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 |北京报道
中小学推动“减负”多年，但却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线下减负，线上加码”的怪现象。更为可怕的是教育这个“良心的行业”正在变成资本“逐利的产业”，成为“独角兽”们用来获得高额融资，提升估值和市值的“风口”。
校外培训本应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在线教育本应是降低教育门槛和推动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但它们却在资本的助推和裹挟之下，构建出又一套国民教育之外的庞大系统。在这里，很多老师被迫让位，甚至丧失教育的主阵地；很多孩子被驯化成“刷题机器”；很多家长深陷焦虑“内卷”；但资本却赚得盆满钵满。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部门联动屡出重拳，整顿教育培训行业的力度可谓空前，尤其是近年来非常火爆的K12（幼儿园到12年级即高中）和在线教育行业，正迎来强监管风暴。
每到周末，海淀剧院门口的知春路总会堵车。原本的双车道只剩下一条，因为外侧车道完全成了停车场。一辆辆等候在路边的私家车上，背书包戴眼镜的学生们行色匆匆，出入于各个课外班。
北京某培训机构为招揽生意挂在电梯口一侧的横幅
大连的一所校门外，一些年轻人向前来开家长会的家长们发放各种辅导班宣传资料。
对校外培训的强监管不是“一阵风”
“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示。
实际上，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是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话题之一，也得到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引发了全社会对取消“学前班”、杜绝超前教育的关注。
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释放出更加明确的政策信号。
6 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始施行，其中规定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育。
6月，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这是教育部首次针对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设置专门机构。
而今年上半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各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多次对多家教育培训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甚至开出“顶格罚单”。对在线教育公司的监管，也在进一步与线下教育培训机构拉平。
业内普遍认为，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此轮针对校外教育培训的强监管绝对不是“一阵风”，刮个一两年就停，而是顶层设计的变化和调整，可能会影响未来5到10年。
河南省安阳市一栋商业楼的窗户上挂满了辅导班的广告
中国学生学业负担比10年前更重，校外问题需从校内找答案
“政策的陆续出台是对民意的回应。”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储朝晖一直对教育改革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专题组成员，也是《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建议方案》的主要参与者。
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屡出重拳，整顿教育培训行业，其主要目标是要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这意味着既要减少校内学习的负担，也要减少校外培训的负担。
“校外培训之所以发展得规模如此庞大，根子还是来自教育体系中没解决好的问题。校外问题也需要从校内去找答案，家长给孩子提高考分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堵是堵不住的。”储朝晖表示，中小学已经为“减负”努力多年，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过去10年，中国学生的学业负担比10年前不是更轻而是更重。
储朝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一个是考试评价权力过于集中，评价标准过于单一。“每年把1000多万个孩子按同一个标准去排同一条队，然后按分数高低决定他们进什么学校，那大家只能拼命往前挤。”他说。
二是学校之间不均衡，虽然义务教育都是政府提供的，但是对不同学生提供的教育水平并不均衡，学校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学校存在明显差别，家长自然就会焦虑，为了更有竞争力，只能通过上培训机构补习的方式来提高。”他说。
储朝晖认为，当分数依然是进入“好”学校的“硬通货”和“刚需”，家长们“提分”的需求就会产生并不断扩大，这也催生了培训机构的不断增加和野蛮扩张。因为培训机构的定位、运营方式与手段，决定了它们在提高考分上比体制内学校更高效。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为国家和为民族培养人格健全的下一代。学业压力过重会严重伤害学生的身体和心理，阻碍了孩子的正常成长。很多孩子都高中毕业了，都还欠缺必要的能力和意识，甚至都没有一个正常人的身体，更不要说应对各种挑战的主动性。长此以往，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被摧毁，丢掉自主性，会培养出大批被动性人格的人，这对整个社会的伤害也很大。”储朝晖说。
解决教育焦虑，要打好“组合拳”
无论是解决校外培训班的问题，还是解决中国家庭的教育焦虑的难题，要想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打出“组合拳”。
储朝晖认为，政策“组合拳”有三个最关键的点：一是改评价体系，从单一到多元；二是尽量实现学校之间的均衡，为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提供质量相同而又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公共教育；三是提高学校的效能。
限制校外培训机构的新政陆续推出之后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就提出了一系列“推迟教育分层”的建议，比如“取消中考”“逐步弱化高考，甚至完全取消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招生”等。
但储朝晖并不认同这种解决方案。因为如果高考还是这样考，取消中考也不会带来太大改变，因为背后逻辑没有变化，小学派位，中学摇号，可大学还要考。如果终有一考，简单靠延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储朝晖认为，我们现在仅用单一标准的考试分数来做分层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会使得教育分层问题更加突出。如果在多元化标准下，教育分层就没有那么凸显和被强调。
“关键是这个‘一考定终身’的体系要不要改变？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考试和评价的权力到底应该怎么用？应该放给谁用？是政府统一用，还是由专业机构和学校来使用，结果是不一样的。”储朝晖说。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