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前承五帝三皇、后启商周两代，本来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由华夏族团入主中原带领周围众多部族走上多元一统文明发展之路而逐渐融合成世界最大同文同种民族、最大中央一统国家的王朝, 是世界上唯一自远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之文明从初级阶段到成熟阶段转变过程中的枢纽环节， 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和进程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影响；大禹治水作为人类治理自然灾害的最早成功范例，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永远是人类社会探索天人合一之道的宝贵财富。夏代历史本来在传统的史官及时记事制度下，为夏商两代典籍所记录，继而为周代诸多经典所记载，夏王世系及其连贯史实更为西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所明晰记述，以致夏代的存在是几千来来中国人和外国有识之士所公认的历史事实。在历史上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夏代之所以被否定，完全是西方列强自1840年来掠夺瓜分中国配之以实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而蓄谋为之的结果。就像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走狗侵占台湾是中国领土统一整体一部分的沦陷一样，西方中心主义势力及其附庸疑古思潮抹杀夏代历史，是中国文明史有机整体一部分的沦陷！回顾这段屈辱史，是每个华人必上的一课。
一．西方列强蛊惑“中国文明西来说”毁灭中国传统史
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在15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帝国称霸世界的时代达到登峰造极。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对非西方民族强行殖民统治,从一开始就刻意实行了抢占世界文明制高点的战略，为此制造“基督徒有权把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诸土著民族”的“西方中心论”(Stavrianos 1970)，极力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历史来取代非西方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垄断非西方国文明史的解释权，把一切学者置于其要成名就必须崇信西方双重标准的规则之下，诱使非西方民族的学者来毁灭自己民族的历史，西化自己的传统文化。
早在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就开始散布贯彻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如著名传教士汤若望(1634-40)传布：“古埃及人一路东迁，将文明散播到亚洲大陆，因为中国位于远东，所以欧亚非大路上，中华文明出现最晚。”德国传教士基尔什尔(1667)传布：“诺亚子孙来到中国，将先进的文明和文字等传播给中国土著。”法国汉学家德经(1758)发表《中国为埃及殖民说》：“古埃及征服了中国，由此取代了中国原住民，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法国汉学家 Guignès (1761) 宣称：“中国人本来就来自埃及。” 英国学者Colquhoun (1885) 断言: “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黄帝，是从巴比伦移民过来的。”法裔英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94)发表《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说：“两河流域的国王就是黄帝，翻越昆仑山后来到中国，建立了中华文明。”法国东方学家 Lacouprie (1894) 煞有介事地说: “所有调查的案例表明，中国文化都是从外引进的结果，并且无一是自主发展起来的。”
把西方考古学传到中国的西方学者，进而用“考古证明”来散布“中国文明西来说”。如瑞典学者安特生（Andersson ）于1921年在中国河南仰韶村发现第一个仰韶文化遗址后，他 (1923) 宣布：“这个遗址的彩陶和磨制石镰都是从西亚传来的。”“具有与生产这种彩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入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同是瑞典人的汉学者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陶文化之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入的”。日本的滨田耕作（1930）也跟着说：“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陶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是说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美国的毕士博（Bishop, 1939）甚至说：“中国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不是来自近东，就是来自印度。……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
二．西方和日寇诱使国人掀“疑古思潮”灭中国传统史于诗经之后
在西方基督教和学术传入中国几百年后仍无法颠倒中国人民历史记忆的局势下，作为东方最早西化国家的日本学者，祭起“灭华先灭其史”的魔道(章太炎 1910), 蓄谋为疑古思潮在中国的泛滥埋下祸根，把西人的“西来说”用来制造侵华舆论。日寇发动甲午战争的前3年，日人那珂通世于1890年抛出全面贬损中国史的《支那通史》，其学生白鸟库吉于1908年著文首提：“禹治洪水之事不合常理，属后人杜撰”，此说由留日学生钱玄同传到中国，顾颉纲随之（1923）予以传教“禹最早可能是铸于九鼎上的一种虫子形象”, 示范这套魔道的时尚效应，以“投下一枚炸弹”之势，在中国掀起了赶西化时髦的疑古思潮。
鉴于夏朝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第一王朝之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西方中心论者按其预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模式，将其作为颠覆中华文明史之连环追杀战略的突破口，对准日寇学者既定的首战目标，指使其买办们在国内打响否定夏禹的第一炮，用“耸人听闻’的谣言鼓噪起疑古思潮, 来虚化、矮化国人熟知的传统史，使历代圣人代表的社会正义遭到亵渎、公众传统的爱国意识被解构成民族失败主义、民众传承的文化自信被误导成民族悲观主义, 同胡适造的降日舆论一起有力地配合了日寇侵华战争。
夏史是疑古思潮泛滥的重灾区！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落在夏史学上的重灾也竟然发生了两次：
第一次疑古学思潮泛滥，在西方列强和日寇侵略陷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危急之中，开辟“灭华先灭其史”战线，配合了侵略者加速其亡中国、灭华种的殖民化、西化步伐。顾颉刚一声“大禹是条虫”的号令下，胡适以其指定的“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为目标，发起了全盘西化运动，鼓动当时主流学界成名学者齐上阵，对中国古籍做“每辨必伪，逢书必假”的考辨，全盘否定了诗经以前的古史体系（刘重来 1999，晁福林 1999），其中对夏史的否定更是首当其冲。顾颉刚一生致力于否定夏朝，至死也没放弃对“禹”的怀疑，还认定：“河、洛之间为夏代政治中心自无疑义。所恨者，夏代史迹无文字可证明耳。”
疑古思潮的本质刚开始发难便被当时流亡日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1910）所看出：“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荐外交，不求其实……有意贬低中国文化，为自身正名之心机”；并指出“古史辨派步日本史学界后尘，信缪作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盲目质疑，既是破坏传统历史，动摇民族自信心之自毁城墙的魔道”，也是 “自甘与开化落后之异族同侪，迷其本来，数典忘祖、亡国灭史的愚妄之举”。他揭穿了他们的所谓“疑古”：“疑古未尝不可，但须有疑根……今之疑古者，无所根据，遽尔相疑，斯真疑而成疾也。”在章大师的义正严辞之下，古史辨派三巨头顾、胡、钱，理屈词穷，只得一边沉默以对，一边揣着明白装糊涂地“疑古”到底。
这百多年的“疑古”后果，也并非某些人所说的“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而是在考古发掘材料还未得到系统研究和已发现的甲骨文字一大半没被确识的情况下，违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血的教训，对古代文献的可信性不加调查、不加验证地彻底否定，毫无学术或科学可言，何来“当代之学问”？其结果只是，西方列强日寇如愿以偿，其买办们得到了所求的名利，可中国古史、首先是夏史却被冤枉成了“伪史”。
更严重的是，日本学阀对大禹的的诬陷本身是日寇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的鸦片，只要不肃清其毒素，就有国民中毒而成为文化上的伪军，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胜利70多年来精日份子还层出不穷的毒根。近十年来，日寇正是通过这些文化伪军发射毒教材、毒讲课、毒作品，对准中国的下一代开展和平演变的持久战, 妄图从头实现其原定的亡中国、灭华夏的目标。
对历史上享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夏史，只有站在大历史的高度，以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视野，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职业操守，靠独立自主、毫无奴颜媚骨地追求历史之真善美的执着，才能客观、全面、辩证地系统分析、综合考证其新旧史料；做客观、公允和科学的研究。这本身是对研究者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及其研究成果品质的严格考验。幸好，毛泽东时代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崇洋媚外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了一大批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古文字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家，唐兰、苏秉琦、夏鼐、邹衡、张政烺、李学勤为代表，在考古发掘工作空前大发展、考古材料富集到成为世界考古大国的优厚条件下，在王国维用甲骨卜辞对证《殷本纪》而证实商王朝存在的基础上，进而以考古材料、特别是二里头文化遗存出土材料与有关古籍记载相对证，取得了由先商文化探索夏文化与夏史的丰硕成果，带头走出疑古时代，恢复学界对古籍记载可靠性的信心，并明确指出：“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据此断言，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批后起之秀推动夏史研究起步走向回归夏朝之路。可惜，这样的好景未能继续。
三．西方诱使国人搞“见物不见文”的考古断绝中国重建信史之路
第二次疑古思潮，在西方列强乘改开之机将其霸权方式转变成以和平演变、颜色革命
为主的大环境下，在西方中心主义势力的文化侵略和精神殖民转变成以全面开展虚无主义渗透的攻势下，近几十年来猖獗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阵阵腥风恶狼，汹涌到考古学和历史学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每个角落，重新开辟出了“灭华先灭其史”的战线, 把西方的原罪论用来对中国的一切进行全面彻底的否定，从否定革命及其领袖到否定制度及其理论基础、到否定历史、民族以至人种的种种歪理邪说，随腐败势力一起东山再起，且愈演愈烈，与西方妖魔化中国现实和历史、鼓吹“普世价值”的舆论相接轨，炮制“夏代是杜撰的”、“占星术为中国天学真原”﹑“中国古代文明标志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与巫术有中心性的关系”、“我们文字出现相对较晚”、“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中医是伪科学”等新弥天大谎，创下了疑古谎言史的新记录。那些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的“西来说”，如中国文明“埃及来源”说、“巴比伦来源”说、“地中海文明来源”说、“三星堆域外文明、外星文明”说、青铜至丝绸之路“来自塞伊马-图比诺现象”等等，纷纷改头换面成“创新成果”，登上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各种舆论平台而成为时髦。灌输西方中心论的教材和学术泛滥，对毛泽东时代传来的唯物史观教材和学术资料反复大扫荡直至其边缘化，“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反复证明了的古代文献可信性”和“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成果遭反攻倒算，坚持唯物史观的中国考古学和史学队伍遭封锁摧残。上次疑古思潮成灾尚只彻底否定了传统古史体系、还让学界寄希望于“解决古史的唯一方法是考古学”，而这次疑古潮则进而以对考古发现的甲骨文以前文字的彻底否定，断绝了重建信史仅存的这一线希望。
这次疑古潮对中国考古学建设和古史重建的颠覆性在于：1.上次只否定古籍记载的古史体系，而这次还否定考古材料中文字证据所能最终证实的整个商代晚期以前的古史体系；上次的代表人物只说“夏代史迹无文字”，而作为这次疑古思潮领军人物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声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2.上次只否定古人，而这次（2012，2020）连其前任考古所长夏鼐（1985）以唯物史观对文明标志的定义和当代史家李学勤（1999）对这个定义的重申及其普适性证明也一概抛弃，且否定广大考古工作者在各地先秦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文字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无视广大考古学者发现的公元前4700年以降中国各地遗址出土的铜器、冶铜遗迹及其研究成果，而以公元1300年(中国元朝时期)才次生出来仅存在300年的印加文明作标杆，“重新定义”出一套“四个特征”(出现分工、王权、城市和国家) 的文明标准。3.上次只限于思潮，而这次用这套“四特征”标准为政策方针来指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幸亏广大考古工作者努力取得了考古发掘的显著成绩，但其实施近二十年来给考古研究造成严重问题：
1. 在这“四个特征”文明标准的指挥下，近二十年来花大量国力进行的“探源工程”，不仅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也不敢以同等标准对比中西文明，搞自我矮化的双标，而且把本来原生的中华文明贬低成次生文明来考察，割裂了文明标志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永远无法达到前辈考古学家李济（1990）提出的重建中国古史的“三个联系”（考古材料本身联系、与传统中国史实联系和与整个人类史联系）的目标。如此按这“四特征”标准搞“探源”的两个典型：一是把为期1000多年因宗教等非生产劳动支出过多而衰亡的良渚文化打扮成“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二是把为期300年的二里头遗址打扮成“最早中国”, 二者都没有文字、没有族属从而没有具体文化主体，且短命而残缺不全。这是在“证实”其取代历史真相的臆测，还是在以其“没有文字和冶金术的文明”，帮西方中心论者贩卖“中华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黑货？不衔夏代的“中华文明五千年”还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吗？替代了夏代的“最早中国”还是最早中国吗？这样一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有关夏的记载是可信的”结论被无端颠覆（李伯谦 2021)！日寇白鸟氏百多年前蛊惑的无夏朝论却得以借尸还魂！ 西方列强日寇导演的把夏代从中国历史上抹去的悲剧，在抗日战争胜利70多年之后竟然还在上演！西方文化霸权至今还把持着夏代历史真相的定义权！近二十余年来，其结果前后矛盾的这两大工程竟相继公布于世！这些难道不值得举国上下关注？
2.这“四特征”标准指挥下的文明探源研究，不把文字做文明标志，势必使先秦文化遗存中的文字材料被无视，这实际上把旧疑古学者对夏文化遗存文字的否定，有领导、有组织、有目标地扩大到否定所有殷商以前文化遗存中的文字。这样专注于按西方常规考古学和文字学做物质文化考古，忽视了包括出土文字材料在内的精神文化考古，限制了正本清源、论证中华文明的正统性，而为考古小白们发挥其想象力提供了无限空间，使许多先秦遗址物质文化的主体无法确定，而陷于众说纷云、争论不休之中。由此，年年发掘出的重大先秦考古发现几乎都出现了这样两级分化的局面：一极是以物质文化的富贵让世界为之惊震、全国考古热涌现；另一极是以精神文化的贫穷为“西来说”、“妖魔史学”、“虚无史学”的乘虚而入大开方便之门。
3. 在这“四特征”标准的指挥下，各地先秦遗址在发掘中就被先入为主的认定“没有发现文字”，把能识别其文化主体的文字证据排除在科研和公众的视野之外，导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先秦遗址考古研究，严重脱离中国先秦文化遗存的实际，而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向背道而驰，以致二里头遗址考古六十年后，该遗址考古队队长（2020）竟结论:“夏朝是否存在无法证明”。一旦夏文化考古被这样坑入疑古陷阱，由夏代向前追溯到五帝、三皇时代的道路也就被断绝。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发展中国考古事业的努力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发掘了一系列世界顶级遗址，发现了大量珍贵的世界顶级文物，这些本是中华祖先留下的无比宝贵的遗产，本来可建成一系列向世界展示和证实中华文明万起步一路领先世界发展而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的顶级大博物馆和大数据库。但是，在这“四个特征”标准指挥下，这些遗址不仅沦为桩桩历史悬案，而且成为西方中心论者虚化、矮化和妖魔化中华文明的“证据”。如此适应西方列强维系其霸权需要的结果充分暴露：这样“除去文字”搞“中华文明探源”是上了西方中心论的当，让中国人用自己的资源歪搞自己祖先的遗产，把本来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矮化成只有3400年的商后文明，把本来为首的中国贬低到世界四大古国之末，由他们一直侵占中华文明一路领先发展而早已占领的世界文明制高点。
面对中国古史重建到商晚期的局面，西方列强变换了其霸占世界文明制高点的战略，一方面鼓噪中华文明“没有文字和青铜术”，另方面把英国剑桥大学主编《剑桥中国上古史》以商朝晚期为开端作底线，结成把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灭成3400年商后文明的西方话语霸权联合阵线。与此阵线相对接的是，首席专家不仅抛弃前任所长以唯物史观定义的文明标准，自定排除文字和冶金术的“四特征”文明标准，用来指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而且强调（2022）此工程“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 当众撒谎, 隐瞒其中重大遗址出土文物上现出不少文字的事实；大谈“在西方主流刊物比如《古物》上发表文章”、媚得“西方学者躲不过去”的荣耀, 还照搬西方割裂文化与社会之唯心史观的“社会考古学”，规划未来考古 “走出简单的‘证经补史’,…… 从文化史研究向社会研究转型”（瞭望智库 2022），公然要同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对着干; 照搬国内外夏代否定论者“把国内学者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做法”蔑视为“简单化”的伎俩（沈长云 2005），把王国维以来国内广大学者开展古史新证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诬蔑为“简单的证经补史”而弃之，而要“转型”到继续引入和扩散西方考古和史学方法、理论、话语乃至问题意识。这是要把既定的“见物不见文”的考古路线固执下去吗？这能欺上瞒下于一时，但终究绕不过夏史这道坎。因为夏代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固有地位决定了：无论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证明，还是“最早中国”的发现，其是否成立，都要就如何通过夏史这道坎，来既经受广大求实学者和人民大众的检验，也经受历史的检验。
四．中华民族复兴大势推动填补三皇五帝夏史空白的使命终会实现
所幸的是，求实学者和人民大众对历史真善美的追求，必然导致历史真相回归。一些老学者坚持按夏鼐定义的文明标准做文明起源研究的同时，越来越多后起之秀摆脱这个“四特征”标准的束缚，努力学用古史新证法，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对中国文明起源各方面的具体课题进行古史新证研究，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就有证实夏史的大量文字证据，足以颠覆疑古学者“夏代是杜撰的”、“夏朝没有文字”、“夏的存在没有证据” 、“无法证明二里头文化代表夏”等无稽媚言。因此，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论，争了百多年至如今，已不仅是学术上的形而上学的唯心史立场、观点、方法与辩证唯物史立场、观点、方法的尖锐斗争，而且是意识形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附庸的疑古西化思潮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激烈较量。
尽管资本把持的主流学界和舆论界，独尊疑古西化思潮，以沉默和拒不承认来对抗已发现的大量夏代文字，而且以打着“严谨”的幌子反对真学术严谨，蛮不讲理地拒绝求实学者以夏代文字证据对其否定说的批驳，比恩格斯所揭露的当年欧美学界以沉默和拒不承认来对抗莫尔根发现的伎俩还无耻。可是，随着西方霸权无耻到无以复加, 光是美国政府不负责任而导致死去的那一百万人,将西方文明的遮羞布剥离得荡然无存，越来越多民族开始从自己传统文化找出路。连法国总统马克龙（2022）也看到：“当这些新兴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正是西方霸权终结的开始。”
既然西方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绝对不只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最大竞争”，还是“文明的冲突”，那么西方霸权对世界文明制高点的霸占与中国崛起之间的矛盾只会日趋尖锐。随着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发展而逐渐超越西方工业文明，填补三皇五帝夏史空白的任务，作为回归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一路领先世界发展所占据的世界文明制高点的必由之路，作为中国收复其全部历史解释权的唯一标志，只会日趋迫切而受到全国人民、党和政府的重视，而采取得力措施促使其尽早实现。既然国家最高领导人在2020年9月28日“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的讲话中，已把此重任作为考古和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下达了指令，那么抓紧实现此项重任，就既是凝聚全国人民共同心愿的大事，也是党和政府坚定国民文化自信的政治担当，定期督察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此重任自当是例行公事。国家巨量投入所支撑的这大工程，被指挥到了何等地步？搞的是中国特色考古、还是西方“社会考古”？终究逃不脱此重任执行进度的检验和纠正。须知，中华民族最懂得恢复和维护自己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尊严,西化“精英”代掌的夏代历史真相的定义权，总有一天会暴露在全国公众的面前,就像西化“精英”代掌的教材审美标准界定权近来一经暴露于众而引民愤、受整改一样。
在此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之下，作为世界文明发展史总态势之精准标志的世界数学发展史的真相——“近代数学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国的数学，而非希腊数学”（吴文俊 1978）的还原预示着：世界文明发展史的真相——"世界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最早原生且最能持续发展的中国文明，而非西方文明”（本书系第一卷第一册），终归会被还原。有此历史真相还原大势之所趋，夏代四百七十余年及其承传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之真相的还原势头，疑古西化派岂能阻挡得长久？西方霸权诱使他们虚化、矮化中化文明以长期侵占中华先民本来占领之世界文明制高点的屈辱史，总有一天会一去不复返，就像西方列强利用其走狗长期侵占台湾的屈辱史总会一去不复返一样！正是本着这一信念，笔者40多年来以430多个先秦遗址及其同期国外遗址考古材料的对比研究重建先秦信史的努力，一直把收集整理夏族源流至夏朝历代留下的文字用来重建夏代信史，当作重建三皇五帝三王信史以还原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真相的首战！只有首战必胜，才能由夏代的来龙去脉，上溯五帝三皇文字之源，下究商周二代文字之流，用中华文字由伏羲时代的书（图画文字）契（数字组合文字）进化到汉文的整个谱系，来谱写中华文明万年起步一路领先发展而占领世界文明制高点的辉煌史。继2018年著文“试以考古出土文字材料证明夏代真实存在”（四川日报2018年10月24日）之后，本书系第二卷第四册继续投入此首战，尽力以夏朝当时文字重建的夏代信史，来做好准备实现绝大多数炎黄子孙“还我夏代”的共同心愿， 就像绝大多数中华同胞正在做好“还我台湾”的准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