救治抗日干部，并将一本载有全省抗日领导机构和干部名单的秘密文献珍藏了38年，直到1978年上交党组织，存入山东省档案馆。1941年11月，她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秘密运回被日军杀害后陈尸荒野的山东省妇联干部陈若克及其女儿的遗体，用卖地的钱为她们买了棺木、做了寿衣，并隐蔽地埋葬在自家的菜园里。新中国成立后，沂南县委县政府将陈若克母女的遗骨，移葬到孟良崮烈士陵园。1989年1月31日，101岁高龄的王换于老人去世，走完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沂南县委县政府在王换于家的百年老屋旧址上，建起了“沂蒙母亲王换于纪念馆”，并为她塑造了铜像。迟浩田上将含泪题词：“缅怀沂蒙母亲，教育后世子孙。”
沂蒙精神中的党政军民水乳交融，还突出体现在党政军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中。刘少奇在临沭县朱樊村时，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褂子和裂开了口子的布鞋，但他坚决不领新军装和鞋子。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而房东也常在半夜三更起来推磨碾米。为了不影响少奇同志工作和休息，随从人员就找房东商议让她改换了碾米的时间。刘少奇知道后，对这种扰乱群众正常生活的做法进行了严肃批评。八路军115师到达沂蒙后，罗荣桓便主持制定了《山东八路军拥政爱民公约》，其中连“不让马啃树皮”都赫然在列。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徐向前驻在沂南县孙祖村时，见房东老人穿的单薄，便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老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帮群众拉犁，一上午就把上衣磨烂了。回家后，他的妻子只好用床单连夜为他做了一个褂子，第二天穿着去开会。在领导带头下，党政军与老百姓情同手足，真正达到了水乳交融。
三、沂蒙精神的发扬光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对沂蒙精神，“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沂蒙精神，必须从新的视角去思考和探寻沂蒙精神的本源，从新的境界去理解和把握沂蒙精神的本质，从新的高度去审视和升华沂蒙精神的本色，从新的诉求去强化和拓展沂蒙精神的本分。
◆习近平在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参观沂蒙精神展并会见当地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
笔者认为，就其定义而言，沂蒙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由以沂蒙为中心区域的山东根据地（解放区）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一种红色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精神。就其意义而言，沂蒙精神是承载新时代新使命的社会主流精神文化，是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旗帜和灯塔，是一种永不歇息的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图腾和文化软实力象征。在新时代，我们应该以创新思维和高远追求，打破地域区划观念，冲破宣传视野局限，切实站在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三大经典红色精神同样的认知高度和全国话语体系传播的广度上，创新性地从多视角深入挖掘和研究阐发沂蒙精神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力量、执政理念和时代价值。我们要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大力倡导和积极推进沂蒙精神理论研究的多学科贯通和学术化转型，建立沂蒙精神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同时，我们还要利用新的介质载体、元素组合与传播链条，结合对弘扬沂蒙精神的时代楷模的广泛宣传和具有艺术魅力的沂蒙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旅游景点及红色文艺精品的开发与拓展，深入探讨和有效实施沂蒙精神应用研究的可行性路径，搞好沂蒙精神的落地对接和研究成果转化，并尝试通过引领自媒体之生成方式和舆论生态进行平民化广泛传播，使弘扬沂蒙精神大众化、常态化、艺术化、现代化，让与时俱进的沂蒙精神注入文化、走入生活、深入人心、融入生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