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24冯金涛 ：北海世家之万柳堂
北京历史上元代、清代都有以“万柳堂”为名的重要园林。
古人修建别墅一般都选择在内城之外。这里的地方广阔，可以随心所欲地修建成主人喜欢的有特点的园子。山水花木，颐养心性。明清时，更是兴起了修建私人花园的风气。比如广渠门的万柳堂，虎坊桥的梁家园，什刹海的刘茂才园，泡子河的方家园、张家园以及米万钟的勺园、梁梦龙的梦园、杨文敏的杏园等。为什么达官贵人要在城外建私人别墅呢？朱彝尊曾有过一个诠释。掌管国政的大臣，重任在身，耗费心力，需要有调整心力的良好环境，以“缓其心，葆其力，以应事机之无穷”。
元朝维吾尔族政治家廉希宪的万柳堂，为元大都颇具影响的人文胜地，廉希宪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汉语流利，学养深厚，有“廉孟子”之称。明朝人蒋一葵在其著作《长安客话》中“万柳堂”一节里写道：“元初，野云廉公希宪即钓鱼台为别墅，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但经过原名两代的鼎革变迁，在明代万历年间万柳堂就废弃荒芜，遗址无考清人编纂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中说：“万柳堂，朱尊原书因遗址无考，故入城市存疑条下。今按刘侗《帝京景物略》称在草桥丰台之间，谨移入郊南以识其事,而旧迹无可访矣。”
元代万柳堂遗迹逐渐消亡，但人文影响持续传承。到了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清王朝的重臣冯溥十分钦佩元右丞相廉希宪的人品，追慕他有一个“堂地数亩多莲，绕池植柳，每夏柳阴莲香，风景可爱”的别墅园林之万柳堂，特意仿照建造，并且也用“万柳堂”命名，将万柳堂作为自己从政之余的修身养性之所。万柳堂在清朝初期是文人名流雅集圣地，京师著名景区。
冯溥（1609-1691年），字孔博，别字易斋，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青州）人，世籍临朐。其先祖曾于明洪武初迁徙辽左广宁，后一世祖（辽左五世祖）闾山公冯裕于正德三年（1508年）成进士，遂还籍临朐，定居青州。作为临朐冯氏文学世家的始祖，冯裕的文名政声对其后世子孙影响极大。冯溥生长于书香门第，幼负才气，稍长博览群书，穷究经史，于天文地理、兵书图谶等亦皆涉猎，成为临朐冯氏“北海世家”的后起之秀。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冯溥中举，清朝会试于顺治三年（1646年）恩科中式，以二甲第十一名赐进士出身。此后冯溥更受到清廷的重用，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读学士，继迁吏部右侍郎(顺治十六年)、吏部左侍郎(康熙元年)、刑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中枢要职。
清朝闻名遐迩的万柳堂，又名亦园，始建于冯溥首次主持会试的康熙六年（1667），当时在北京广渠门内东南角有一片水洼荒野，夕照寺在其西北，冯溥遂买了这块远离京都闹市、很少有人涉足的荒芜土地。史料毛奇龄《易斋冯公年谱》有明确记载：“丁未会试主考，得黄礽绪等一百五十人。时建育婴会于夕照寺，收无主婴孩、贳妇之乳者育之。就其旁买隙地，种柳万株，名万柳堂，暇则与宾客赋诗饮酒其中”。《年谱》为事后追述，万柳堂一开始并不叫“万柳堂”，而是称“亦园”。朱彝尊《万柳堂记》云:“聚土以为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沟以为池，不必甃以砖也。短垣以缭之，骑者可望。”亦园之名，有不是园也算作园之意。擅于造园的戏剧家李渔（1611-1680年）有纪实诗略述其事，云：“只恨堤宽柳尚稀，募人植此栖黄鹂。但种株培寸土，便称业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众，芳塍渐觉青无缝。十万纤腰细有情，三千粉黛浑无用。”
《佳山堂集》中有多首诗写到亦园，卷五的《亦园新筑二首》其一
买地栽花何用卜，凿池通水更口诗。蛙鸣已听依塘曲，莺语悬知待柳丝。
香引荷风开小径，霞催山色到东篱。喧阗游屐纷来往，翻笑温公独乐时。
据此诗，买下此地后，先栽花，然后“凿池通水”，引水为塘，再种上荷花。“莺语悬知待柳丝”似指柳树尚未栽种，“喧阗游屐纷来往”指游人可任意进园，末句以司马光的独乐园来反衬自己的亦园与人“共乐”的旨趣。此诗大约作于康熙七、八年间（1668-1669），诗中并未提到土木建筑，可知园中还没有亭台楼阁等建筑。冯溥此时一心乞休，也不可能对亦园进行精心营构。
康熙九年(1670),冯溥乞休不允；十一年(1672)，冯溥再次乞休，康熙帝再次挽留，许以七十岁方可告退。冯溥时六十四岁，为了消磨在京的岁月，他开始精心营构亦园。首先是在园中构堂。翌年(1673)八月，万柳堂成，冯溥作《癸丑八月万柳堂成志喜》，有句云:“畚锸经年结构初，山围平楚屋临渠。乾坤纳纳湖光净，花柳娟娟客兴疏。树外钟声分远寺，水边云寺护藏书。”“畚锸经年”，既说明颇费人力，也说明布局的精心。而称“万柳堂”，则预示了亦园这次重建的规模。编次于此诗之后的《客有欲为余种万柳者，因预写其景》云:“堂名万柳倚山隈，柳色参差人槛来。几处苍松人作埒，恰当疏际客登台。回廊日影玲珑见，曲沼天光次第开。”这种预写之景不是冯溥的想象之辞，而应是对亦园的布局。负责布局规划的，自然是此诗题中之“客”。此“客”是谁呢？据戴名世《张翁家传》载,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造园大师张涟:
益都冯相国构万柳堂于京师,遣使迎翁至,为之经画,遂擅燕山之胜。自是诸王公园林,皆成翁手。会有修葺瀛台之役,召翁治之,屡加宠赉。请告归,欲终南湖。南湖者,君所居地也。畅春苑之役,复召翁至,以年老赐肩舆出入,人皆荣之。事竣,复告归。卒于家。
当时张涟年已九十上下，龙钟老迈，对园林的规划布置，应依赖其子张然的帮助。张然，字铨候，号陶庵，得父真传。
乾隆年间吴长元所著《宸垣识略》卷十六“识余”载：“益都冯文毅公溥尝于崇文门外购隙地,建万柳堂,始创时,募人植柳堤上凡植数株者即可称地主。李笠翁句云:“只恨堤宽柳尚稀,募人植此栖黄鹂。但种一株培寸土,便称业主管芳菲。此令一下植者众,芳塍渐觉青无缝。十万纤腰细有情,三千粉黛浑无用。’盖纪实也。”冯溥募人植柳,“植数株者即可称地主”,可见冯溥并未将亦园视为私人之有。李渔于康熙十二年夏至十三年春客游北京,此时亦园还在建造中。李渔之诗作于康熙十三年初(1674),此时冯溥正募人植柳,故而李渔作此诗。另外,冯溥的《亦园春兴四首》其一有句“捷书昨日奏荆西”,按康熙十三年三月吴三桂犯夷陵勒尔锦击败之,冯溥诗中所指当即此役。这组诗中写到柳的句子不少其一有“小筑城隅柳满堤,绿云低护草初齐”,其二有“乱飘柳絮铺新径,细数桃花过野塘”,其四有“花当僻地经偏艳,柳喜新条绿更柔”,可知亦园柳树已颇成规模。另外,《佳山堂集》卷二《亦园土山成四首》记园内筑山之事:
其一
为山匪云高,幽壑虚窈窕。日丽成文章,抒怀揽众妙。
奇峰如自然,清景入遐眺。兴起陟层巅,因之发长啸。
其三
新筑土尚童,夏木不可栽。脱帽当赤日,安得松风来。
虬枝相蔽亏,如登舞雩台。明年多移植,务令绝纤埃
土山虽小，但奇峰秀出，富有层次感。因山上尚无植被,冯溥打算翌年移植些松柏。其经营布置同样出自张涟父子。康熙十六年(1677)左右,张然又为万柳堂新筑一土山,并作《亦园山水图》,冯溥连作《万柳堂前新筑土山,下开池数亩,曲径逶迤,小桥横带,致足乐也,因题二律纪之》、《山巅安放小石数块,历落可观,并纪以诗》以咏其景,并作《题张陶庵画亦园山水图》报之。
王嗣槐（清初钱塘人，字仲昭，号桂山。诸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儒，以老不与试，授内阁中书。后客大学士冯溥所。文词瑰丽，尤善作赋。与毛奇龄、陈维崧、徐林鸿、吴农祥、吴任臣称“佳山堂六子”。著有《桂山堂偶存》、《啸石斋词》等）的《万柳堂记》记冯溥建园的经过：
相国冯公,为园于都城之东偏,以万柳名其堂……·公居城南,而园在城东,入其门则无人门焉者,上其堂则无人堂焉者,都人士女游饮焉勿禁,池鱼薪木毁伤焉勿戒,若不知为谁氏之园亭者垂客有来言者曰:“城东有隙地,从某至某,广从若干亩,公曷买之辟以为园?”公曰:“得毋宜蔬宜谷,令民可田,庐舍坟丘,治之有未便者与?”客曰:“否。是硗瘠不毛之壤,人之所弗争也。”公曰:“园必以树,树有十年计,有数十年计,其土宜何植?”客曰:“是宜树柳,所谓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则又生,易生也而可多植。”公曰:“园在城内,去山远,而不可以无水。”客曰:“其傍有池,盛夏不涸,疏而凿之,纡折成渠,所聚之土,高高下下,平若芒阪,累若梧丘,登陟而望,西山诸峰蜿蜒飞翔,如在襟带。”公曰:“善。”于是扩而荒之,缭而垣之,土之兀者平之,洼者实之,堂五楹,阁三间,回轩长廊,庖矚供给,各有其所。有亭有榭,有舟有梁,阻陂筑塘,杂树果木,绿条散风,红葩曜日。时鸟变声于幽林,游鱼出没于碧沼。所树之柳,一年而拱把,二年而成围,三年而清阴交陌,虽武昌官道不能过也,因以名其园。
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八月，万柳堂建成，有诗：“畚铺经年结构初,山围平楚屋临渠。乾坤纳纳湖光净,花柳娟娟客兴疏。树外钟声分远寺,水边云气护藏书。苍苍凝望秋将晚,可有伊人一起予。”
亦园建成后,冯溥与友人时常往游盘桓。除上述诗作外,尚有绝句《亦园秋怀六首》、《亦园春歌十首》和七律《亦园秋兴四首》等。游人也可随意游览,如张贞生与友人同游亦园,事后读冯溥《亦园秋兴》,步韵四首,题为《九月十四日访柴道人于育婴堂,因导游冯易斋相公所辟亦园,坐万柳轩中,嚣尘不到,生意悠长,视前儒独乐园,当无过此。越数日,复得读〈亦园秋兴)四首,以寄趣于园者寄感于诗,蒿目时艰之意,见乎言外,又知天地生物之心,不欲仅以淇渌独自娱悦,为之步韵四首》。张贞生游访亦园时,由柴道人导游,此人正是冯溥付托照顾弃婴的僧人。此时仍名“亦园”,“万柳轩”即万柳堂。
万柳堂建成后,冯溥与众友人时常雅集于此。特别是康熙十七八年间,应诏博学鸿词之士汇聚于冯溥周围,万柳堂成为当时诗文活动的中心万柳堂的景观也时常流淌于文人笔下,如毛际可《万柳堂记》载:
由崇文门过接待寺而东,风物清旷,道中无车马迹。又里许,至万柳堂。入门循东北行,小径纡折,洼处辄架木为桥,其下伏流沮洳,络绎奔会,聚者镜泓,散者星列。小艇可容数人,泛泛若苕霅间,其上因浚池之深以为山,冈阜回互,丘壑苍莽。拾级而登,则西山晴翠,明灭可指。雉堞左右映带,视民庐所,隐蔽处不尽如环,而中断焉。榆柳合围,丛生蔓植,每春夏之间,绿阴千顷,絮花蒙密,如雪中行。中列数楹为堂,周以回廊,护以曲栏,亭台一二,落落如不经意为之。
万柳堂园景很有特色,整个园林占地一顷有余,四周围矮墙,园中植柳万株,故名万柳堂。园林中建楹五间,厅室敞亮雅洁,冯氏用以待客宴饮。园内培有土山,山上建一小亭,环山挖有曲池,池通桥,内养鱼种荷,名莲花屿。沿山路攀缘而上,可小憩亭间。极目远眺野景尽入眼帘。那碧水与粉荷相映,野花与茵草为伴;郁郁葱葱的万株柳树,遮天盖地,浓荫茂密:枝上的蝉儿竞相长鸣,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这片园林的声色。盛夏时莲香阵阵,垂柳依依,多为骚人韵士群集游冶,廉希宪多在此宴客,北京史地书籍中多有记载。如陶宗仪《辍耕录》云:“野云康公一日于中置酒招卢疏斋(廉希宪之外甥)赵松雪(孟頫)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右手执杯,歌小圣乐值酒赵公喜,即席赋诗云: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州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小圣乐乃元遗山所制,俗名骤雨打新荷者是也。”足见万柳堂宴筵之盛。
万柳堂由于景色美好,清初时各地来京的仕儒常到这里雅集。康熙朝初,清兵刚刚入关不久,清王朝国业初奠,康熙为了巩固政权,一方面用武力继续向江南推进,镇压南方的抗清力量;另一方面,则极力用收买手段网罗声望较高的明代儒士,用其为清王朝效力。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设博学鸿词科,被录取者俱授翰林院职。因此,各地儒士多聚于京师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冯溥“爱才如命,好汲引士类”,常邀在京待报名士来万柳堂宴集,流觞修禊,吟诗畅怀。冯溥有诗：“《春日万柳堂宴集次韵》：学士招邀马首偕,官街初放客怀佳。云晴鸥鸟双双下,日暖棠花故故排。丝竹真堪留谢傅,烟波哪得似秦淮。余欢犹惜催霞晚,醉后人扶过御街。”
康熙间名士到过万柳堂的,有翰林院编修,累任皇帝侍读的进士乔莱,有毛奇龄，他是明季廪生,以文享名,清顺治时避仇改名王彦,以后毛奇龄名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有朱彝尊(竹坨),康熙十八年朱五十以布衣微治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精考据,工诗文,参加过纂修明史工作。有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参加过纂修明史的陈维崧(其年)。还有徐乾学、杭世骏等人。上述诸人,无论从学识、名望,还是从君宠、地位来说,都可称是当时的一流名士,这些风云人物涉足万柳堂,遂使万柳堂成为骚雅之地,因此名声更为大振。冯溥作：“小圃垂杨带浅汀,春风尤近狎鸥亭。迎门万卉含朝雨,入座群公映弁星。几处池台堪梦蝶,何人江汉正扬舲。酣余握手还登眺,笑指山光向晚青。”
名儒喜爱万柳堂,他们在这里游览风光,交觥酬唱,留下了许多诗文。毛奇龄、乔莱为万柳堂作赋,陈维崧作序;朱彝尊为万柳堂记;高念东也作亦园记;至于一些名儒与万柳堂东道主冯溥的唱和诗作就更多了。这些诗文记述了万柳堂的由来,描绘了这里的风光,朱彝尊还将在万柳堂宴集比作晋永和九年五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有人进而为文称道万柳堂的创业者冯溥,说他“倾心下交,贫者为致馆,病者馈以药,丧者赙以金”,宣扬冯溥礼贤下士,好结交诗友,仗义疏财。这种文字恰与当时朝廷的招抚政策一脉相承。互相呼应,颇有政治意味。
朱彝尊作《万柳堂记》：“度隙地广三十亩，为园京城东南隅。聚土以为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沟以为池，不必甃以砖也。短垣以缭之，骑者可望即其中；境转而益深，园无杂树，迤逦上下皆柳，故其堂曰万柳之堂。今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元野云廉公宴游旧地以名之也。
古大臣秉国政，往往治园圃于都下。盖身任天下之重，则虑无不周，虑周则劳，劳则宜有以佚之，缓其心，葆其力，以应事机之无穷，非仅资游览燕嬉之适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陇蜀，还进拜中书平章政事，赐宅一区，暇同卢、赵诸君子出郊置酒。所谓万柳堂者，故老相传在今丰台左右。当其饮酣赋诗，命歌者进骤雨新荷之曲，风流儒雅，百世之下，犹想见之。今公弼谐盛际，谋谟内赞，坐致太平，其勋业与廉公等。然廉公宣抚陇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泽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讥忧谗，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过于昔贤者。要之勤学好士，孜孜恒若不及，则异代同揆，宜其旷世有契于心也。
彝尊客山东时，道经临朐，观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沦涟，侧坎之下，丛竹百万。询之，则公之别业。循阶以登，径之翳者当辟，石之载土者当剔，亭之圮者当葺。公辍而不治，顾专力于是，则以冶源公所独乐，而京师与天下人同其乐也。入其门，门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问，庶几物我俱忘者与?堂成后，适四方人士应召至京师。公倾心下交，贫者为致馆，病者馈以药，丧者赙以金。一时抒情述德咸歌诗颂公难老，又虑公舍斯堂而请归里也，争赋咏公前，期公乐之而不去。彝尊椎鄙无文四，独未获游公之门，其为斯堂记者，譬犹山禽楚雀，啁啾翠阴之交，公之听之，未必不欣然悦于耳焉。”
冯溥离别万柳堂时写下：《别万柳堂》：“草堂万柳忆初栽,手扶新枝日几回。点黛遥从空际落,衔杯还喜故人来。不堪多病垂垂老,且使行旌缓缓催。他日烟霞逢客至,能无重问旧条枚。”
万柳堂里修了五座御书楼，楼内悬挂着为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四月清圣主玄烨康熙帝御笔匾额“简廉堂”，匾拓高70厘米，宽210厘米，厚18厘米，行书，匾文上方正中镌印一方，阴刻“康熙御笔之宝”。堂前殿柱有一副对联：“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至光绪中，简廉堂尚存。该匾现存于北京石刻博物馆。1987年9月18日北京文物研究所拨交。
冯溥在告老还乡离开北京之前，将万柳堂让给了仓场侍郎石文桂。康熙四十一年(1702),有人想从石文桂手中得此园林,石文桂便召工在万柳堂建了大悲阁、大殿、弥勒殿、关帝殿，弥勒殿等建筑，据说大悲阁一夕而成,石文桂遂以家祠谢贵人,才保住了这片园林。石氏这个家祠后舍僧人德元住持,名曰拈花寺。康熙帝御书“拈花禅寺”额赠德元,额悬大悲阁。从此，万柳堂变成了拈花寺，第一任住持是高僧德元。不过，和万柳堂一样，拈花寺仍然是文人墨客雅集之地，宗教的气氛反而淡薄了许多。黄天河于《金壶墨浪》书中述万柳堂道:“拈花禅寺,为益都相国万柳堂址,周回一顷有余。中有小土山,昔之莲塘花屿也。当时横桥并马,曲水传杯,堂带远峰,翻歌骤雨之盛。自石氏改建佛阁,遂为荒凉寂寞之区。西北为夕照寺,八景中“金台夕照’即此。”
此后，万柳堂日益荒芜，乾隆初年万柳堂已是“柳枯水涸”“桥断亭倾”,一派萧条冷漠。拈花禅寺也多破损,古佛卧阶,墙垣断塌,景况也很凄凉。乾隆年间,朝中大臣里有一个叫励宗万的人,他秉承乾隆皇帝的旨意,调查当时京城内外的名胜古迹,写成了《京城古迹考》一书,励宗万在此书中也记载了冯溥的万柳堂现实状况,他写道:“今查堂在广渠门内,国初为大学士益都冯溥别业。康熙时,开博学鸿词科,待诏者尚雅集于此,检讨毛奇龄曾制万柳堂赋。今其基周围一顷余,内有小土山,枯苇蓬蓬,生沟堑中,想即昔时莲塘花屿也。老柳数株,平芜弥望,因思叶向高所云李园不酸,米园不俗二语,更在荒烟蔓草间,无迹可寻矣。”
清乾隆年间万柳堂即如此破败,以后各朝亦可想而知。清亡后,民国期间拈花禅寺更加冷落。这期间,拈花禅寺住持僧相继有诚安、然惠禅林、海照等人诚安,本地人,俗姓张,家住拈花禅寺迤北小龙王庙(属板厂火神庙)后身。诚安的父亲以贩卖劈柴为业,会镞活手艺,有时收购到整齐的枣木,就镞些木榔头拿到花市集去卖。诚安家境贫苦,故被舍庙为僧。
诚安死后,拈花禅寺住持由然惠接替,然惠僧初在通县,为稿村某庙方丈,来京后先在安化寺,后住持拈花禅寺。然惠之后,由禅林及海照相继住持拈花禅寺。
海照亦名果然,俗姓肖,原名肖顺巨,湖南省邵阳县大东乡肖家湾人,生于1902年,七岁丧母,十六岁出家为僧,出家前学过木匠,海照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在安徽省安庆迎法寺、上海玉佛寺、渐江省天台山日清寺等庙内为僧,1939年一月来北京。海照来京先在法源寺,又转广济寺,后经广济寺显宗和尚介绍,于1945年来拈花禅寺为住持僧。海照住持拈花禅寺期间,拈花禅寺尚有土地一顷八亩(包括庙基地及万柳堂园林废墟等)房一百八间(包括庙外房屋)。拈花禅寺庙基计1019.9平米,庙内总建筑面积1198.7平米(因庙内有两幢阁楼,故建筑面积比房基面积多),庙内空地(包括院落)为1862.1平米,折合士地为四亩三分二厘。
拈花禅寺有前、中、后三层殿及御书楼一座。前殿为弥勒殿,瓦顶。门窗均为木隔扇。中殿是关帝殿,瓦顶,门窗也都是木隔扇。后殿为大悲阁,是中式阁楼,两层,门窗亦为木隔扇;两层楼均有廊,廊约一米多宽,二楼廊前有木制的栏杆。此阁楼的山墙,后沿墙及顶均用砖瓦砌盖,因年久怕梁柱槽朽而墙壁倒塌,本世纪四十年代时其外墙皮上已打了铁锯子。
御书楼在大悲阁东,与大悲阁并排相连,但以东厢房为界,把两座阁楼分在东、西两个院内。御书楼的建筑格局及用料与大悲阁相同。因楼内墙壁上嵌有康熙御书碑刻十五块,故称“御书楼”。御书楼内悬有康熙写的“简廉堂”额。楹柱上有联,文曰:”隔岸数间斗室,临河一叶扁舟”。康熙题额“简廉”,有意颂扬时政,勉慰儒仕;但这御书楼实际上却成了文人骚客凭栏观赏万柳堂风景的场所。
1940年左右,拈花禅寺内尚有房57间,院落五处。这五处院落即:三座大殿前的三层院落;御书楼所在的东院:另一院落在大悲阁西,为西跨院,实际是块空地。拈花禅寺的山门为南向,久闭不启;另有东旁门三座,两旁门一座。东院的围墙早已倒塌,所以东面的三座旁门早就没有了。西旁门在弥勒殿西,因大悲阁、关帝殿、弥勒殿另有厢房或围墙连接,且这些围墙较为完整,所以出入这些大殿和院落需走西旁门.西旁门外有农田一块,出西旁门经农田小径约走三十米才到大道。
拈花禅寺原为石文桂的家祠,这一家庙性质保持较久,故到海照僧住持此寺时,他也不外应佛事,寺内也不设灵房停灵。因此,寺内开销主要靠出租寺产维持。一是寺旁有些土地可耕,辟成了菜园,租给佃农名叫石海的种菜。一是邻近城根的寺产土地数十亩,租给了名叫韩子华的管理;韩把这片土地辟成了葡萄园,培育葡萄出售,他每年给拈花禅寺交地租四千斤玉米。三是有些房屋租给居民住用。还有人租用寺产开粉房,磨制绿豆粉条。有人垒池蓄水开了纸房抄晒豆纸。粉房用豆渣养猪,猪圈的臭味熏天,纸房用烂纸泡纸浆,臭味也很难闻,这给残破不堪的古寺增加了污秽。
解放前,拈花禅寺周围的环境也日益污浊,其西南、东南一带,有吕家窑、内潘家窑,外潘家窑等窑坑多处,从龙须沟流下来的污水,都汇积在这些成片的窑坑里。盛夏,暴日晒得坑水冒泡,臭气难闻,令人作呕,。在这些窑坑里,不仅漂有死猫烂狗;寻短见溺死者的腐尸也不鲜见。在这些窑坑岸边和荒野上,坟冢比比,尸骨裸露地表,更难目睹
北京解放后,拈花禅寺的部分大殿和厢房供办了学校。1949年9月,建国小学迁来开课，建国小学原在左安门内,校舍系租用私人房屋,该校原系解放前伪北平十区二十保为蒋介石六十寿庆献办,负责人名马志荣,马当时为经纶织布厂经理,曾任二十保保长。解放后,该校迁来括花禅寺庙内,改为民办公助,并更名为新建小学。新建小学设初小四个班,有教员四人,校长一人。校长名李英春。原为西南联大学生,由区政府文教科委派来校。新建小学借用大悲阁、关帝殿,弥勒殿为教室,、殿内残存的佛像佛龛均未动。1950年后,由于入学儿童增多,教室内需增添课桌、椅,故经有关部门批准及住持僧同意,相继将佛像拆移。新建小学于1950年11月1日改为市立小学,作为夕照寺小学分校仍占用括花禅寺殿宇上课。1951年4月与夕照寺小学分离,独立成为拈花寺小学,遂把拈花禅寺的殿宇、厢房、院落全部占用。1978年拈花寺小学翻盖新校舍,将拈花禅寺原殿宇、厢房全部拆除，代之兴建两幢教学楼,至此拈花禅寺的旧貌全然无存,拈花寺小学现也更名叫板厂小学自1702年(清康熙四十一年)石文桂建大悲阁至1978年被拆除,拈花禅寺存在了二百七十余年。
拈花寺的最后一位住持僧海照,他解放后住持拈花寺的功绩可说有二:一是自1949年起,陆续献出殿宇供办学用,并将御书楼及其所在的院落,附近的一些土地供华北防空司令部电台使用,这给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和人民解放军开展空防保卫首都提供了一定条件;二是对寺内残存佛像、文物、法器的保管尽了力量。1950年3月,海照呈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宗教寺庙管理部门批准,移交了拈花存的房屋和土地,并移交出保存的木佛像五尊、铜佛像五尊、泥塑佛像五尊、大藏经一部(有缺损)画像十九件、清代康熙御书刻石十五块、以及铁鼎一口,铁点一面铁馨两个铁香炉一个,铁蜡钎、木花瓶、铜五供等物。
解放后,随着首都建设事业的发展,拈花禅寺带的面貌也日益改观。昔时的窑坑处修成了美丽的龙潭湖。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以工代振的办法,组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失业大军,挖掘窑坑、修建人工湖。龙潭湖园林,北自五里坨,西至火桥(旧称霍家桥);南、东至城根,占地两千三十亩,修的东、中、西三个人工湖,水面积共七百十七亩。沿湖辟有多处绿地,广植落灌、落乔、松树、果树、绿篱。
新建成的万柳堂景区，动工于1994年。托景、造山、理水、安屋、开径、种植等，经过两年的修建,旧河道被疏竣清理,整体布局疏朗有致。柳浪龙腾、柳堂春暖,尺度大而舒展,有北方园林之雄;曲廊觅踪,曲水流音错落而委婉,兼江南园林之秀。亭、台、馆、轩与绿地种植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别一番清新幽雅,四时景色无穷。
万柳堂号称八景:柳堂春暖、柳浪龙腾、玉龙凌波、青龙揽月、醉翁问柳、曲廊觅踪、曲水流音、碧波烟霞。其中有三景最美为称奇一日“龙”。南侧筑台,台上座高近二十米的龙柱雕塑,其顶为三条紫铜锻龙,基部是题为龙生九子“的汉白玉高浮雕,新的科技手段使龙体不仅能旋转,还能喷云吐雨,堪称北京一景。二日“柳”。景区内的植物以柳为主,大量种植了垂柳、立柳、雪柳、馒头柳、樟河柳、银芽柳、金丝垂柳等,意在以品种,数量取胜,形成“万柳”之势。两岸还配植碧桃、连翘、紫薇等花灌木。此景无论春夏,最宜雨天赏游,所谓“龙潭微雨醉堪娇”,确有翠柳枝枝着雨而低迷,红花朵朵承露而凝香之妙。三曰“音”。过柳堂春暖,前行路转,听水音错杂,便可至龙涎榭小憩休闲,视而听之,知其发声者有三:一是瀑布,哗然闳响;二是曲水,泪泪清流;三是龙涎,叮咚似笳。俟回观湖面,则一派碧波烟霞,庶几叫人乐不知返。
万柳堂记
朱彝尊
度隙地广三十亩，为园京城东南隅。聚土以为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沟以为池，不必甃以砖也。短垣以缭之，骑者可望即其中；境转而益深，园无杂树，迤逦上下皆柳，故其堂曰万柳之堂。今文华殿大学士益都冯公取元野云廉公宴游旧地以名之也。
古大臣秉国政，往往治园圃于都下。盖身任天下之重，则虑无不周，虑周则劳，劳则宜有以佚之，缓其心，葆其力，以应事机之无穷，非仅资游览燕嬉之适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陇蜀，还进拜中书平章政事，赐宅一区，暇同卢、赵诸君子出郊置酒。所谓万柳堂者，故老相传在今丰台左右。当其饮酣赋诗，命歌者进骤雨新荷之曲，风流儒雅，百世之下，犹想见之。今公弼谐盛际，谋谟内赞，坐致太平，其勋业与廉公等。然廉公宣抚陇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泽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讥忧谗，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过于昔贤者。要之勤学好士，孜孜恒若不及，则异代同揆，宜其旷世有契于心也。
彝尊客山东时，道经临朐，观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沦涟，侧坎之下，丛竹百万。询之，则公之别业。循阶以登，径之翳者当辟，石之载土者当剔，亭之圮者当葺。公辍而不治，顾专力于是，则以冶源公所独乐，而京师与天下人同其乐也。入其门，门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问，庶几物我俱忘者与?堂成后，适四方人士应召至京师。公倾心下交，贫者为致馆，病者馈以药，丧者赙以金。一时抒情述德咸歌诗颂公难老，又虑公舍斯堂而请归里也，争赋咏公前，期公乐之而不去。彝尊椎鄙无文四，独未获游公之门，其为斯堂记者，譬犹山禽楚雀，啁啾翠阴之交，公之听之，未必不欣然悦于耳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