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88 宪之：关羽的“义”与江湖“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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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见新闻：徐州举行关公忠义文化交流会报道，惊诧莫名。不禁想起一感慨万端，重发在这里，与时俱进，温故知新之意耳。
徐州举行关公忠义文化交流会 签署两岸忠义之路合作书 我会李君超会长出席 陈钊副部长代表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做了精彩发言
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 2024年10月19日 22:21 江苏
10月15日，徐州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在徐州铂瑞酒店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关公“忠义”文化交流会。在交流会上，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台湾两岸统合会理事长、关公文化信众张亚中，台湾佛光大学教授、台湾两岸统合会秘书长、关公文化信众谢大宁，国台办对台干部培训中心原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期刊执行主编、教授、关公文化学者王杰，北京市台办一级巡视员、北京联合大学客座教授、关公文化学者马振生，北京大学教授、关公文化学者杨海峥，国台办对台干部培训中心干部刘晓燕，中华微视董事长宋体金，省台办副主任封志成、省台办三级调研员吴长征，徐州市人大原副主任、徐州两汉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君超，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展览交流部副部长、徐州博物馆汉画像石艺术馆管理部副研究馆员陈钊，以及江苏师范大学、中国矿业大学、运河高等师范学校等有关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就徐州土山是关公“忠义”文化的发祥地和起源地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探讨。
关羽（161－220年），字云长，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蜀国名将。早期跟随刘备辗转各地，于白马坡斩杀袁绍大将颜良，与张飞一同被称为万人敌。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襄樊，曹操派于禁前来增援，关羽擒获于禁，斩杀庞德，威震华夏。后曹操派徐晃前来增援，东吴吕蒙又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兵败被杀。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被民间尊为“关公”。历代朝廷多有褒封，清代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
徐州土山是《三国演义》第25回故事的发生地，“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关公的“忠义”之心，正是由此地一举闻名。
据《三国演义》记述，东汉献帝时，天下诸侯割据。当时力量较小的刘备兵寡将微，驻在小沛、徐州、下邳一带。刘备和张飞守在小沛、徐州，关公护二位皇嫂守下邳。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率大军东征徐州，在不到10公里的土山，将关公围困，关公没有退路，只得到土山屯兵暂歇。随后，曹操派大将张辽劝关公投降曹操。关公为了确保二位皇嫂安全，提出“降汉不降曹，全力保皇嫂，一旦要知道刘备的去向下落，我誓死也要去找”的要求。
在回许昌途中，曹操故意乱其君臣之礼，让关公与二位皇嫂同居一室。但关公却秉烛于户外，通宵达旦，毫无倦意，曹操愈加敬佩关公。后来，关公知道刘备在河北袁绍处时，便辞别曹操，挂印封金，千里单骑赤兔马，追寻刘备团聚。关公的“忠义”之心，在徐州土山一举成名。关公的这些行为，连曹操都深受感动，并命令部下官兵要效仿关公这种忠义精神。因此，关公的“忠义”精神成为一种文化。
与会专家认为，虽然人们常说关公“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但徐州土山是关公“忠义”的起源地，因此，我们要不断挖掘关公文化，坚持弘扬传承关公文化，深入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广泛传播关公忠义诚信精神，在关公文化上大作文章，把土山关公“忠义”名片打出去，提高徐州土山关公文化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关公忠义文化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州有着丰富的关公文化遗存，徐州土山关帝庙是江苏现存规模最大的关帝庙。李君超会长认为，两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关公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两汉文化有着深厚的联系。虽然关公文化主要形成于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但它所体现的忠义仁勇等美德，与两汉文化的精髓有着诸多契合之处。譬如，两汉文化强调忠诚与道义，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关公文化中，忠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两汉文化中的仁德思想，强调对人的关爱与尊重。关公文化中的仁德思想，则主要体现在关公对百姓的宽厚仁慈上。这种仁德思想与两汉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相契合，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两汉时期，勇武精神是士人阶层所崇尚的重要品质之一。在关公文化中，勇武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关公的勇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更体现在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与担当上。这种勇武精神与两汉文化中的尚武精神相呼应，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英勇奋斗的民族性格。
交流会上，陈钊副部长代表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作了题为《两汉文化与忠义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精彩发言（附后）。
宪之关羽的“义”与江湖“哥们”
旧时代，关羽是与孔夫子并称的文武圣人，他们的庙宇遍布城乡，但以普及水平论，孔庙还不能与关庙相提并论，孔夫子是上层社会的圣人，文庙只见于县城以上，而“关老爷庙”却遍及城乡，比孔庙多得多。
关羽崇拜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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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后，中国陷入了长期分裂状态，曹操父子以强凌弱霸有天下，司马氏依样画葫芦，从孤儿寡妇手中篡夺天下。晋室南渡，北方是五胡十六国，南方则宋、齐、梁、陈频频“禅让”，尔虞我诈，阴险凶残，君臣、父子、兄弟相杀戮，三百年间七次改朝换代。广大人民在遭受战乱劫难的同时，也看透了统治阶级的凶残虚伪。于是“人心思汉”，强烈地怀念为“恢复汉室”而奋斗终生死而后已的蜀汉英雄人物，以之寄托对于国家统一和崇高回归的渴望。刘备、诸葛亮和关羽，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被大众复活并重塑的，刘备的民本倾向、诸葛亮的执着忠贞、关羽的忠义节概，成了人们政治理想与道德理想的寄托。至少到宋代，民间文艺中拥刘贬曹的倾向已经十分鲜明。宋金对峙重演魏晋南北朝历史，沉重的灾难加深了大众的历史记忆，与市民阶层同步兴起的通俗文艺，使三国英雄在传奇化的同时也深受下层意识的浸润，逐步完成了对关羽义勇之神的塑造。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代尊崇成神圣；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至今香火祀贤哲”，关帝庙的对联可见这位尊神声势的显赫。在这一崇拜中，关羽的主要头衔是武圣，后来又演变成财神、关圣帝君直至三界伏魔大帝的万能之神，在《聊斋志异》故事中，连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他都能处理。但在精神道德意义上，关羽扮演的角色，主要的还是“义”的化身。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桃园结义”，这个“义”字贯串始终，他在关羽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他追随刘备一生历尽艰险始终不渝，从“屯土山约三事”到“千里走单骑”，直到后来作为其余波的“义释华容”，这一系列虚构最多的故事，构成了关羽故事中最为动人的部分，也是内涵最为复杂的部分。三国演义著名的评点家毛宗冈把关羽称为三国“三绝”中的“义绝”，但他说诠释的“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面如赤心，则极其英灵”“义”，与江湖众生的理解，还是很不一样的。
在小说戏剧的传播中，芸芸众生通过自己的解读，对居于支配地位的正统观念不断进行修正，这一修正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而日益突出。《三国演义》不同于正史《三国志》，演义流行后那些更为通俗、更为大众化的三国故事，比“演义”更前进一步。在曲艺戏剧中，刘关张更带“水浒”气。张益德不是“怒鞭督邮”，竟是杀了定州太守，然后去太行山落草。关云长为民女打抱不平，杀了县尹然后流亡。他那色如“重枣”的红脸，原来是追捕中掬水洗面的结果。这时，他颇有点武松、鲁智深的气质，不象后来老是秉烛达旦地看《春秋》那样俨然。
市场效应使创作与接受互动，在这一互动中桃园结义热不断发酵，以致社会上“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而种种对社会不平的抗争组织，也都以义气作为团结的纽带。在水泊梁山上，无论是先前晁盖的聚义厅，还是后来宋江的忠义堂，都是以“义”相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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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封建道德中重要范畴之一，在“三纲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中，它仅次于“仁”，位居第二。“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对于“义”，孔夫子倒是讲得不多。“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等，千百年来人们耳熟能详，但“义”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没有具体论述。旧时代立身做人最高境界叫“成仁取义”，这句话出自孟子，孟子有许多论义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但到底什么是“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还是语焉不详。
儒家经典《中庸》给出的解释是：“义者，宜也”。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但何者为“宜”，那就因人而异了。
“义”，在旧时代是个含义宽泛的道德范畴。
特别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它更会以形形色色的姿态现身于不同阶层集团之中。
哪个王朝统治者都把“忠”放在首位，强调“从一而终”，以维持万世一系。但天下大乱时代，逐鹿群雄又都会把自己当作“一”，突出效死于自己就是“忠”和“义”。这在《三国演义》中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同样是死节之士，吉平忠于汉室，王经忠于曹魏，程畿忠于蜀汉，王累忠于刘璋……他们都大义凛然，是忠臣义士。
《三国演义》高标义字：关羽“降汉不降曹”是义，挂印封金千里寻兄是“义”，关羽对马失前蹄者不忍下手与黄忠不射咽喉只射盔缨都是“义”，华容道放走曹操也是“义”，是“义释”和“酬恩”……诠释极为宽泛，这“行而宜之”的“义”，在关羽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
宋元以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通俗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关羽形象重塑的同时，封建王朝对关羽的追谥加封也不断升级，由候而王而帝，以致封到“三截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关羽的神化，是市民意识崛起也是统治阶级有意识利用改造的结果，是两种力量联手将关羽推上了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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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崇拜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对待这一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精神文化现象，我们必须辩证看待。
“桃园结义”抱定“报国安民”宗旨，关羽追随刘备出生入死百折不回奋斗一生，坚守信仰，是关羽“义”的核心。借鉴义，首先要学习古人这种为崇高目献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奋斗精神，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矢志不渝，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关羽一生，大义凛然，这气概，来自他对自己事业和人格的自信。我们的事业是关羽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应该有更高的自信，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关羽可以“降汉不降曹”，但一旦得知刘备信息，立马“挂印封金”，光明磊落而去。“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市场经济，不讳言利，但不能忘却义利之辨，要力矫金钱崇拜、唯利是图世风。在经济交往中也恪守信义，假冒伪劣不能长久。
以关羽为标志的义，内涵模糊，作用复杂：革命烈士牺牲称慷慨就义，“留得豪情作楚囚”；农民起义称义军；宋江想“招安”，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表示“替天行道”；连胡传魁鸟枪换炮也叫“忠义救国军”……“同志”唾弃，“哥们义气”走红，同事相帮，黑社会凝聚，都标榜“哥们”和“义气”。所以，对关羽式的“义”，不能简单推崇，一定要辩证对待。
我们处于一个多元时代，商品经济和丛林法则呼唤出唯我主义和弱肉强食，钱 权 黑势力猖獗，缺乏权钱资源的下层更容易接受江湖的生存法则以自我保护或谋求发展。青少年是一个容易被动接受社会风气影响和媒体消极导向感染的群体，集体主义规范颠覆，市场发育还没有成熟，江湖和哥们，天然地会成为金钱统治生存法则的一个重要补充。
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拜把结义也蔚为风气。哥们义气，与集体主义是两回事。在“哥们”圈里，对外，以“义气”为纽带结成“团队”，或倚强凌弱，或抗衡强者。内部，则强者称雄，老大掌门。老实的弱者，要么甘受欺凌，要么被迫加入，也成为“哥们”。“哥们”的美化，形成青少年道德意识的制高点；“江湖”生存法则的嚣张，又迫使他们不得不给予认同。
中国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形象，与黑恶势力的扩张，呈同步发展状态。青少年犯罪的背后，总晃动着江湖和哥们的影子。
江湖义气，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旧时代，民间下层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白莲教、哥老会、小刀会之类帮会，多以“桃园结义”作为团结纽带。孙中山闹革命，也长期利用过帮会势力。不过，这种“桃园精神”和“哥们义气”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它既可成为被压迫者反抗的精神武器，也很容易被统治阶级收买利用。旧中国二十年间，以黄金荣、杜月笙为代表的青红帮势力，一直是蒋家王朝统治上海滩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些年，这一历史沉渣，有重出江湖之势。
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雇佣关系还要经常面对包 工 头、狼 狗 保安、非 法讨 薪、黑 窑 奴工、开胸 验 肺等前现代模式，“哥们”与“江湖”正是这一发育不成熟的伴生物。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谈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时有过一段“死人抓住活人”著名论述，他认为，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重温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哥们义气”盛行这一社会现象。
发布于 2022-10-17
作者简介：
冯子礼，邳州人，六修授贤冯氏族谱主编，运河高等师范学校特级教师，执教古代文学、文艺学等课程，于古代小说研究多所建树，出版专注多部。《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被誉为“红学六十年，不可不读的五十部书”之一。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大型《金学丛书》，将《冯子礼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列入其中。《三国演义启示录》一些院校将其列为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多次参加全国和国际性学术活动，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红学会、明清小说研究会理事、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中国学会红楼梦、三国演义学会会员。韩国《中国文学研究家词典》并国内十余种大型次数对其有专条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