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9. 孙锡良：级差时代的教育大运动
中南大学教授 孙锡良
近段时间，如果不计娱乐圈事件和抗疫争论，最热闹的恐怕就是教育调控大运动了。以“双减“为目标的这场大运动表面看只涉及到教培机构的进退，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国家全局性问题。解决全局性问题，采用大运动方式有时是必要的，关键是能否找准导致发动这场运动的症结所在。
中国开展这次大运动的切入点是打击教培机构。
为什么要打击培训机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高价教培极大地提高了教育成本，让很多家庭苦不堪言。
其二，课外培训大量占用了学生休息时间，教育减负设想达不到预期效果。
其三，差别化课外教培制造了新的教育不公。
其四，部分在校老师参与课外培训，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
其五，部分中小学老师课内不讲课外讲，拜金主义腐蚀了教育环境。
这是传说比较多的几点原因，是否准确真实还不好下定论，至少部分原因不太客观，老师课堂不讲课外讲的情况极少，媒体将这个问题扩大化了。
“双减”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哪几种主要反应？
第一种反应：不管对不对，不管今后如何，坚决取消培训机构就行。
第二种反应：把目标对准老师，即使只有个别在职老师参与了课外培训，网络空间却认为这是普遍现象，中小学老师一时间成为社会谴责的对象。
第三种反应：要求搞一刀切，不管是培训机构，还是在职老师，甚至是大学生课外开展的家教，都被要求全面禁止，也就是说，很多人要求教育只能在学校，其它的形式都免谈。
第四种反应：也有人反对一刀切，人与人在遗传上就有区别，后天的教育必然有差别，不同阶层的家庭，父母工作性质不一样，对小孩学习的监管能力也不一样，寻求帮助的途径又不一样，当学校满足不了这些差别时，寻求课外培训应该成为一种选择。
第五种反应：让中小学老师来挑起大运动重担，凡课外无法实现的目标都转移到学校来解决，比如说延长白天教学时长，比如说取消老师寒暑假，比如说要求老师在任何时间做到有问必答，要求老师在学校做到人人因材施教，等等。
第六种反应：监控和举报被作为开展大运动的有效手段，让学生举报，让社会举报，用监控监视老师行动，甚至有人要求在老师家里装无死角监控，不让老师给自己小孩辅导，说辅导自己小孩也影响教育公平。
还有其它非代表性反应，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体情形是：一搞运动，管理者理想主义就泛滥；一搞运动，群众极端化情绪就井喷。管理者理想主义，群众极端主义，两个主义一结合，运动怎么搞？
理想主义决策者们，必须认真想想网络上的反应是否真能代表多数人心愿？政策跟着影视剧转、跟着网络转是否科学合理？制定政策之前，你们有没有做全面的群众调研工作？
前不久，我就写过如何治标治本的问题，从治标角度看，只要国家下了决心，短期一定可以看到效果，政府的刀子一动，一般人肯定害怕，这不用怀疑，大不了砸钱解决。
然而，决策者应该考虑：不同反应群体的心愿如何全面照顾？打击各类课外教育的手段能否坚持到底？“双减”成功后，是否真的能保证相对公平的教育？
作为家长一方，无论你什么身分，无论你什么地位，想法是共同的：努力让子女成才。至于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家长无法预测，也不愿意预测，家长只会首先想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让孩子们学得更好，让孩子们未来更好，孩子若先天聪明，家长会思考如何让他变得更全面、更优秀，孩子天赋一般，家长又会想通过努力让孩子变得更优秀一点。有人靠天赋，有人靠努力，两条路都正确，不能堵其一条。
家长的想法，你不能说是错误，都非常朴素。
教育是什么？从本质上讲，教育是改变人类文明性的一种手段。但在竞争性社会，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认为是满足不同群体实现自身朴素愿望的过程。如果一种运动打击了基本的、朴素的、带有共性的社会性想法，那这种运动可能脱离了群众。
有些人会问：“你孙某人说来说去，是不是支持课外培训机构？是不是也参与了此类活动？”
我可以公开地讲：我这个人非常怪，在做很多事情时跟大众不太一样，比如说对小孩的教育，我就从不给小孩报考试课程课外班，小学阶段，别的小孩报二胡培训，家长为降低成本，硬是拉我家小孩一起培训，到了初中后，就再也没有踏过培训机构的门了，跟着另三个小孩到老师家里听了几次课就作罢。不是我不想让小孩更优秀，而是我的理念不在成绩，我就是想让她快乐读书。我，我家人，我亲戚，无一人直接或间接从事校外教培工作。
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能有我这个心态的家长不多，我从不跟风，但我理解很多家长。
大部分家长，嘴上说一套很轻松，行动上却是另一套，大多都在使暗劲。这就像很多成年人谈钱，嘴巴上都说钱是身外之物，一旦涉及到分钱的关键时刻，谁都在乎得很，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有，但极少。
我们不妨回到事物的本源上去，为什么家长拼命给小孩报课外班或者进行课外辅导？最直接的推动力是什么？
是级差。
所谓级差，就是不同个体在同一社会条件下的差别化待遇。它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级差，也即社会分层；二是教育内部级差。当级差达到极端状态时，就会引起极差的存在，从而刺激人们更进一步渴望越级，导致诸多社会问题及各行各业的畸形竞争问题。
社会级差，非常复杂多样，并且已经表现为两极分化的典型特征，极差式的阶级分层已经坐实并扩大，深深地刺激了不同阶层的自尊心痛感。本文不做深入剖析，本文的重点是讨论教育级差的形成与解决办法。
教育级差是如何形成并演化发展？
我想以自己在家乡的成长经历及后期在城市的观察为特例展开，也许不同地域有不同表现，但整体上应该差别不是太大。
坐标点：湖北省武穴市（原来叫广济县）。
早期的教育布局是这样的的：
1，每村一小学。
2，一个公社（后来改为镇）有多个管理区，每个管理区（也叫总支）有一所初中。
3，每个公社有一所高中，县城也有高中，比如说武穴中学，石佛寺中学，枚川中学，龙坪中学，等。
大改革后（具体哪一年不太记得）：
1，出现高中合并，多数镇高中被撤销，只留下5所高中。
2，高中分重点与普通，中学名字未改，但一中、二中、三中之间生源差别大。
3，黄冈中学拥有更高一级特权，它的招生优于县一中。
4，高中分级以后，初中也做出了调整，我们镇的高中被取消，改成办重点初中，面向全镇招生，其它各个总支管理区的初中为普通初中，面向本总支招生，镇重点优先。
我们村人不太爱读书，我那一届，就我一个人考进石佛寺中学，后因为我又经常逃学，转到普通的宋巷初中，读了一年就退学，后又转学到石佛寺。如今回忆这个阶段，很是羞愧。
在上世八九十年代，虽然有级差分化，但对我们农村学生来讲，并没有考虑过课外辅导，因为根本就没有条件考虑，不要说课外班，我连课外辅导书都没买过一本，除了课堂上老师教的知识，绝无其它途径能获得帮助，周末或放假回家，还得干农活。
再后来，各村的小学也办不下去，不得不合并办学，条件稍好的家庭开始把孩子往城里转，城市小学的级差又开始形成，小学生的竞争也开始白热化，能不能进实验小学又成为家长们冥思苦想的大事。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一年年分化，经济差别继续扩大化，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升学率自然而然地出现大分化，刚开始，重点中学与一般中学还可做对比，到后面，非重点中学越办越渣，一个县级市，就那么点人口，优秀生源本就有限，普通中学老师的努力已经换不回成绩了，久而久之，部分学校又消亡了。
到了二十一世纪，不只有黄冈中学可以在武穴抢优质生源，武汉的知名高中也可以抢，家庭条件好的家长去武汉置业，直接换成报考名校的资格，县级城市的教育空心化进一步加剧，家长的焦虑感又随之加重，但凡能想出办法的家长不可能不为自己的孩子做些打算，有没有用不重要，重要的是，尽了家长的责任。
大家注意！一个新趋势又出现了——普高职高各半。这一改革基调决定了有一半上下的初中生无法进入普高学习。从国家层面看，职业培训很重要。但从家长角度看，自己的小孩必须努力进入普高。这一对矛盾客观存在，处于矛盾中的各类主体必然使出浑身解数化解于己不利的矛盾，要争取获得一个好结果，补课必成辅助之路。
我们不妨再看看大中专学校的改革变化。
1993年以前，中国的大中专学校采取统一招生统一分配政策，只要进了一所正规中专，其就业前景不亚于现在的985大学，因为当时的大中专生数量有限。
1993年，国家开始走双轨制，一部分学生可选择由国家分配工作，一部分学生选择自主寻找工作。
1995年以后，政策性分配走向尾声，全面自主择业时代来临。
与这个时间节点相同的教育大改革到来，那就是教育市场化改革，不只是办学市场化，高校甚至可以跨地区经商炒地皮，后因出现严重亏损被叫停。国家借此时机提出“211工程”，大学走向了投资待遇差别化时代，两个“双百”成为发展重点。
1998年，国家再次浓缩高校优质资源，进一步把资源集中到更少的重点高校，提出“985工程”，只有四十所左右的高校获得进一步差别化的支持，大合并浪潮来临。其后，“点招”、“特招”、“自招”等花样层出不穷。
2019年，教育部正式推出“双一流建设高校”，废除原来的985工程和211工程，集中精力建设重新遴选出来的双一流高校，双一流与非双一流高校的资金支持力度相差巨大，双一流专业与非双一流专业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巨大，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特征越来越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失衡，不只是重点高校与非重点高校的巨大落差，发达地区与非发达地区之间的落差也非常巨大。清华的年度预算经费是湖南双一流高校的四倍以上，并且其在校学生数大约只有后者一半，也就是讲，培养一个清华学生付出的成本是湖南双一流高校的8倍左右。不过，这种差距还是较低的，湖南双一流高校的预算又是湖南地区一般高校预算的四倍甚至更高。可以这么讲，中国高校，如果按生均成本算，不同高校之间最多可能相差到50倍以上。
培养成本的差别化，从某种程度上又决定了培养质量的差别化，当然，在顶尖大学层次，可能表现得并没有那么明显，只能说趋势上是这样。这又导致了一个什么样适应性变化呢？就是高考考生的择校畸形化，首先，考生必须想办法往发达地区高校里挤，其次，考生又尽可能往头上有帽子的高校里挤，最后，在没办法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流到哪里算哪里。
对于某些人口大省而言，一分可以压倒一操场，哪个家长和考生不为这一分而努力？哪样手段不想用上？不上好初中，就上不了好高中，没有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
高校改革差别化扩大的累积效应是什么？是择业理想度差距。
越发达地区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越容易，越重点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越容易。当然，跟两个“就业越容易”对应的是待遇相对越好。从而也就决定了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的阶层差异化。（注：上面所讲的差异化均是从整体上分析，不要拿个案做反驳，有些人从一出生就含金钥匙，他读再烂的学校也能拿几个亿试手，不具代表性）
事情谈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说来说去，只不过是走了一趟循环路，又回到刚开始提到的“社会级差”上面来了，社会级差的不断深化刺激了国人对教育级差的追求，教育级差的不断深化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级差的固化，两种级差相互影响、相互成全，构成了一个死循环。
这给所有国民和教育管理者提出一个非常客观现实的问题：两个级差不同步做改革，任何单独改革，最后都会归于失败，政策力量再大，都不可能对抗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多数人的美好生活设想是什么？就是脱离金字塔底层，就是想往中层爬，就是想往顶层爬。除非金字塔变成纺锤体，否则，大家都想爬。
针对“双减”政策，我现在很想问的是：到底能不能减学生负担？到底能不能减教育成本？
我想问政策制定者以下问题：
其一，取消寒暑假，让中小学老师自愿辅导学生，这个“自愿”的自由度有多大？假若不自愿，会有后果吗？如果寒暑真的都取消了，这还是基础教育吗？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会采取这样的畸形教育模式？教育，不是做机械运动，是在做压力测试，必须有放松周期，它跟古代在师塾背书写字是不一样的过程。
其二，如何解决现实存在的家庭差别化问题？工人，农民，他们有两个特征：一是文化层次较低；二是工作时间相对较长。结果就是没办法辅导和照顾孩子。而与之相对的有较高文化基础的家庭，他们有一定的辅导能力。底层家庭，如果没有辅助手段，除非小孩天生聪明，否则，现有的阶层固化还将一代代固化下去。
我给大家举两个身边的真实事例：
第一个小孩，跟我家小孩初中同学，他妈妈在校门口租了个位置做水果小生意，小孩爸爸在农村，妈妈既没时间管，也没能力管，就给小孩报了培训班，经过一段时间后，成绩一步步提高，后来考上了一所211高校。
第二个小孩，是我家亲戚，她妈妈在菜市场工作，爸爸在广东谋生，生活上都照顾不了她，学习就更不用讲，唯一的办法也是报班。小孩很懂事，按时准点地参加学习，今年中考，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
这两个事例并不足以证明校外培训真的很实用，但能说明对部分人有用。我本人对校外培训的效果评价不高，但尊重家长们的选择权。
其三，教育的组成问题。教育，本来就包括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校外教育又包括家庭教育和培训教育，教育部门需要着力管理的部分是校内教育，不要过度干预校外教育。体制内教育容纳的教育岗位极其有限，适当地让部分有教育理想的人士从事校外教育是可以的，既可以解决部分人的就业，又可以补充校内教育的不足。管理部门要做的工作是规范，让其合理发展，不是一刀切斩断。不要随意砸上千万人的饭碗，他们也要养家，他们也要还房贷，他们靠劳动生存，是多年政策允许造成的结果，并非是违法人员。
其四，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真是因为教育负担过重吗？日本，韩国，俄罗斯，早已经走上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之路，难道他们都是因为教育负担过重？俄罗斯的整个教育阶段全免费，哪来的负担？美国白人出生率低于黑人，是因为白人更穷吗？在法国，白人出生率低于伊教人口出生率，也是白人负担不起教育？校外培训，具有弹性选择权，可多可少，可全选，可局部选，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全面切断，会让很多人有力而不能行，家长赚钱，除正常生活之需外，为小孩付出一定的教育开支合情合理。
其五，教育培训产业真的比游戏产业、诈骗行业危害大？培训机构畸形化发展对校内教育构成冲击是客观存在的，需要重新规划和规范，这没有问题。但是，无论怎么看，教育培训，它们都还是在搞教育，不是在教小孩违法犯罪，不是在教小孩游戏人生，危害到顶，也就是赚钱赚多了，也就是改变了学生原本的学习成绩走向。所谓增加学习负担，没有教培，总有别的勤学苦练模式。游戏产业，一年几千亿的营业值，多少未成年人沉浸其中，危害不大吗？
其六，音体美进入中高考，中低收入家庭怎么应对？体育，关乎国民体质，进入中考并适当提高分数应该争议不大，考虑到每个人身体先天条件不一样，适当多设置项目供各类学生挑选，家长普遍都能接受。音乐和美术，进入中高考，争议会很大，对于普通理工专业学生而言，为什么非要考这两科呢？音乐，美术，先天条件极其重要，你没那天赋，学起来很费力，若列入中高考，怎么办？
按我目前的了解，没听说哪个国家理工科专业招生要求考音体美课程。特别荒唐的地方在哪里？在要求音体美分数跟语数外等同，远高于理化生，这还是办教育吗？音乐和美术，准确地讲，不是素质教育，是兴趣教育。一天书不读的人，若有天赋，歌也唱得异常好听。有人会讲：唱歌不等于音乐，音乐还包含理论。我得反问：没兴趣的人要那理论干嘛？个人建议：及时中止音乐美术进入中高考的制度设计，体育可进入中考，但不应进入非体育专业的普通高考。
其七，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培训能否同步调控？按目前节奏，义务教育调控似乎是重点，但影响最深刻的恐怕还是高中阶段的培训。不少人认为，高中阶段住读生为主，培训量较小。错！比较好的高中，仍是走读生为主，父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的情形很普遍。真正的高成本培训在高中，不是初中和小学。如果要进行教育调控，高中阶段要同步跟进。
其八，改革成本如何保证？“双减”政策需要有很多政策进行配套，一是人力资源配套，二是基础设施配套，都需要钱。可以要求老师在过渡期奉献付出，但不可能长期奉献吧？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公平分配？能否同步建设？经济差距会否制造新的教育投入差距？如果配套不统一，教培不公灭了，新的不公又来了。
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培事业如何健康发展？
一，社会级差改革必须同步跟进，离开这一改革，其它所有的改革都将是昙花一现。过去，强调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最近，共同富裕词频较高，又加了个三次分配，实际上是想依靠富人慈善来做平衡，意义不大。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必须是从一次分配入手，这是所有就业者看到的最真实的社会地位的表征。
现在，中国有一种怪现象，一提公平分配，马上就有人站出来反对搞“平均主义”，硬是要把“公平”与“平均”等同，阻止收入公平化改革。怎么办呢？要回到新中国前几十年是不可能了，不妨借鉴一下发达经济体中基尼系数最为合理国家的经验和办法，人家不搞平均主义，也能把公平性体现出来，中国难道办不到？
二，构建中小学无级差办学模式。取消一切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要让“就近入学”成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全国统一模式，教育资源优先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以吸引更好的教育力量愿意扎根基层改变落后面貌。取消重点学校的同时，还要取消重点班和变相的重点班。现有师资力量需要打破格局，应按师资比公平的周期性区内流动，不愿意流动的可以选择退出体制内教师序列，国家可以重新招聘新入职老师补充。
三，体制内老师与体制外培训必须切割开来。体制内老师必须全身心投入到校内教学和学生的合理需求上面，绝不能从事与校外培训机构相关联的任何有偿业务。不过，我不赞成对私立学校老师进行干涉，他们不拿政府的钱，不应该受到政府约束，政府对私立学校只有规范办学管辖权，不能微观管理私立老师的工作外行为，管理越界就不是依法行政。
四，阻断国外培训机构进入国内扩张办学。不光是不允许其国内上市，还要禁止其落地。
五，要整体取消教培机构上市资格。现在的规定不够严谨，已经上市的公司可既往不咎，暂未上市的不允许上市，这不是把利益都限定在先吃螃蟹的人吗？正确的办法是，逐步依法让已经上市的教培企业退市，既照顾股东利益，又权衡好投资者利益，做到平稳退市，让大资本在教育过程失去号召力。
六，培训机构不允许集团化发展。教培机构必须具有学校性质和特征，要具有分散性，可以允许赚钱，但不能允许做大，避免形成资源垄断、生源垄断和价格垄断。要求培训机构纯公益性，不合理，也不可持续。培训机构不能跨地区发展。不能跨省、跨市和跨县，必须保证本地性，避免出现底层空心化局面。教培企业可提供就业，但资本不能做大。
七，严格规范和限制教培机构暴利行为，严格限制线上课堂。培训机构的收费要经过市场核准程序，收费标准要参照公办教育的教育成本，其利润所得不能高于本地中小企业平均利润。特别提醒：非特殊状态（比如疫情）下，培训机构必须以线下教学为主，保护学生视力，避免青少年过度触网。
八，培训机构一律不允许在任何类型媒体上做广告。广告具有强大的浮夸效应和煽动效应，并且特别容易在公众中制造攀比和恐慌情绪，对家长和学生误导性很大，资本力量越强，广告负作用越大，特别要控制住电视和网络广告，对不下架广告的机构，取消其教培资格。
九，教育主管部门构建教培从业人员数据库，允其从事合法的私教培训或机构培训。中国有大量师范生和有教育理念的非师范生存在就业困难问题，体制内编制又容纳不下，政府需要考虑这部分人的就业，在取得教师资格证的基础上，再注册校外教育培训资格证（不需考试，只需按规定条件认证），录入到教育局数据库，家长和机构都可以从中选择自己需要的老师。假若教培老师通过考试进入到体制内，就自动失去在教培库的校外培训权限（注销资格才能领新工作证）。
从事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可在本数据库中进行单列，由所在学校审核资格，再录入到数据库“大学生家教”专栏。这样做，不会扰乱教育秩序，也能给家长以更多选择，还能给大学生提供自立的机会，甚至可以给部分师范生实践的机会。
十，高校资源分配和高校招生政策要同步改革。由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发展建设高校，资源要相对平衡，级差不能过大，等级序列一致，资源成倍或数倍的差距完全不合理。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必须逐步采取全国统一招生政策，让全国性优质资源由全国人民公平共享，进而逐步缩小地区级差。地方性高校自主权可交给地方，民族地区教育照顾可由地方高校解决，不应纳入全国重点高校解决范畴。大学改革不跟上，前面的改革很难持续。
现在，我们每推出一项改革，都强调是适应社会大变局，谁不认同，那就是跟不上社会大变局。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无论多大的社会变局，它总是在试图改变人的生存结构，如果政策不能保证多数人渴望社会级差缩小的目标，所谓大变局也大不到哪里去。
在私有制为主的社会，教育确确实实地扮演着社会分层的角色，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我们的教育调控何处去？恐怕不完全取决于硬性刀子，还取决于经济基础。大运动的大目标如果不是为缩小两个级差，那这场运动就不具有群众性。
附言：
1，有人问留美学生排千米长队候机正常吗？答：照我个人看是正常的，想出去的学生，尽管让他们出去，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要尊重人的选择权。钱学森先生生想回国，拼着命也要回，有些人不想呆在国内，强行绑着实无意义。
2，有人问及很多地方变相强制接种疫苗是为什么？答：我不知道原因，只是希望，言行一致非常重要，这是社会诚信和国民诚信的示范，诚信没了，威信何存？真想强制，就公开强制算了，最好别搞“假自愿，真强制”。
3，有人问如何看待对三孩家庭的诸多优惠政策？答：还是个诚信问题，推独生政策时，承诺在教育、就业和养老方面给予照顾，照顾了吗？我是不能生了，想生的放开生，为自己生，别想着那优惠。旧诺践，再承新诺，最易信。
写于2021年8月20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