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开始在姥姥家的村庄读小学。刚刚走进小学的校门，就被人领着喊着口号走上街头。村西马家崖头一个在村中算作“大户”的人家门前，有一位中年男人戴着高帽跪在地上，他的身旁是燃烧着的从这家人家查抄出来的书籍、字画……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正在发生着什么，只是觉得那个跪在地上的人很可怜，同时心中隐隐着一丝恐惧在里面。
当时，我们整个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进行着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很多村庄的名字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譬如古老的牛王庙村，被改称为“红卫村”；一个叫做“新村”的移民村，旋即改为“东方红”村……还好，我所在的村庄名字没有改，“房家沟村”这个名字还是保留了下来。
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这么在乎一个村庄的名字，为什么不肯放过一个村庄的印记，现在已经无需寻找答案了。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关注起村庄的名字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让我不解，我当时居住的房家沟村竟没有一户人家是姓房的，他们去哪儿了？问母亲，母亲摇摇头，用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后来我发现离我们村庄不远处的房家岭村，竟然也没有姓房的了，而且有好多好多的村庄，他们原来的主人都已经不知去向，他们去哪儿了？
2013年夏，应《日照日报》社之邀，我在日照参加了一次采风活动。早晨，当橘红色的太阳从大海中跳跃而起，当第一缕阳光从波翻浪涌的大海走向大地时，远处的海面上有一波一波的海浪，它们在阳光的陪伴下向着海滩涌来，它们一波波地来了，又一波波地退了回去，然后再一波波地涌来……这个时候，站在海滩上的我，欣喜地细数着那些被海浪冲刷后留下的道道印痕。
是的，时光伴随着海浪，它们来了又走了，它们越走越远，直到走的让我再也看不见它们。但是眼前这些被时光掠过的浪花里，又好像让你觉得它们的那些脚印还在。是的，它们的脚印还在。走了的它们有时也会回过头来看一看，甚或跟我们说上几句话的。
20世纪50年代末，莒县凌阳河上空突然电闪雷鸣。不一会，陵阳河水开始上涨，河床两岸的泥沙开始一层一层地剥落。这时，一个造型奇异的陶罐慢慢地露了出来。耀眼的闪光下，陶罐上一个朱红色的古怪符号让在场所有的人睁大了眼睛。这个神秘的符号让闻讯赶来的考古专家们激动不已。因为这个神秘的符号，它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文字发展史。后来这里又相继出土了大量的陶制大口尊、陶制牛角号、陶制酒器等等。
日照市这片古老的土地，它的辖区西面就是有“莒国”之称的莒县，莒县西部边界距我上过小学的“房家沟村”不足20公里。在新石器时代，莒地就已形成了以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为中心的古代文化亚区。莒地历史悠久，商代为姑幕国，春秋时为莒国，汉代为城阳国。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制大口尊上的图象文字证明，早在7000多年前，莒地先民就创造了中国最早的古文字雏形。莒地有古城堡遗址达十几处，古遗址、古墓葬已发现1291处。整个莒县地上地下文物丰富，莒县博物馆藏有文物达12000余件，其中国家级文物200余件。
当我来到莒县博物馆时，我的内心被一束束来自远古的悠远深沉的时光所点亮。透过久远的年代，眼前一件件充满神秘幻象，且大胆而热烈的各种石斧、石铲、陶罐、铜鼎、铜罍等出土文物，它们以一种深沉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眼前，它们似乎是为了与我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复活了的……我看见，它们身上散发出的那一缕缕尚未摆脱原始意味的光束，正以一种古朴凝重的气息，以一种懵懵懂懂的精神姿态，以不同的形式和款式，亢奋但却温柔地向我走来……此刻，我的眼前，这些石制的、骨制的、陶制的、玉制的、铜制的来自远古的有着各种形状的器具，它们正在以诡异而张扬的身段和以几近炫目的纹饰和色彩，一个个地流露着神秘、勇猛、泼辣、沉静、奇想的心绪。
莒地属于古代东夷的范围，它是“海上日出，曙光先照”的地方 。考古学家曾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四十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千万年来，这里的原始先民在海边狩猎、捕鱼，繁衍生息。漫长的史前阶段，东夷人靠着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实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烧出了薄如纸、黑如漆、面如镜的蛋壳陶；编织出了布纹细、密度高的纺织品；发明了冶铜术、原始历法和最古老的文字；兴起了家禽饲养和酿酒业……
莒地，这一段来自远古的久远时光，它让我深陷其中。莒县陵阳河出土的那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大口尊，这个炮弹形状的陶器，尤其是它上面刻着的那些让人眼熟的“日月山”花纹，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就有一种亲近感。以后，我每一次来到莒县博物馆，每一次走近它时，它的上方那个貌似太阳的圆圈，中间那个好似飞鸟的半圆，以及下边连绵如同峰峦的五个山尖，它们每每散发出一种鸿蒙之气。有关这个图文的意象，有专家们认为，那是古人在山顶点燃柴禾，祭祀太阳。也有人认为那是一个图像文字。但我想，每个见到它的人，都会产生自己的联想和给出自己的答案的。于我而言，它更像是一个人，那人与太阳、山河相连，与天地万物相通。
在陵阳河不远处的浮来山定林寺院内，有一棵4000多年树龄的银杏树，至今，这棵古老的银杏树依然根深叶茂。每一次走近它，我都能找到一种穿越感和一种伴随而来的非同寻常的感受。那树是有根的，那根深扎于大山之中。我想，我们“人”呢，我们人和这树一样也应该是有根的，而且那根扎在了更为广阔的地方。不同的是树的根刨开土后可以看得见，人的根用肉眼是看不见的，但它却自始至终与人如影随形。因而我想，那些石器、骨器、玉器、陶器、铜器，那或许正是我们的骨骼和根系，也许正因为这样，一个活着的人才能称的上“形神兼备”的。
一直以来，我很想知道我的祖辈们是从哪里来的，可惜这方面的资料太少。古时兵荒马乱，别说平头百姓了，就算是那些名门望族，许多时候都性命难保，谁还顾得上向子孙交代这些事。因而，许多时候我只得从坟地的残碑，老人的口传和简单的只有一串辈分排序的家谱中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但仅凭这些想理出点头绪来，却很难，充其量也仅能了解到些许的明清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于是，我不再在这方面枉费工夫了，我干脆把自己看成当地的“土著”。想不到，这样反而有了一种归属感。尤其是来到莒县博物馆面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出土文物时，更是这样。继而，在我固有的印象里，那群一直迁徙奔波在路上的祖辈们也“稳定了下来”。
所谓“土著”，也即东夷人。站在这个地域的角度去想，我们应该算是东夷人了。这个想法或许没错。虽然数千年来部落族群间的打打杀杀，你来我往，你走我去在所难免，但作为一个族群，它的存在却是相对稳定的。处于东海之滨的东夷人，作为殷商的先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他们在齐鲁大地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这是得到史学家们广泛认可的。
记得小时候，我家过道上方有一个燕子窝，每年春后，都有燕子归来。母亲一再嘱咐，不能伤害那些燕子，更不能戳燕子窝。并告诫我说：“戳了燕子窝，会瞎眼的。”后来，我在史书上发现了古传说中“玄鸟生商”的故事。又在屈原《楚辞·天问》中发现有：“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至贻，女何嘉？”之说。并且王逸在《楚辞·离骚》中注曰：“玄鸟，燕也。”这一切都说明玄鸟即是燕，商人的祖先契是其母吞燕卵而生的。而且《诗经·商颂·玄鸟》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这样说来玄鸟即是“燕”，这也说明“燕”正是殷商的图腾。基于这种理解，我才从心里明白，母亲所说那些话的真意了。它也因而更让我确信，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的那股文化血脉的源头就在这里。
历史上，殷商虽然被从西部而来的羌人的后裔周所击败，并一起融合进入了华夏集团，但是东夷民族的血脉是源远流长的，它甚至引领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我们知道微子是殷商的后人。《吕氏春秋》记载：“微子、微仲与纣王三人同母。”微子的母亲在生微子和微仲时尚未成为妃，所以是庶子。商末，纣王淫乱，商代将亡，微子屡次劝谏，纣王不听，微子遂出走。武王克商后，微子肉袒面缚乞降。周公旦平定管蔡武庚叛乱后，成王封微子于商族发祥地商丘，国号为宋。孔子称“微子”、“箕子”与“比干”为“三仁”。而孔子正是微子的后人。《史记.孔子世家》开篇即说：“孔子，其先宋人也。”由此可见，源于东夷文化的这股血脉，它的那股不容置疑的后发之势了。
毫无疑问东夷包含着许多不同族群，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活在这片土地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片土地上，他们通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生养出了“仁义礼智信”，生养出了一群被称为“山东大汉”的山东人。一直以来，每当谈及东夷人，在我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的非蚩尤莫属了。相传蚩尤是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长，中国神话中的武战神。曾与炎帝大战，后把炎帝打败，于是炎帝与黄帝一起联合来战蚩尤。蚩尤率八十一个兄弟举兵与黄帝争天，在涿鹿展开激战。传说蚩尤有八只脚，三头六臂，铜头铁额，刀枪不入。他善于使用刀、斧、戈作战，不死不休，勇猛无比。黄帝不能力敌，请天神助其破之。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最后蚩尤被黄帝所杀，黄帝斩其首后葬之，首级化为血枫林。而今，每每回望这凄美惨烈的一幕时，我都深深地陷入古希腊那种酒神肢解后又复活的神秘境界。而莒地文物的出土，又以一种鲜活如初的姿态，以一种不可复制，不可摧毁的生命姿势，证明了他们的存在。
眼前，一波一波的海浪向着我的脚下涌来，它们来了又走了，它们已经走得很远。它们来的是那么的汹涌，去的却是那么的平静。是的，走了的又来了，来了的又走了，它们走的是那么的平静……请记住它们的名字吧，千万不要随意更改，它们有的也许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个地方，但是，它们临别前的目光里那一汪潮湿的回望——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