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05.马春生：代州商人的社会贡献 及时代价值
2022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调研时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代州商人（简称“代商”）作为晋商中独特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代表，是指明清乃至民国时期，活跃在我国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的代州（民国后改代县）籍商人的统称。代商与山西其他地域的晋商共同创造了晋商帝国的辉煌和灿烂的商业文明。挖掘代商文化内涵，就是挖掘和完善晋商文化内涵；弘扬代商精神就是弘扬晋商精神。
一、代州商人是草原丝绸之路和中俄万里茶路的践行者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欧洲地区。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较，草原丝绸之路分布的范围更为广阔，凡是有水草的地方，都能够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中的商路。远在六千多年产生的“玉石之路”，其必经地就是雁门关，而草原丝绸之路又是“玉石之路”的进阶版。从历史上看，代州商人主要是向西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西北方向与北方民族和西域国家经商的。1999年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王郭村虞弘墓出土的《大隋故仪同虞公志》证实：南北朝时期，被北周政权任命的外籍商人虞弘除留授直突都督、凉州剌史、射声校外，还兼任代州检校萨保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代县阳明堡镇宇文村西北出土的《唐故皇甫公墓志铭序》记载，墓主人皇甫奉兴就是少数民族，他生前住“宇文城”“利仁坊”。根据该碑文和虞弘曾任代州检校萨保府职务一职等综合判断，宇文村在五代十国时期，是胡商集中居住的城镇，宇文城当时的胡商应当在二百户以上。现在代县阳明堡镇的宇文村或据此而得名。到了清代，代州商人向北部、东北部以及其他地区拓展，遍布内蒙古地区和漠北蒙古地区，即便是遥远的漠西蒙古地区（今新疆）一带也有代商的身影。“自清乾隆四十二年以来，凡商民自归化城前往乌鲁木齐等处贸易者，俱由副都统衙门发给照票，札萨克旗份则由厅官详报，照例发给。盖所以取便稽核也。”[1]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初七日，前往乌鲁木齐经商的95个商民中，来自忻代两州的商人共有27人，其中忻州1人、代州25人、崞县1人；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前往乌鲁木齐的18位商民中，代州商人6人；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初四日，从归化城出发去往塞外经商的商人13人中，来自代州的商人共计4人[2]。有学者从现存放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所藏清归化城副都统衙门留有的101份归化城商人申请部票的汉文档案表明，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六十年共有601名商人申请赴漠西蒙古的乌鲁木齐等地经商，其中：汾州府254人，代州146人，太原府102人，朔平府53人，大同府15人，平定州11人，忻州6人，潞安府1人，其他地区9人，代州籍商人占所有申请部票的商人总数的24.29%。代州商人施朝璧就是典型的一位，他时年25岁就领着7人，赶着32峰驼、两匹马，带着一杆鸟枪、一副撒袋等到茫茫漠西经商[3]。清末民初，代州正下社村的柳世昌及其子孙柳桐、柳虎文、柳惠文、柳全文等在迪化经商。民国初年，该村的柳绍文、柳惠文、柳保国在西营古城（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经商。民国初年，该村的柳晋文在新疆和田等地经商。民国初年，该村的柳耀文在新疆克拉玛依经商等[4]。
17世纪由晋商开辟的，由福建武夷山下梅村，经雁门关、天镇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再到中俄边境的买卖城和恰克图，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万里茶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国际商路，是联通中俄两国商贸友谊的“世纪动脉”，被俄国人称之为“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中俄万里茶路从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开始，这条茶路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近200年，为推动中俄经济贸易以及我国内地茶树的种植，茶叶的加工、运输和销售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带动了“中俄万里茶路”沿线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中原地区和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中华文化与俄罗斯文明的交流。在这条茶路的发展进程中，代州商人同样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俄万里茶路或始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多伦会盟”，或始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无论学术界如何认定，代州商人早在康熙三十年之前就跟随军队从事商业贸易，他们是最先到达库伦、恰克图一带的晋商群体之一；他们所经营的商品中，茶叶是必备商品。
中俄万里茶路其茶叶的运输方式因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是分地理环境段进行的，即从武夷山至汉口为水运；从汉口到晋城为车运；从晋城到代州雁门关下的阳明堡为骡马驮运和车运（也有部分驼运的）；从代州阳明堡到库伦及至买卖城、恰克图为驼运。据有关史料记载，山西养骆驼并经营骆驼多的地区为祁县、太原和代州，但代州是关内距蒙古草原和大漠最近的养骆驼的地区。直到民国年间，沿代州境内的雁门古道、分水岭驼道和滹沱河两岸的村庄都有养骆驼、经营骆驼生意的农户，这是代县阳明堡镇东关村退休干部蔚存元经过长时间民间走访并统计得出的结论。历史上代州的驼倌（驼夫，赶骆驼的）也是最多的，他们有的独自或者结伙赶骆驼从阳明堡等地接货，为客户运送茶叶、丝绸、陶瓷等内地商品，有的在包头、归化城、库伦等地代州人开设的旅蒙商号拉骆驼，有的还受雇于晋中或者其他地区的晋商拉骆驼运输茶叶等商品。
清代和民国初年，代州在外经商其知名度较高的商人，基本上都有在漠北蒙古（库伦一带，今蒙古国）经商的经历。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是中俄万里茶路上最大的国际贸易企业，其第三任大掌柜，被蒙古、俄国商界尊称为“王财神”的王廷相就是代州东章村人。王廷相在大盛魁任职62年，执掌大盛魁30多年，他对大盛魁最大的贡献就是扩大了其经营范围和销售区域，特别是扩大了在漠北蒙古和俄国等地区的销售范围。“大盛魁”总号及其分号有许多小掌柜以及员工都是代州人。王相廷的远方堂侄王忠就是在组织驼队去俄国贩运货物的途中被“黑军”（代州方言：指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并配备枪械的土匪）杀害的[5]。代州中解刘街的刘璞曾任大盛魁库伦分号掌柜。代州商界“桃园三结义”的张骏、谢敭、兰世锦，他们在库伦著名的商号日升光就是与茶叶经营相关的。日升光的财东刘廷敏也是代州中解口子村的。刘廷敏、刘璞等都是在买卖城、恰克图等地经营茶叶、铜器、布匹等货物的大商人。
在众多走库伦的商人中，他们的业务直接或者间接都是与中俄万里茶路有关的。
清末民初，代州城东关的王璞、王珀兄弟二人从事蒙古和俄国贸易。他们先购进江南的茶叶、桐油，中原的布匹，代州的铜锡生活器皿、鞍鞯、生烟丝、辣椒、中药材等，再运送到归化城、库伦、买卖城、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地销售。驼队返回时，再买上蒙古或者俄国的毛毯、毛呢、天鹅绒、亚麻布、羽纱、手表等，运回内地售出。
时至今日，三代人走库伦经商，曾经在乌兰巴托生活、代县蒙古华侨、退休职工刘增祥还保存着他父亲刘桂芬当年在库伦经营的一块长一尺、宽半尺的砖茶，上边刻有“川”字。这方面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二、代州商人是民族大融合的促进者
由于代州与长城和雁门关的地缘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代州商人与北方少数民族有着密切地交往，血亲和姻亲、友情和交情共织。与其他地区的晋商相比较，代州商人是与北方少数民族联系和交往最密切的一个商人帮派和分支。明清时期，代州商人成为旅蒙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蒙古、新疆等西北地区，特别是漠北草原库伦一带，与少数民族结下深厚的情谊，交为朋友、拜为兄弟、结为夫妻，有的代州商人还加入了蒙古国、俄国等国籍。
唐代，在雁门关内古广武城东、七里铺村的柏林寺以西500米处有一百家村，“唐宋居民有百家，故以为名。”明代诗人、开封府训导王钥有《百家街》诗云：“东邻西舍频酌酒，不用杯盘用瓦缶”[6]，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在百家街，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是典型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村。
在清代，内地到蒙古地区从事贸易的商人为旅蒙商人，代州商人绝大多数为旅蒙商人。懂蒙语、会蒙话、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旅蒙商人的基本技能和要求，代州旅蒙商人大多数能用蒙语与蒙古人进行日常会话，一些经常走草地的还能与蒙古人就贸易等作深度交流。在库伦经商的代州商人还会俄语。尊重草原上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是旅蒙商人必须遵守的纪律和从业要求。在这一方面，代州商人更为认真、谨慎。代州上曲（今双徐）村旅蒙商人、包头复义兴商号的掌柜梁大发（人称梁大汉）专门编了一首《走草地》的顺口溜，要求走草地的伙计们务必熟记于心，运用于行：“远离家乡代州城，为做生意草地行。学蒙语，知蒙礼，蒙汉兄弟一家人。……熟记蒙语串人家，请安问好拉友情。先递烟壶后说话，帮着蒙人做营生。捉罢羊羔拴牛犊，千万不敢逗女人。走到哪里哪里住，不给山西丢名分。黄油酪丹奶子茶，喝惯顶住老白汾。讲信用，拉相与（相好的人），对待蒙人要真诚。复义兴，走草地，一路要留好名声……”[7]代州旅蒙商人进入蒙古包后，不仅要问候主人身体好、天气好，还要问牲畜好、草好等。代商还注重诚信、信守承诺，与蒙古人约定的时间、价格、规格等，一诺千金，轻易不能改变。因此，代商与蒙古人“相与（交朋友）”，蒙古人称代商为“休休忽儿（蒙语：最信赖的人）”。
清廷规定，口内商人不得携带家眷前往蒙地。库伦距内地遥远，除专业从事运输的商人外，大部分商人十年左右才能回一趟家，于是同其他地方的商人一样，不少代州商人在库伦娶了蒙古女子，有的甚至入了俄籍。 1946年期间，一些在内蒙古东北部经商的代州商人被外国军队掳掠到蒙古，被当地蒙古、苏联等外国女子挑选，与其成婚。不论以何种形式结为夫妻，他们都与妻子和睦相处、相濡以沫，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代商的“跨国姻缘”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稳定。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清光绪年间，代州二十里铺村的柳清溪来到库伦的大盛魁分号“住地方（在商号学徒）”。他从学徒做起，后来成为该分号的厨师。柳清溪与当地一蒙古寡妇结为夫妇，该妇女带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叫khosbayr(汉语谐音：浩斯巴耶尔，1925年出生)。对于这个继子，柳清溪视如己出，还给他起了一个汉语名字：柳双喜。khosbayr与柳清溪共同生活了十五、六年，直到他高中毕业到国外留学。柳清溪对khosbayr不仅在生活上关怀入微，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倾心投入，从汉字书写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代州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等，都无不悉心灌输。功夫不负有心人，khosbayr不仅谙熟汉语、会写毛笔字，还打着一手好算盘，而且在家里操一口流利的代县方言。这为他后来的留学和外交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khosbayr曾在蒙古国某重要部门任职，并在多个驻外使馆担任要职。
清末民初，代州十里铺村的马仲阳在海拉尔等地与他人合伙开办了聚兴隆等商号，经营布匹、绸缎、铜器等。他商号的附近住着一位额寿彭的满族少年，虽英俊、聪颖，但父母双亡，生活上无依无靠，难以维持生活，更谈不上学业进取。马仲阳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把他叫到商号询问其生活和学习情况。马仲阳与额寿彭商量并征得其同意：额吃住在商号，平时到学馆读书，费用全部由马仲阳承担；下学后在商号学习，闲时可以干点柜上的杂活、协助处理点琐碎事务。为了便于额寿彭在商号学习、生活，马仲阳与其对外以干兄弟相称。后来额寿彭学业有成，被官方安排在海拉尔附近的某旗任要职。额寿彭上任的第一天，就用八抬大轿请马仲阳到官府，与众官员、乡绅同宴共饮，成为当地商界一大新闻，马仲阳也因此名声大噪。正当马仲阳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时，他却得了噎食（食道癌）难以咽食，于是便在1933年前后将商号委托他人照料，本人回家乡代县养病。马仲阳返乡时，其“弟”额寿彭十里相送，为其写下了一段情谊绵绵的文字并赠送了书法作品等礼物。额寿彭为其“兄”马仲阳表达深情的文字载体早已被历史的浪潮冲走，马仲阳的儿子马华解放前有幸将这段文字抄录了下来，成为代州商人与内蒙古草原上满族等少数民族友谊的历史见证：“自幼相交之两翁，虽为远隔山川，亲切之情时刻何能才忘耶？唯望吾兄光临敝邑，聚首畅谈，籍以使我子孙永远结好，万世无变。额寿彭。”马仲阳回代县后于1938年夏去世。因全面抗战爆发，家中独子年少，无人去承接或处置商铺等事务，商铺等财产打了水漂，与额寿彭自然也失去联系。
民国年间，代州枣林东村的李四红在库伦代州人开办的酿酒缸坊“住地方、顶生意”，并与蒙古女子成家，生三子一女。1960年前后，李四红回到枣林东村。那是个全民挨饿的年代，李四红不忍心结发妻子受苦，便带李氏到乌兰巴托与其共同生活。李氏到乌兰巴托不久，李四红便因疾病突发而离世。李四红的蒙古妻子待李氏如亲姐姐，其子女也敬李氏如母，照顾有加，悲痛中的李氏在异国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因路途遥远，李氏回家乡代县的想法渐渐淡去。本想在蒙古国度过余生，哪知她的一双小脚却成为蒙古人眼中的“怪物”。她每次上街，都会有一群人蜂拥围观；甚至经常有人像看“西洋景”一样，专门结伴到家中欣赏她那一对“三寸金莲”。李氏在生活中有了压抑的感觉，加之语言交流障碍，于是决定重返代县。在蒙古国的“亲人”挽留无效的情况下，两个蒙古“儿子”为其购买了机票，将其送上了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
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代州商人的理念、礼仪等文化价值观得到了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认同，代州商人也把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内地可行的一些风俗习惯带回内地，融入生活。如，代县沿滹沱河两岸的大村庄几乎都有“巴兔”“白爷”“挠嗨”等蒙古名字。挠海，蒙古语（nohoi），狗的意思。白彦、白燕、白爷，蒙古语（bayan），富有的意思。“英图”（ingt）,蒙古语一般把有槽碾、碾滚或碾盘的地方称之为“英图”。“巴图”，蒙古语，坚强的意思。代州人还有西藏名字，如：代州冯氏十四世冯兹、冯贵兄弟二人的小名分别为：达赖和二达赖。单凭这两个名字就知道其父辈就是经常与藏族或者蒙古族打交道，并崇尚藏族文化的的旅蒙商人。这些名字的背后是该家族中过去有“走库伦”“走草地”“走口外”的先辈，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象蒙古人、藏族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一样，或“显贵”，或成为英雄，或像猎狗一样勇敢。
民国初年，鹿蹄涧村的杨三侉在同乡的库伦商号“住地方”，最初当驼夫，后来在商号顶生意、站柜台，1920年前后返回家乡。他身为农民，其三个儿子的小名却别具异域情调：道尔吉（藏语“金刚”）、六娃（俄语“流芭”）、哪地里（蒙语“我们的”）。据笔者所知，远的不说，活生生的例子在代县韩曲村就能找到。在这个村，有弟兄俩，兄长名为“尔的尼”(藏语“额尔的尼”)，弟弟名为“阿肯扣”(蒙古语“哥的孩儿”)。据说其伯父便是走库伦的商人。
三、代州商人是内蒙古边疆发展和繁荣的建设者
代商在向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也参与到建设边疆、美化边疆的行列中来。清末，随着清廷对汉人进入蒙地通婚、带家眷等禁止性规定的逐步放开，特别是咸丰年间走西口浪潮的兴起，大批代州商人进入包头、归化城为中心的草原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开始了开垦土地、治理黄河、治理沙漠、生态修复、种植、养殖、矿业、工业等活动中来。因此，在归化城和包头以及和林格尔等其他地区才有了代州沟、代州营、代州营子、代州窑、代州村和代州坟等村庄和坟墓群。归绥县有代州营村（1954年划归土默特左旗），凉城县有代州窑乡等。
清康熙年间，代州沿村五都十八甲人张贵来到包头的博托河东岸，向蒙古族巴氏家族租户口地种植。随后代州人走西口投靠老乡先后在此定居，形成村落，取名代州营，后与南龙王庙村合称东河村。即包头原东河的东河村最早称代州营，后来称东河村，现已经改造为市区街道。代州人落户博托河东岸时，由于地处沼泽地带，加之人口的增多便逐步向通往山上的沟内开荒，这条沟便称为“代州沟”。[8]
今呼和浩特市北新城区的代州营村，位于大青山隘口红山口，呼和浩特市通往后山或者武川的大路边。明清时期，这里是通往草原大库伦和俄国的驼道。相传，清嘉庆年间代州陈家堡村陈姓，金盘村李姓的先人来此定居。1825年，祖籍哲里木盟科左中旗的蒙古族韩氏家族从归化城扎达盖河迁居此地。此后，又有张、路、王、李、石、赵、孟、孙、郭诸姓先人，从山西寿阳、平鲁、灵丘和归化城喇嘛营来此，开始共13户。因代州陈姓、李姓最早在此定居，故名代州营。
包头的万水泉曾经是“包头八景”之一，被誉为“珍珠纷涌”，而最早开发万水泉的就是代州人氏戴某。二百多年前，代州戴姓夫妇走西口来到这里，看到有许多泉源，于是向当局提出租地务农。光绪三年（1877年），他家门前的两眼泉冒水成溪。清末，万水泉已经开成八条大渠。经过几代走西口人的艰苦耕耘，万水泉麦垄成行，柳树成荫。[9]
清代，代州是我国北方地区的“水磨之乡”，在中解河、峪河、峨河、黑龙池、黄龙池和广武河流域都建有许多水磨。代州人也把水磨引进到了包头。在包头转龙藏和刘宝窑子之间的博托河西坡地上，曾经有一股水量充足、常年不断的清泉从坡上注入黄河，而且夏天汛期洪水也比较大。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代州人张威将水磨技术带到了包头，在这里建起了包头第一座水磨，立号崇善堂，俗称头道水磨。崇善堂建成后，又在水磨河渠的下游陆续建了二道、三道、四道水磨。此外，代商还参与了黄河和沙漠的治理和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他们将黄河水引入沙漠，使其改造为农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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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复义兴商号的掌柜梁大发在包头发展史上更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清道光年间，代州上曲（今双徐）村人梁大发（小名梁大汉）执掌旅蒙商号复义兴，并任包头大行（商会的前身）总领（相当于商会会长）。清同治九年（1870年），包头镇修筑城垣时，梁大发任总管[11]
阳明堡南关王里都（俗称王里道）的刘氏除在内蒙古一带经营驰名草原的酒作坊“刘缸坊”外，还在内蒙古前套的土默特旗一带实施土地开发，经营种植业和畜牧业。刘氏在今土默特左旗的塔布子、白庙子、杭盖、口肯板等地有土地270多顷，地跨黑河、东湾、乃莫板、口肯板、杭盖、塔布子等村[12]。
民国年间，代县下门王村的柳茂在伊克昭盟鄂克托旗哈马日格太居所（今乌兰镇哈马日格太社区）开设缸坊，利用当地种植的糜子和黍子酿制白酒，供应旗地蒙古王爷和牧民饮用，十分畅销，人称“柳缸坊”。柳茂同时兼做皮毛生意，积累了大量资本。在此基础上，柳茂又与张家口商人魏亚庭合作，利用鄂克托旗察汗淖尔碱湖资源，成立察汗淖尔碱经公司（亦称“柳茂碱厂”），从事工业制碱活动并销售食用碱，远销包头和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鄂托克旗解放后，1951年成立鄂克托旗碱精公司，柳茂出任经理。1952年撤销鄂克托旗碱精公司成立伊克昭盟察汗淖尔碱厂，1954年察汗淖尔碱厂与包头天然碱运输处合并，改名为伊克昭盟拉僧庙化学工业公司。
辛亥革命后，代县人更以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参与了内蒙古以及其他地区的边疆建设。代州籍冯氏、曾任绥远省代理主席、长期担任绥远省实业厅厅长、建设厅厅长等要职的冯曦曾提出“五族共和、实业兴边、宜农则农、宜牧则牧”等治省方略。旧绥远的第一座发电厂、第一座面粉厂、第一座毛纺厂就是在冯曦的主持下建成的。1924年蒙古动乱并宣布独立后，大部分晋商被驱赶，少数留在库伦的大部分也惨遭杀害，财产损失巨大。返回内蒙特别是绥远城、包头城的大商人更是一筹莫展、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冯曦筹建“晋绥实业公司”，组织大盛魁、日升茂等商号参与，实现了由商业到工业的成功“转型”。[13]
四、代州商人是全面抗战的战斗者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代州商人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以各种形式投入到伟大的抗战斗争中。他们中间，有的关门闭市拒绝为日寇提供商业服务，有的故意歇业、停业，有的被逼无奈，只好用消极应付、磨洋工的方式对付日寇。代县至今还有一句俗语就是代县商人留传下来的：“你这是给日本人应差了吧？”代县古城村的大商人高兰明则采取了侮辱日本鬼子的方式来表达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一天晚上，几个日军到他家强迫让他给做面条，他就悄悄地把放在厕所墙角妇女晚上小便用的尿盆给鬼子和面、做饭。
聂营商会会长、天义店掌柜贾如贤经常为抗日政府运送军火物资并帮助传递情报。聂营大商人康庚曾支助八路军一百担小麦、一百件皮袄，支助傅作义军队一百万大洋。中解商人赵英、刘家圪洞商人及绅士赵耀文多次资助抗日政府物资和现款。[14]
1937年11月3日凌晨，八路军115师344旅385团某营设伏于代县中解冯街街头。虽然临近冬天，但战士们身上还是脚穿草鞋、身着单衣，为了不打扰群众，他们成排蹲在墙根抱枪而卧，寒冷的天气使他们直打哆嗦。日升号烟坊院的伙计看到后，立即报告了财东、代县著名商人谢敭。谢敭见状后，连忙找到营长，要求让战士们进屋内取暖。在谢敭和其他乡亲们的一再邀请下，营长才同意战士们到老乡家中取暖喝水。谢敭又组织乡亲们为战士们做饭，妇女们把做好的热腾腾的饭菜送到战士们的手中，有的年轻男子则带领战士们看村子周边地形。上午，八路军在中解伏击了代县城和阳明堡两股前来中解报复的二百余名日伪军。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天黑，八路军击毙日伪军一百余人，缴获战马9匹、机枪2挺、步枪30余支、望远镜1架。八路军牺牲8人，其中排长1人。当地群众在谢敭的带领下，清洗了战士们遗体上的血迹和泥土，用家中的八匹白绫分别包裹好战士们的遗体，掩埋在口子村前的青山寺山坡上，并献上了香火和供品。[15]
谢敭次子谢师孟也长期以其在代县城开办的“隆记”商号作掩护，为八路军转运枪支弹药等抗战物资。[16]
五、代州商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者
乐善好施、古道热肠、一诺千金、侠义好助、扶危济困、孝老爱亲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而代州商人，作为这些美德的化身，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饱含仁爱、友善、包容、忠厚、诚信等人格魅力的故事，而临危不慌、遇事不怒、“挨拐是福”“有事好商量”等，则成为代州商人的处世哲学和经商之道。
“在家依父母，出门靠老乡”，这是代州商人的信条。在茫茫草原、浩瀚沙海、悠悠古道和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在那个没有现代通信手段和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商号从商三年以上乃至十多年才能回一次家的情况下，老乡是走口外的代州商人不可或缺的依赖：“住地方”需要老乡，有个头疼脑热需要老乡，给家人捎书捎话报平安需要老乡，总之大事小事都离不开老乡。所以，代州商人以攀老乡、结老乡、交老乡、投奔老乡为生存之道、经商之道。时至今日，刚认识的代县同乡聊天时，总离不开这样的搭讪语：“你哪个村的？”“我是你们村的外孙（外甥），某某某是我姥爷（舅舅）”，等等，以求用最短的时间寻找“最大公约数”，拉近彼此的距离。这，就是流淌于血液中的代商传承。
清宣统元年（1909年）立于雁门关镇边祠门外的《雁门关修路募化碑》，记载了发生于清光绪末年（1908年）夏天的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因暴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给雁门国际大通道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外埠晋商特别是代州商人的鼎力支持：“戊申夏，大雨连绵，洪水为灾，山形暴裂，地势大倾。以致往来行旅猝焉中止。遥遥道路，欲返驾而无从,栖栖他乡，竟绝粮之可虑……南乡同人，敬求诸多商友，不数月而捐金四百。此事诚商界之力也，因并志之以垂不朽云。”面对灾情，雁门关内州人出力捐资，雁门关外归化、包头、张家口、多伦等地的商人倾囊相助，参与捐资的有几十处商埠的700余家商号，绝大多数为晋商其中大部分为代州人所开的商号。这通雁门修路募化碑就是商家捐资疏浚、修整雁门古道的“光荣榜”[17]。
归化城商号大盛魁的大掌柜王廷相不仅是著名的企业家，而且还是慈善家和“佛子”。清光绪版《代州志》载：“王廷相，字良弼，性倜傥尚义，尝客塞外，遇代人客死贫不能归葬者，悉经纪之，先后归十余榇。治家整肃有则，与弟廷聘友爱，外出岁必寄资不令。稍有拮据，子侄一视之。雍雍然不知异父也。与人交重然诺，扶危济困，常若不及。”王廷相“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见人有客塞外落魄者，必以资斧而遣之；亡故者必施棺衾以敛之；欲归荐而无路费者，必助路费以归葬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盖数十年如一日也。”王廷相临终前嘱托儿子王宓、王爵说：“尔等能为善不倦胜于椎牛而祭我也！故倡立清役局，督修文庙，建雁门关石桥，舍饭施药。”[18]
阳明堡南关王里道刘氏九世大商人刘永吉，曾任江西司行走郎中、附贡。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普遭旱灾，代州尤为严重，代州51名商人共捐银8565两，其中阳明堡商人“州册刘永吉银1800两”[19]，为最多。编印清光绪版《代州志》时，同样是阳明堡时任户部郎中的刘永吉“捐钱伍佰四十千”[20]，也为捐款之首。
清光绪版《代州志》载：“王大鹏，字登云。幼客塞外，有大姓某商，其地主肆者，折阅某资弃去。大鹏为经纪之，数年赢资巨万，则尽籍其所人而还之。某某大感，请中分，竟弗受。时多其义，家居恤贫济困、孜孜不倦，以耆寿终。”[21]清光绪版《代州志》又载：“贾秉衡，字叔平，家饶于财。州有大役，必力程其事。所居阳明（堡）滨河，道沮洳，车摧马碚，行者苦之。秉衡岁募人垒石，驾桥数十年不懈。同治丁卯（同治六年，即1867年）夏，山潦暴涨，堡外居民漂没数十家，老幼零丁无依为计。口授食及冬全活甚众。性恂谨，淡于进取，屡以输饷得奖。积阶员外郎。卒不仕，辟静室垂簾鼓琴终日不出。闻履声客至，则殷勤款接，如恐不及。远近钦之风范。”[22]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一行避难西安，途经代州时，得到广武的杨应魁、阳明堡的贾秉衡、刘雨田和马站的高逢武四位商人的慷慨资助。
代州阳明堡南关“刘缸坊”刘氏十世掌门人刘桂芬（增贡生、侯选员外郎、四品衔赏戴花翎）和刘雨田因接驾有功，刘雨田被封为辅国员外[23]。
马站商人高逢武、高钰也来“见驾”。高是苏州为数极少的朝廷丝绸服装专供商，曾在京师为慈禧做过衣服并得到过赏识，被朝廷赐予“五品顶带”。慈禧太后亲笔书“仁义忠信”，赐予高逢武。高逢武将其制成金字匾，悬挂于马站村主宅廊檐上方[24]。
高荣祖（又名银元），马站村高氏18世。在包头德胜昌商号，他从学徒做起，后任分号掌柜，最终荣升总号掌柜。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他经营的皮货生意从未中断。1952年，在席卷华夏的“抗美援朝”的爱国募捐活动中，作为包头商界精英，高银元以身垂范，率先捐款5千大洋，受到包头市政府褒奖[25]。
后记
晋商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走出去”，但代州商人对“走出去”赋予其特定内涵并全力实践：向北走、向东北、西北走，向四方走，向更远的地方和国家走。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向南迁移是一种“走出去”，代州商人学习、借鉴此种做法，向北方发展，开创出另外一种“走出去”。代州人“走口外”“走草地”“走大圐圙”“走西营古城”“走海拉尔”“走喇嘛庙”“走百灵庙”，...走遍天涯，走出了新天地。“往北走”是优势，“往远走”是创新，“往国外走”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与今天我们国家倡导的“一带一路”精神是相契合的。
代商精神中也蕴含着长城精神。代州紧临内长城，历史上，内长城很大范围内也是代州的行政边界。与其他州县的商人相比较，代州商人对长城的理解不止停留在文字的层面，而是一种切身的体会，甚至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融入血脉的东西。代州商人是经过战争历练、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商人。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不畏艰难、自强不息、顽强奋斗、众志成城、坚韧不拔的长城精神也是代州商人的精神。
代商文化也蕴含着边塞文化和关隘文化的内涵。历史上，代州属“边墙”地带，是汉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交替执政之地，也是大漠文化、草原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等诸多文化的交织、冲突和融合之地，更是民族大融合的兴盛之地。在这种独特地理环境中形成的边塞文化和关隘文化，蕴育了包容、进取、崇文、明理的雁门精神。边塞文化、关隘文化以及雁门精神并非封建、保守、固步自封的代名词，而是包容、开放、镇定、自强、创新的摇篮。代州商人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和精神的激励下，成就了其在商海中的辉煌。
参考文献
[1]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卷二十七、上、商业，第三册）第56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2]晓雨历史观：《浅析清朝忻代晋商历程：从繁荣昌盛到没落衰败，晋商错失了什么？》，https://page.om.qq.com/page/OvlYrdQNMN-bHo51XL82Xkuw
[3]王密：《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谈清代旅蒙贸易及部票制度》《历史档案》2016年第4期
[4]《代县正下社柳氏族谱》，2003年编纂刊印
[5]政协山西省代县委员会：《代县文史（四）》（晋商专辑）《大盛魁的掌门人王廷相》第82页，2006年9月印刷
[6]王涌编：《雁门诗胜迹诗》第33页，2011年5月印
[7]政协山西省代县委员会：《代县文史（四）》（晋商专辑）《包头商界第一任总领梁大汉》第68页，2006年9月印刷
[8]刘清成：《东河村，一座村庄百年回眸》，2020年7月29日《包头晚报》
[9][10]张贵：《包头史记》，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二章第92页至第102页
[11]刘世纯 任秀：《第一任公行总领梁大汉》，政协包头市东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河文史》（第7辑）144页
[12]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土默特志》（上卷）第294页至29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13]雁门冯氏家族文化研究会：《雁门关下话冯家》第152页，三晋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14][15][16]政协山西省代县委员会：《代县文史（四）》（晋商专辑）第135页、第122页、第134页，2006年9月印刷
[17]山西旅游景区志丛书编委员会：《雁门关志》第245页，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年11月太原第1版
[18]清光绪版《代州志》（俞廉三·纂修，杨笃·参订）第三册，（王廷相载于卷十、传三、列传）第999页，《山西文华》编纂委员会编，三晋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19]清光绪版《代州志》（俞廉三·纂修，杨笃·参订）第三册（卷十二、记三、大事记）第1249页，《山西文华》编纂委员会编，三晋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20]清光绪版《代州志》（俞廉三·纂修，杨笃·参订）第三册（卷十二、捐修姓名）第1301页，《山西文华》编纂委员会编，三晋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21]清光绪版《代州志》（俞廉三·纂修，杨笃·参订）第三册（卷十、传三、列传，王大鹏）第992页，《山西文华》编纂委员会编，三晋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22]清光绪版《代州志》（俞廉三·纂修，杨笃·参订）第三册（卷九、传二、集传，贾秉衡）第941页，《山西文华》编纂委员会编，三晋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23]《刘氏家谱》（阳明堡·王里道）2008年印刷
[24][25]《代州马站高氏族谱》，2019年印刷
（王四彪、冯源、刘北超、刘凯、李云、李桂茗、张而勇、何培国、陈月峰、郎加明、柳恒山、南旭东、高继东、高建宇、董圣、薛宝元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