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是由同一种姓，血缘关系较近的亲族组成的，它包括若干或很多家庭。家族文化主要是涵盖于这个家族众多家庭的家教、家训和家风，是家族中大多数人的人生信仰和德行实践，它决定着这个家族的整体素质和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决定着它为地方、国家、民族的贡献。研究家族文化，有利于加强家教、家训和家风建设，对确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修、齐、治、平”，圆梦中华有着重要意义。本书通过对代州冯氏群贤的德行著作的传述，为读者诸君提供师表。相信大家会从中受益的。
一、代州冯氏的高门望族地位
代州冯氏（以下简称冯氏）从明朝中叶逐渐兴盛以来，至今已有长达五百多年的历史。其家风清正，人才辈出。明代出了六位举人，其中，两位武举人，四位文举人。一位武举人官至代州振武卫佥事（四品官），加明威将军；一位文举人官至昌黎县令。到了清代，就出了进士十八、举人三十、贡生七十余，秀才几不胜数。其中曾出现两家人都“五子登科”的盛事。从明代到清代，冯氏家族入仕为官者，遍及翰林院、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光禄寺、国子监等中央机构，更多的是各级地方官，如湖南巡抚、巡按、布政使、按察使、道台、盐运副使、知府、知州、通判、知县，以及教授、学政、教谕、训导等等。在军旅的还有任将军及以下职务的。三百年中，多达数十百人。冯家在制科选举方面，举博学鸿词一人，举贤良方正一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为政以廉，做到了“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死后被列入“名宦祠”和乡贤祠的共有27人，被清廷评为“卓异”的有13人次，其中冯疆斋就两次考评为卓异。
对冯氏为官者，明朝、清朝皇帝和著名大臣、名人都有很高评价。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专门“下敕”，称赞直隶永平府昌黎县令四世冯恩“丰仪伟度，朗识闳才”，“出宰百里，能清白奉公”，“躬恺悌以宜民教化”，“政平讼理，无忝良令”。因而予以褒奖；称冯恩妻郭氏：“惟令妻之交儆，乃循吏之政成。兹封尔为孺人”（见代州文庙收藏的残碑）。可见冯恩之“为贤令”是声震朝野的。四世冯忠（金泉公）墓志铭即云“冯氏为我明一代世家贤族”。明朝后期，冯家已有人任滦州知州和河东盐运副使。
清朝康熙时，广东惠州治理很差，九世冯元方被选调担任惠州知府，可谓“奉命于危难之间”。康熙帝专门召见了他，对他说：“公才德兼全，朝廷寄汝厚望。”后来，冯元方官至广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因安定西南，勋劳卓著，被称为“西南一柱”。雍正皇帝在九世冯祖悦任知府时说：“冯祖悦老成谙练，系朕记名干员。” 记名干员就是因政绩突出，被皇帝特别标记在马上提拔或在近期内提拔重用名单上的官员。九世冯允升考取进士后觐见，雍正皇帝遍询诸大臣，皆不认识他。帝赞叹：“登进士榜而无一人认识者，其不解奔竞可知矣。朕固知为闇修士也！”
冯氏官员入各地名宦祠的18人中，七世冯云骧被蜀人祀之文翁祠，被闽人祀之朱子（朱熹）祠，有清一代，配享朱子祠的唯此一人。入代州乡贤祠的9人（占历代乡贤入祠人数的近20%）。
曾历任兵、刑、工、户、吏五部尚书和两次出任文渊阁大学士（宰相）的史贻直说：“我朝右（大）姓，首推冯氏。世以甲第起家，外而屏藩节钺，内而馆阁台员，著作勋名先后辉映，海内翕然宗之。”历任刑、户、吏三部尚书的陈廷敬评论冯如京祖孙时说：“冯氏三世皆有文而贤，何其盛矣！”其他名臣名贤如兵部尚书孙嘉淦、纪晓岚、田逢吉、姚鼐、方苞、章学诚、杨深秀等都对冯氏作了高度评价。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说冯“故家风范，异于常人”，“三百年来，显者数十百人，皆有治行文学”。
“我朝右姓，首推冯氏”，就是说冯家是清代第一高门望族，史贻直这一断言，代表了清朝自天子到士大夫及社会贤达对冯氏家族地位的极高评价。
二、冯氏家族文化的形成与传承
冯氏从一世冯盛于明朝成化年间携家由山东寿光县迁代，经过了由军户、盐商、仕宦，由著作勋名到从事经济技术职业的漫长发展过程。《清史稿》和任职所在地方的地方志及《代州志》，以及《代州冯氏族谱》所载冯家人物传记和有关文章、资料，可以得出结论：冯氏家族文化是伴随着由爱国戍边的“军户”到儒商、儒官（将），走向近现代的职业人才多元化而发展的。元明清的“军户”，是户口在军籍，子孙连续当兵并由国家统一调遣的。代州冯氏始祖冯盛被勾补来代之振武卫守雁门关塞，族谱记他为人的座右铭是“诚信、清廉、积善、知足”。当时，他家境还不好。有一次拾到巨金，寻访一年才找到了失主。失主非常感动，要以巨金的一半作为酬谢，盛坚辞，分文不受。后来，冯盛涉足经商，也让儿子、孙子从事盐业。冯氏抓住国家实行的“开中法” 为契机，成为盐商；至四世冯忠，由山西发展到淮扬间，与其子冯宾期“治鹾四十年”，任江、浙、淮、鲁盐董，成为巨商大贾。因而也成为晋商的先驱。
值得注意的是，冯氏坚持以儒德经商，讲究诚信。史载，三世冯天禄“从祖父贸迁秦梁间。讬志温克，崇尚信义。郡有大侠刘公者廉知其贤，遂出重资以劻勷”。在其兄、姊早逝后，抚养三甥一侄成人，“鞠育保爱，咸协礼式”。事母、事继母以孝闻。“性喜冲素，自奉甚约。凡可施予，略无吝惜。”“岁荒，野有饿莩。因出粟赈贷，全活甚多。”“以是人无亲疏远迩，咸以德义称之。”他“喜听读书，有讲温公家训者，必使反之，且命书诸壁”；“送子业儒，多方启迪，隆师亲友，供意备至”；“戒诸子谆谆以忠孝仁恕为首。”冯氏前五代都有经商者，都是类似冯天禄的“儒商”，这为冯氏家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亦儒亦商，使冯氏成为盐业巨贾，并为冯氏留下书于“竹素”（成文刊印载入族谱的）家训的，是四世冯忠。他在冯氏家族文化建设史上是一位居功至伟的人物。冯忠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自身做得好，业儒、经商、为人皆堪称楷模，这才有资格、有能力写下堪比颜氏家训的“冯氏遗训”。冯忠兄弟四个，他是冯天禄的长子。他自幼攻读儒学，且生而颖慧；稍长，其父令他就学外边名师，因此，他的儒学功底很好。“年甫壮，以太翁命挟资治鹾于扬（扬州）。取与弗苟，群商有事咸质于公，为众所推服。”“初挟资颇微，后数盈万，悉与诸弟均，不以己之经营自私也。”“处同贾如骨肉，常周给衣食，仗义疏财，人服为丈夫”。友人马公殁，公助资送其子还乡井，使其子呈秀得中乡试（即中举人）。“性俭勤，虽富于资而能忍诟节嗜，居恒布衣粗饭，而所到周穷恤困，不以有无辞。”“好义喜施，不恋栈于囊箧，”“州城未受其惠者无几。”岁饥，忠“出己粟赈灾民三月，全活者甚众。”无论戚里或路人，见困即济，事例很多。“懿德种种，难以缕述，远迩高其谊焉。”“尝谆谆勉人为善，每以敬天利众为心。”“三请宾筵，皆逊不往。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谦尊而光，公之谓矣。”冯忠之德行，当时就得到社会的认可。太原抚军魏永贞，颜其门云：“积德裕后”。雁门兵备道张惟诚表其庭云：“仁者必昌”。代州太守陈公闻其贤，表其门曰：“儒官冯公，和顺成家”。“大司马吴公奇其才，任以盐策，董齐鲁淮浙十年”，对老而倦贾的司马公助资（相当于入股或借贷），忠连本带利按时支付，“秋毫无乾没”，司马公叹云：“若冯君者，驵会中之夷齐也！”把冯忠比作商人中的伯夷、叔齐，评价之高，无以复加。冯忠病重时，其弟冯惠自代州驰扬州，得一握手而别。“仲理鹾，直覩（睹）所疏计甚晰”，仰而叹曰：“兄总南北鹾事四十余年，而私帑如涤，其心真不愧青天白日也！”其子仕期，承忠之业，“贾淮北起家”，也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贾。冯忠由学儒到经商，既是他爷爷冯时的决定，更是他的志愿。史载，“忠比长，有四方之志。一日，废书叹曰：‘嗟乎！大丈夫何拘挛于句读为哉！人生戴堪履舆，仕则为朝廷襄治理，商则为朝廷积财用。古不有阳翟大贾乎，不有卜大夫之成规乎？’两人者，吾重之慕之，可法也。”由此可见，冯忠把儒与商结合，很快以儒商崭露头角，是有充分的学养准备和深厚思想基础的。
“长兄比父”。冯忠作为兄弟四人中的长兄，他和父亲对三个弟弟的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这可以从他们给哥哥所著《遗训》写的“跋”中明显看出）。他的大弟四世冯恩中举人，当了昌黎县令，史载“为贤令”，以孝友廉政崇祀代州文庙乡贤祠和昌黎名宦祠。他“严定课程训厉子若侄，曰：文种自我兴，不可使自我废。”忠之二弟四世冯惠，中武举，官至指挥使佥事，加明威将军，性好施，遇岁饥，即慨赈钱米。三弟四世冯愈，少补学官弟子员，刻苦攻读，该综群籍。亦以孝友、信义、喜施闻。年踰四十即去世。冯氏从冯忠这一代开始成为书香门第和仕宦之家，冯忠起了重要作用。冯忠教子有方，七个儿子，长子五世仕期，贡生，博士弟子生员，继忠经商成富贾，以孝友廉政，崇祀乡贤祠；次五世应期，内阁中书舍人；次五世鼎期，考选推官；次五世宾期，先经商继忠为盐董，后擢为河东盐运副使，出守淮阳、陈州知州，卒祀名宦祠；次五世晋期，例贡生；次五世彦期，太学生；次荐期，庠生。
冯忠正是在继承代州冯氏始祖冯盛的美德及祖父冯时、父亲冯天禄的儒商之德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在自己“业儒”和几十年儒商的学习及实践中，特别是从自己四十年跟官与商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接触的丰富阅历中，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和自己教育子女的经验，才写出了“冯氏遗训”。冯忠以后各代杰出人物教育子弟的箴言，冯氏族谱也辑成《嘉言》，与《遗训》合编在一起，使冯氏家训更加完善。
由此可见，好的家训的形成很不容易，需要有多种条件：家族累世多出有德之人；有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家文化的深厚修养与切实践行，好的家训一般出于耕读传家、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有杰出人物的认真总结和提炼，如冯忠之作遗训。
明万四十四年（1616）进士、户部主事、曾任太原府丞、以大理寺正卿衔致仕的著名清官阎调羹，在为冯氏遗训写的序言中说：冯氏之“所以化家为国者，其燕贻如是。想其（指冯忠）落笔时置字如神禹之铸鼎，练句如后夔之作乐，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岂独遗一家之训也乎哉！”这说明，冯忠之作遗训，是抱着对家国极为负责的态度的，是有洞见历史之远见卓识的，是下了大功夫的。阎氏对遗训的评价极高：“颜氏家训，与千古闲有家者相为永之（防止家教不正、子孙不肖者都以颜氏家训为不可或缺的永久教材）。及吾世而又读冯氏遗训，殆（大约）千古为两云。”这里，阎氏把冯氏遗训看作与颜氏家训有同等价值，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家模范家训之一。这是否有溢美之嫌？笔者并不这样认为。阎调羹是进士出身，初授户部主事，领清江浦提督，革弊政70余条，后调任太原府丞，严惩皇亲国戚、严辞拒贿，因此而仕途受阻。他卒后入祀乡贤祠；他“富文才”，是“中原七子之一”。此序是阎致仕（退休）后所写；阎与冯家好几个为官人物都有交往，了解冯家的为人；他又看过有关冯氏的大量资料，作为清正饱学之士，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冯氏遗训作过奖之言。
但为什么冯氏家训不像颜氏家训广为人知？盖因后者写作于公元589年之后，至今流传已经一千四五百年，而冯氏家训写成于明朝万历后期，距今还不到五百年，且处于明末清代儒教衰替、家教渐趋失传的时代，再加上冯家人内敛，只作为家训内部传读，而从未对外刊行，所以不广为人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冯氏家训的价值，从数百年来冯氏诗书簪缨不绝、清正廉吏辈出的事实中可以得到雄辩的证明。
家训贵在传承。冯氏遗训的成文和载入族谱，标志着冯氏家族文化的形成与确立。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正统文化的忠实体现。这对冯氏几百年的兴旺，功不可没。但好的家训确立难，传承更难。这是因为：第一，好的家族文化都贯穿了正统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三纲八目（《大学》）即修齐治平的真谛，有切问近思、近体日用、立德树人、“草上之风”的功用；而毋庸讳言的是，正统儒家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在争名逐利的封建专制社会往往很难落实。第二，家训也有类似“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问题（家教、家训、家风也可以称之为“家政”）。“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公认的家族兴衰周期率。为什么会“五世而斩”？除了其他原因外，家族文化的中断和乖离是主要的、带根本性的原因。一个家族兴旺后，后代常常因富贵而骄奢淫逸，再好的祖训也往往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唯“难能”，才“可贵”。冯氏家族文化正是在坚持不断的传承中长期葆其青春，使其家族能避免“五世而斩”，得以几百年不衰。翻阅大量有关冯氏的史志和冯家族谱所载之志传、遗训、嘉言，印象十分深刻的就是，这个家族把传承家教、家训、家风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冯忠死后，其子应期（为文华殿中书舍人） “号泣欲死”，忽忆其父生前所嘱“汝辈能依吾训，吾虽死犹生；不能依吾训，虽有子若无子”，乃取父所著遗训、格言置座右，仍梓之以分宗族。据不完全统计，此家训与族谱编在一起从万历末年至今已续补、梓印过五次。现存的1933年版本，近年来又多次翻印共1000多册，分发于冯氏后裔。冯忠之子冯鼎期（时为州博学弟子员）说：“先府君存日，孜孜务学，讲法孔子，根柢理道，发明经义。论议是非，则凛若秋霜；决策得失，则严如筮鉴。故其著书格言三十有三，遗训六十有三，皆远溯远圣心精，近体吾身日用，望子孙守之，以正心修身，则齐家之要也。鼎日唯兢兢于是训是言，如先府君之存焉。”冯仕期则云：父身已亡，父之遗训“则生我者之真命脉乎！”笔者认为，冯氏之忠于遗训，完全符合孔子所说的：“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的精义。自冯忠作家训之后，冯氏子孙数百年中代代遵守此训，梓印之，传承之，践行之，以之为成人之路，处世之方，为官之道，实在是难能可贵。
冯氏注意通过覆盖面很宽，几乎无处不在的家教使之落实。例如，十世冯介亭，曾任黔西州知州，告归田里，“延师课子，风雨不辍。”八世冯钦，曾任内阁中书，迁刑部主事，解职归乡里，致力教子弟。七世冯云骕，官至礼科给事中，“归养家七年，汲引后学。”曾任河东盐运副使的冯宾期是冯忠的四子，他以经商有卓绩而谒选为官，他极叹其先君“良言美训，参之极高而非高，寓庸而非庸，行亦何易哉！”特别强调先人“耳提面命之精神，今亦空存之竹素；竹素虽非精神，而精神何非竹素”，不能让精神只停留在竹素层面上，成为一纸空文。他因此“以遗训一书与兄弟儿侄日讲明之，祈终身存先大夫之真精神，与兄弟儿侄辈竭力勉之，为淑躬之君子。”你看，他对传承和实践遗训有何等之自觉!
曾官河南邓州、南阳同知的九世冯觐吉，不肯请托贿嘱以求升官，曾对诸子说：“吾平生志非在此，且吾家世清白，安可以猥卑龌龊，毁素风以愧我先！”他引疾归养时，囊橐萧然。这是冯家为人父者对儿子的言传身教。
冯家也非常注重“母教”。子弟凡读书官宦崭露头角者，都有贤母或贤祖母，及贤夫人。举六世冯如京三代为例。冯如京九岁丧父，其母王太夫人时年二十七岁，“以一孀闺人御家难、抚遗孤，风波震撼而不惊，异说诪张而不惧”，在如京十岁时授以《论语》《周易》，讲说大义。常训曰：“弟子‘入则孝’一节，正尔幼学立身规模；‘无友不如己’，正尔今日择交取友立身根基。每勉以亢宗承先，辄泣下。”在冯如京为滦州知州时，老母谆谆训以清白子民。常谓如京：“既为民父母，须体贴‘父母’二字，宁过于慈。催科务缓，即以催征不如额，罢去亦不失为循良吏；若严敲扑以为风力，是以人命博功名也，虽升迁，吾不愿见。”如京为广东左藩时，母“谓如京敬慎晚节，以谦和清白为诫”。“与六亲晚辈语，必以孝教为子，以悌教为弟，以慈俭教治家。子侄在仕途者，教以宁贫勿富，宁拙勿巧，宁难进勿速化。晚辈有过则面责之，故亲戚闻其训，多改过迁善者。”如京之子云骧，四岁丧母，“祖母鞠之，口授经书”，及第后，“祖母谓其幼且疏，率不谙世务，令其就广文读书”。云骧谒选将行，如京取笥中祖母旧所手点《小学》二册授曰：“此即汝终身行己大规模，勉之！勿负祖母训。”太夫人对孙云骕、曾孙璧训之以“尔等当于读圣贤书言语时，一字一句体贴身心，便从幼有根器；若止为科举之事，则吾所不喜。”曾孙璧两岁丧母，“祖母鞠之如云骧，口授以书”，年至十六岁，“仍每日问所业者，作文必视佳恶，麟经间问其大义晓否。”云骧之继母杨夫人，十八岁嫁冯如京，主动把抚养云骧之任从王太夫人处揽回，“抚视恩勤并备”，视同己所生云骕。杨夫人在夫贵之后，仍浣衣织布，人问其故，夫人曰：“淡泊吾所安；且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亦欲儿曹体吾意尔。”危难时劝如京坚忠亮之节。如京“感夫人意，砥节砺操，乾乾不断，始终为世闻人。”二子云骧、云骕皆举进士，孙璧中举人，孙壅（应为雍下玉字）中进士。祖孙三代的成人成才，皆以母教为主因。正如陈廷敬为冯如京写的墓志铭中所说，“冯氏三世皆有文而贤者，皆以夫人也。”冯家有不少夫人妇德母仪夙著乡国，是冯氏家风代代相传的重要因素。
母教之重要由此可见。父母之于子女，因尊教敬，因亲教爱，是子女第一个老师，且对能否成人成才起决定性作用。孔子、孟子、岳飞、寇准、范仲淹等圣贤都是母教起了决定性作用。“老嫂比母”，包拯是嫂子教养成人的。“子不教，父之过”，应改为“子不教，父母过”。母教应慈中有严，慈而不纵。
冯氏在十分注重家庭内父母及兄长言传身教的同时，也注重办私塾、办学校以教育子弟。三世冯天禄在祖孙三代经商小富后，就开始“训子儒业，隆师亲友”。十三世冯揆文在老家办起了冯氏小学，也是代州城内第一所小学校。冯家还设立了家族图书馆。
冯氏家教还贯穿于亲人、亲族间的言谈教箴以至书信往来、诗文赠答之中。如十三世冯志沂（曾为光禄寺正卿）《寄淮三弟》诗云：
嘉禾有遗训，闻之自先祖。
家无犯法男，亦无再婚女。
吾宗二百载，官未践台辅。
所以称高门，端不在华膴。
仰惟高曾来，清白慎取与。
少长何彬彬，流风逮诸父。
嗟哉余生晚，俛仰成今古。
倚庐三年居，却埽谢官府。
敢云示楷模，或且笑迂腐。
吾弟孝友人，神理终不窭。
勉哉益清修，饥来字堪煮。
冯志沂以继祖训为己任，为官坚持“清白慎取与”之官德，以“家无犯法男” 、“少长何彬彬”、“流风逮诸父”为骄傲，自己在退休后谢绝与官府往来，不为子弟升官奔竞请托，不怕被人笑为迂腐。诗中还勉励三弟做“孝友人”，更加注意“清修”。这是通过书信进行言传身教，看了令人感动，发人深思。
冯氏家训就是这样经过世代坚持不懈的传承，使冯忠的遗训逐渐转化成“草上之风，必偃”（《论语》）的家风。冯氏家族对本族家风有自觉的广泛认同，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赞扬。正如冯志沂诗中所言：“吾宗二百载 ，官未践台辅；所以称高门，端不在华膴”，冯家官宦虽多，但并没有出过台辅（宰相、六部长官之类）之官，其所以被称为清代第一高门望族，主要不是因为达官显贵，而是由于为政廉洁，家世清白。清代文坛领袖、“桐城派”首领姚鼐在为《代州道后冯氏世谱》所作序言中说：“代州之冯兴于明之中叶，至国朝（清朝）乃益盛，非第仕宦贵显也，盖贤哲君子多矣。”“余所及交则湖北按察使冯均弼，其人介然自立，士也”；后交其从弟、安徽布政使经历冯右书及其弟冯汝咨，“皆敦谊好学，异于流俗”，“右书示余所藏海内名人为其先世作传志之文数十篇，信乎其世济为君子也。”他由此预言：“子孙宜更有大兴者”。
笔者写到这里，很自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姚鼐的上述预言并未实现，原因何在？代州冯氏有清一代出过18名进士，为什么在顺康雍乾年间占了十三位，而嘉道咸光宣年间只出了五位？清代出了举人48位，而后期只出了七位？大概是清朝前四个皇帝励精图治，国家“政治生态”较好，出身书香门第的“正人君子”，无论是科考或仕宦，还是有较公平的竞争环境的，而以后清廷日益腐败，普遍出现了“受贿象焚齿，假威虎蒙皮，黄金信有用，拔擢唯所私”（冯婉林诗）的吏治腐败状况，这就堵塞了不跑不送者的晋升之路。由此看来，家族命运可反映国家命运。国运决定家运，家风反映“国风”。诚如冯氏冯如京所说：“治国者先治朝。”也正如古人所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清廷之腐败，不仅使万家凋敝，民不聊生，也使国家积贫积弱，无法抵御列强侵略，致使我泱泱大国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难怪乎在大清衰落之际，龚自珍痛心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当然，“国家”、“国家”云者，是说“国”是由千千万万个“家”组成的，家离不开国，国离不开家，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如果家家有好的家教、家训、家风，也会对“世风”即国家和社会风气以至治国理政带来巨大影响，这是自不待言的。不过，二者相比较，还是“国风”特别是“官风”带有决定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三家”之正，是人人须从自己做起的；国风之正，是有国者必须特别重视、全力以致的，尤其是在当下。“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说的正是这个状况。
清朝灭亡，民国代兴，冯家靠好的家风，仍然出了曾任绥远省代主席的十六世冯曦，出了主张抗日的中将军长十七世冯鹏翥。这二冯是叔侄。冯曦，幼年家贫，攻读国学，功底深厚。辛亥革命前后，他应时顺人，向往共和，留学日本。归国任山西省议会秘书长。期间，他亲聆孙中山先生指教，发挥农林水利建设之专长，赴绥远兴办实业，开发边疆，先后任实业厅长、建设厅长，绥远省代主席。他提出“五族共和，实业兴边，宜农则农，宜牧则牧”等治省方针，开创性地建工厂，兴水利，修公路，造人民公园，恢复东胜古城，政绩卓著，史称廉吏。这是他力行“清白慎取予”，为官清慎勤的家箴的硕果。更可贵的是，他曾协助营救共产党人王若飞于狱中，反对阎锡山之放弃绥远，与侄儿鹏翥远赴四川，企求抗日报国，其志不遂，鹏翥郁愤而死。日本投降，冯曦回山西省任省政府参议。后曾劝傅作义顾全大义，弃暗投明，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贡献。他叔侄二人曾重修冯氏族谱，（即今几大图书馆收藏之1933年本），为弘扬家族文化立下继往开来之功。冯曦诗文俱佳，有集传世，有“史诗”之称。冯曦是冯氏家风传承的一位中兴巨匠。
在当代，冯家还出了国家一级作家、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作协副主席的十八世冯苓植等一批杰出人物；还出过一批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贡献甚至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还出了一批学有专长，成为各行各业骨干或领军人物的专家、教授、博士。当然，更多的是品德优良、安于平凡岗位，服务社会、国家的普通劳动者。
三、冯氏家训的内容及其践行
冯氏家训包括两部分，一是冯忠著的“遗训”、“格言”，近四千字；二是后代中杰出人物的“嘉言”（格言、箴言的汇编），约五千字，总计约一万字。冯氏家训（本文以下简称家训）在制作立言上的特点有：一是以立德修身、齐家治国为宗旨教育子孙，使之成为贤淑君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移孝作忠，通于政术，仁民爱物，希贤希圣。二是远溯远圣心精，近体吾身日用，即从礼乐诗书之大处着眼，从身心切实受用的小处入手，可谓“参之极高而非高，寓庸而非庸”，“开后人之耳目，发前代之精微，虽谓天下书可也”。三是作家训者以亲身体会或所经历者而言，现身说法，使人感到亲切可信。四是言传身教，知行合一。阎调羹云：若“惯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习为薄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或可欺君父，不可告妻子，可蒙生存，不可质泉壤，可取青紫（做官），不可跻贤圣，则汝锡公（冯忠之号）不训焉。” 教训子孙之言，必须是自己能够做到的。这对于我们今天少数身为“君亲师”者（这里的君，可指领导干部）“言君子而行小人”的状况，不是很能击中其要害吗？
对冯氏家训的内容和践行，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此摘要作一说明。
（一）立德树人，忠孝为本
立德树人是整个家训的宗旨，概括训言的全部内容。这里主要说“忠孝为本”。《遗训》中《念亲》条（下略“条”字）云：“父母只恐儿子有病，做不好人，时时不放；人亦肯时时不放，保此身以安父母心，做好人以荣父母后，便是至孝。”这段话平易近人，说清了孝顺的核心，就是保此身以安父母心，做好人以荣父母后。这里的“保此身”包括不伤害身体、不毁损德性，所谓“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追远》云：“邱垅虽远，任是如何劳苦，定是一岁两祭。祖宗精神骨血在彼，忍置若遗！”《至亲》云：“父党母党，虽极贫贱，不可疏远”。《吊问》云：“休戚生死，大是关系。凡遇亲友当吊当问，不可少缓一刻。”《睦族》云：“思族中叔侄弟兄，与我原是一人耳，同体相看，决不可伤残骨肉；伤残骨肉，即如伤我祖宗一般。此念触境当在。”几段话说透了孝悌亲亲之道。
《嘉言》中，冯如京云：“修己治人之学，以忠孝为本，礼仪为纲，文其末矣。”冯家世代忠孝。冯家官宦多以忠孝入乡贤祠、名宦祠（在外地作官，为当地人设祠祭祀）。如，冯如京九岁丧父，由母亲教养成人，官至广东布政使，因母亲年事已高，不耐酷暑，不能迎养，力请于朝，58岁便辞官归侍母亲，“极备色养”，母亲得以“八秩寿终”。上述入二祠者之外，孝悌之人家家皆有。如冯佶的父亲不过是个“诸生”，冯佶早孤，为季父所育，及长，事之甚谨。贫以书记客游京辅，岁必一再走省，服勤就养。弟冯俨殁于京师，子志沂刚十岁，佶亲自教养之，后为名进士。冯忠在扬州经商，凡时鲜物产，必驰献于三千里之外的父母（居代州），估算时间等父母吃到后，自己才敢食用。
（二）诗书传家，志存高远
冯家有近50人留下传世著作122部327卷，其中，冯如京的《秋水集》《春秋大成》，冯云骕的《翠滴楼诗集》（共四卷）编入《四库全书》。冯如京（字秋水）、冯云骕等都是大儒，十四世冯婉林是清末著名的女诗人。冯云骧在当世就文名卓著，地方著名学者徐化溥在著名的地方志《云中郡志》中为他作传（因为冯做过大同府教授），传赞评价冯云骧是“读书万卷而吸乎精华，挥毫五色而根乎质至，翩翩乎风裁而无裘马概，赫赫乎魁名而无制科气，冲然儒素，欿乎大器”。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诗人，被梁启超称为清初“六大师”之一的傅山赞冯云骧“公子风期，慷慨珠玉，使寒俭之夫，眼眩心悸，…以年富力强之人，据五车三峡之势，不知究竟如何底止，令我短气短气”！他称赞冯家大儒文章“相其中外，不可测度”，“当有坚鋐钧部，用昭光岳。”这是说冯家文章，内藏底蕴之深厚和其大无外之气概是无法探测和度量的，其器坚体重，足以为山河增辉。冯婉林的祖父、父亲都有著作传世，书香门第使她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她的《饁芸室诗钞》，体现了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心连广宇的宏伟气魄和报国情怀，以及钟灵毓秀的不凡才气，是晚清难得的女诗人，人称有李清照之风、白居易之风。她的《书愤三十韵》，痛斥清末朝野上下文官武将置国是民生于脑后，唯知追名逐利，苟且偷安，上下相欺，吸民膏脂，以致国运衰颓、内忧外患，在英帝挑起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清政府一味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厚币贻强敌”，“上策只和夷”，到了“病渐入膏肓，和缓亦难医”的地步。这首诗充分表达了她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爱民思想。
冯氏世代坚持读书志在治国的理念。“读书期致用，经术足匡时。为学休标榜，为官耻素尸”，痛斥当时“经术束高阁，忠孝饰虚辞” （冯婉林诗）的状况。“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功名，客也；学问，主也。道德，君也；学问，辅也。”“学期有裨于世”，“学术无补于苍生，纵震世骇俗，终属吾道之旁蹊”。“读书无识，虽破万卷亦书肆也”（以上出自《嘉言》）。“圣贤言未有一句不是可行的”，须“切实体认”，便“终身受用不尽”（《法言》）。说明读书的目的在于进德修身、经邦治国，方法在于“切实体认”。否则，读书没有“根器”，再多也是无用，只是“书肆”、“书架”而已。这真是至理名言，对今天也完全适用。
有志竟成。“人只怕无志耳。有志，决要做一番人，一生根脚便从此处竖起”。
有容乃大。“士君子不可不大其胸襟。不大胸襟，则一日之内、一岁之间，役役斗捷于声利之场，如之何而能乐哉？……是故以六合为一己，以坯冶为一陶者，则无往而不乐”。
冯家自四世冯忠开始成为书香门第，或商或官或民，都以诗书礼乐约己济人，志存高远。可贵的是，在清代乾嘉学派（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公认的）出现之后，学风务于空谈考据，学者寻章摘句而于世无补，世风、官风亦趋于浮躁无为；当此之际，冯家能反其道而行，志在家国，学以致用，难能可贵。冯家京官较少，尤其是没有在朝掌权的大官，从志传史料看，主要是因为冯家恪守祖训，不肯钻营，也不大适应上层官场空谈多而务实少的实际。而冯家绝大多数官员是在按察使、道台、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任上，或是从朝中官员转任地方。他们都克职尽责，勇于担当，精明干练，卓有政绩。地方官员中被清廷考核评定为“卓异”的就有13人次（评上卓异不容易，以康熙在位期间39年统计，年全国平均只有14人。卓异是在每三、五年一次的官员普遍考核中，根据考核结果，由地方推荐，由吏部审定。评卓异后，由皇帝在勤政殿召见。一般马上提拔重用或作为提拔的后备对象）。如六世冯如京只是贡生出身，但他努力奋进，被清廷举为“贤良方正”。他志大量宽，在究心性道、礼让待人的同时，“决大策，临大难，刃断机发，曾无疑濡；屡值兵戈，出奇制变，奖励士卒，与同甘苦，故以少击多，屡建伟功。一时海内称先生魁磊雄杰”。他靠自己的尚志高才，由滦州知州一直做到江南右布政使，且被考评为布政使卓异。清廷还为他敕建“勋高五省”的牌坊以示嘉奖。为江南右布政使时，曾上书言崇理学、谨兵权、实京仓、慎边守四事，“廷论韪之”。评卓异觐见时，奏请“别荒税以足征输，禁杂派以供雅正，严委输以肃官方，移重镇以清海氛。指陈粤事甚悉。疏入，下部次第举行。”两次章奏，都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诗书学养功夫。可贵的是，他能激流勇退，在如日中天，朝廷准备大用时，他三次上疏辞官，归养老母七年。致仕后著作《秋水集》，史称“涵盖古今，兼顾文史”，入选《四库全书》，成为一代大儒，连桐城派领军人物姚鼐、方苞都很器重。他去世后，广东庶民将其入祀江南名宦祠。
（三）以义制利，窒欲惩忿
冯家官员对民众利益、群众疾苦，对社会经济发展是颇为关心的（后边还要讲到一些事例），这里只讲他们在个人修身中对义利关系的态度和处理准则。“君子之身，其大要在惩忿窒欲。忿如火，不遏则燎原矣；欲如水，不遏则滔天矣：何家国之不废，何灾祸之不致哉！”。习近平同志曾引用这段格言，只是把“忿”字改成“贪”字。“祸莫大于多欲，富莫富于知足。欲心胜则狥物，狥物则身轻而物重矣。是故圣人所以为圣人者，由其无欲，故视天下为一家”。又正确指出：“老氏动辄要绝嗜欲，男女饮食岂可绝耶？但不以彼累心，节之而已。孟子曰：‘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谓之寡则可，谓之绝则未可”。这也批评了宋代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怎么窒欲惩忿呢？家训提供的药方是守淡静，去逸惰：“淡则静，静则仁，可以寡欲，可以养生。”“存心淡则邪私客气，不能扰其衷；居身淡，则富贵得丧不能变其守；交友淡，则便辟善柔不能投其损；服官淡，则暮夜之金、媚奥之术不能挠其节。”“鄙夫不能淡，系心于爵禄，故患得患失；乡愿不能淡，系心于毁誉，故同流合污”。“有孔明之淡泊宁静，方有鞠躬尽瘁之忠。”“心逸则惰。惰则昏，昏则人欲乘之。故治天下而恶劳，殆矣”（《嘉言》）。冯家官员坚持祖训，惩忿窒欲，淡泊宁静，所以能做到不贪恋官位，不少人年纪不大即辞官归里；在位时则守职尽责，不因患得患失而当官避事或不敢直谏，有不少人都是因痛革弊政或直言进谏，以致触犯上官或宦官显贵而升迁受阻，备受打压。冯家官员不贪恋钱财，暮夜却金，不受馈遗，生活俭仆而乐于广济博施，真正做到了“仁慈隐恻，造次弗离；节义廉退，颠沛匪亏”。其人其事，堪为楷模者，举不胜举。
（四）为政清廉，永拒贪腐
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干部。”《饬身》云：当官的人，“清者，职分所当为；德者，天性所当率。岂可以此而夸人哉？”清廉自守是官员职分内之事，理所当然，义之所在。“吾家三世冠裳，不曾改先世布衣风味，此忠厚传家之脉也。愿敬守此，勿坏家风”。富贵不改贫贱时家风，勤俭自守，乃忠厚之德、清廉之基。现在有的人贪得无厌，腐败至极，还大言不惭地在大庭广众之中标榜自己如何清廉，看看冯氏遗训和冯氏官员，能无愧乎？“人生有至性，富贵如浮云”，“义死终非死，偷生岂是生”（冯如京语）。“人之生于天地亦暂耳。夫贵贱之于身，犹条风之时丽也；毁誉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独其介然之操，皎然之志，其精神恒留于后世而不可灭。”（同上）可见，清廉与贪腐是个精神境界的问题。“心贫则清，身贫则适，地贫则僻，官贫则政无烦苛（有些烦苛之政就是为了敛财而设的，即权力设租）。扃扉高卧，课子赋诗，尽可淡忘，人厌我喜。”这里的“贫”就是清廉。冯如京把心清、身廉、政简、身乐的关系讲得何等明白，其洋洋自得之意又是何等潇洒高洁！
冯家廉臣迭出，是姚鼐所说“贤哲君子多矣”的一个重要标志。方苞为九世冯光裕写的墓志铭中说：“公为人精敏强干，熟于经世之务，而居心仁恕（按：贪官何曾有仁恕之心！）”。“历官十七年，由县令至开府，绩著民苗，以劳勋终不愧封疆重臣矣 。…却土官馈遗，有声滇徼，…操守严洁，不名一钱，服御淡泊，见者多不知为贵人。而笃于亲故，赈乏恤贫，急人之急，然诺不欺。…临事不挠，处众不阿，终始勤事，以身任西南之重者十余年。苟非学问充实，经纬有大过人者，孰能历试盘错，游刃有余哉？”冯光裕官至巡抚，其为政廉洁与卓有政声是内在统一的。今日有些为官者，布衣暴贵，忘其初心，仗恃曾为人民做过一点有益的工作，就滥权谋私，利欲熏心，大肆贪腐，“驱而至于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中庸》），比之冯光裕，亦可怜可愧！比当代为人民利益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如焦裕禄、杨水才、孔繁森、廖俊波等等，不是更应感到羞耻，有“恨无地洞可钻”之痛吗？“知耻近乎勇”！
十三世冯志沂，道光年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庐州知府、庐凤兵备道、徽宁池太广道。礼贤课士，谢绝馈遗。咸丰初，英兵入京，焚掠圆明园，为英谋者为龚孝拱，“向曾受业于先生，夜叩门曰：‘极知师清苦，以些微供薪米。虽毁一圆明园，孝拱为满城生灵计，幸免涂炭，非慕中行说也。’先生极挥之去，掷其镪门外不之顾。”冯志沂衣履朴素，口不言钱，不义不取，出纳不吝。他署庐凤兵备道时，安徽巡抚“凡捐输、营务、报销诸事皆付之。先生稽核严明，吏不敢欺，盈余悉以归库。”“病卒于任，身后唯俸金数百，书数十笥。曾文正（曾国藩）为经理其丧，始得葬。”
十一世冯廷丞，曾任湖北按察使、大理寺丞、刑部员外郎、广东司郎中。廉不受请托。调任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正（当时台湾不设省，而设道，隶属于福建省），“数巡厅县，供顿馈遗无所受。尝一夕却金如意七。”年57死于任上时，“贫不能具殓，妻子归无所居，寄食京师。士大夫知与不知，莫不痛惜焉。”
昌黎知县四世冯恩，“库吏高光辉暮夜以三百金馈公，公笑曰：‘尔欲猫鼠我耶？’立责斥之。舞文吏数十辈，凭城依社为奸利薮，公一朝谴革不少贷”。这表明他身正令严，打虎拍蝇，概不宽贷。这不禁令人想到，“欲猫鼠我”者如果上下多有而不能禁，则国将不国。
八世冯庆长，曾任府州县长官，任招远令时，“甫下车，里老进数百金曰：例名膳费。公曰：例之一字，浼人多矣。谢诸公父老勿溷我。卒挥去。申诸宪，刻石禁之。令招远例有衿编银千两余，公亦裁之。公一稷一缶无取于民，而民有利必为之兴，患必为之恤，俸不足则耗其家不顾。冻人与之衣，馁人与之食。…尝言：人生分内事，黾勉为之犹惧弗及；若因循畏葸以失事机，后悔何及”。兴民利，恤民患，黾勉为之而戒因循畏葸，值得今人借鉴。
（五）精于治道，博施济民
端正为政的出发点。如“唐虞风动之欲不可无”（《嘉言》），是追求尧舜之治；“观民心之所同而推之，则得天下之理矣”（《嘉言》），是以百姓之心为心，与民同好恶；做事须“正正堂堂，切勿隐暗，唯有群众耳目最是难掩”，是说为政要正大光明，接受群众监督。
抓纲致治。“致治之道无事纷求，贵揽其大纲，而法与人兼理焉”。这是较早明确提出的“纲举目张”的治理方法。法与人兼理，是说“法治”与“人治”必须结合。在这里，“人治”是孔子所说的“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强调的是执政者、在高位者的德识才学能否“配位”的问题，是“治国先治吏”的问题。离开人讲法治，法治是难以推行的。因为法是靠人制定的，也是靠人执行的，法也是在执行中不断靠人随情况变化而完善的。如果没有德才配位的人，其结果不是无良法可依，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也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光有善心不行，还须要有具体的仁政措施），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法，不能自动落实）”的重要内涵。故冯如京说：“天下不患有事，患任事者之才不胜。”选贤用法，德主刑辅，乃治国之纲。
政之大要，是“宣广训以弘教化，崇本业以资厚生”；“为国先贵足食”，“国之大计唯兵与粮”；“治国者先治朝”。这类大事关系国之盛衰和存亡，关系国计民生，在今天也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精兵简政，还政于民。“治繁不若治简，用严不若用宽，独治不若众治”（《嘉言》）。这类似于现代提倡的精兵简政和“小政府大社会”。“简”，意味着“宽”，意味着简政放权，是政府不要管那些不该管的事，而要让民众参与治理，与民众共同治理。这个思想是很可贵的。“法无久而不弊”（《嘉言》），是说治国的一些法律、法则、规定，如果长久不变更，就必然会产生弊端，就要随着时代发展而调整、变革。
理政者要有忧患意识。“履安之地常挟一履危之意以俱来；顺境之来，常怀一逆境之至以相惕”（《嘉言》）。“人情易徇目前，而圣贤必求久远”。“虑其终，乃所以善其始也”（《嘉言》）。有居安思危、笃始慎终的忧患意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谋国家之长治久安。
为政者必须恪尽职守。“官无大小，诚谋国事如身家事，无不可为者”。“无所为而为者，其食报必丰”；“天下之功者皆以不求功而功也”。“才无论大小，有一分竭尽一分；任无论久暂，在一日勉做一日”。“遇可兴可除之事，断不可以是非毁誉易其心；图可久可大之事，亦不可以小喜近功满其志”（《嘉言》）。这里强调为政者要以真诚的心为国谋事，不求个人功利；要竭尽才力，无论在位久暂（不能有“五十九岁现象”），都要坚持不懈，勤慎廉明，一贯到底；要勇于任事，不惧怕毁誉，不满足小功。这对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也是较高较全面的尽职要求。
顺应时势，深谋远虑。冯家官员多处于清朝顺康雍乾的130多年间。顺治平定南明三王；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削平三藩之乱和其他少数民族如瑶、苗等族起事，收复台湾，北拒沙俄；雍正在位十几年，承前启后，建章立法；乾隆在位六十年，平定准噶尔，设新疆省，外拒强敌，内平暴乱，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倡导研究理学，国家臻于强盛。冯家官员顺应时势，深谋远虑，上书朝廷进四策：“崇理学以定人心，废明末讲学之禁，复孔孟濂洛之真传，修致知尽性之学”，使天下人知孝悌之礼，明纲常之道；使易简可学的圣人之道，成为治天下、安万世之宏谋（见《秋水公传》）。冯如京以贤良方正应辟举，谏朝廷以儒道治国，促进了清初治国指导方针向汉化的转变。这是“抓纲致治”之一例。他以“平危靖乱”三奇功和持身廉约评卓异，升江南右布政使。十一世冯兆峋任贵平兵备道，“所至宏奖士类，以经术佐吏治，抚民恩而有威，施政宽严相济，寓政于教，寓化于诚”。“致仕之日，黔民攀舆泣挽者达百余里不绝。”冯光裕任贵州布政使时，对苗民起事，注重“招来流亡，给以衣食，难民复业，又请蠲额征钱粮，以甦民困。”冯云方对西南少数民族起事反清廷者，注重安抚怀柔，反对一味镇压杀戮，安定了地方；又引导群众卖刀买犊，教之耕植，使其“有恒产、有恒心”，因而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冯宾期当徽州别驾时，奉命监军，在六县群众起义时，朝命主帅勇而好杀，而冯“刻意招徕，抚循备至，全活数千人”；为河东盐运副使时，“抚商恤民、庶政并举”，到任半年，就使三年已不产盐的河东“池盐满，国课充”。这说明冯家官员能把握为政抓其大者、端正理政方针、注重利民安民的宗旨。
冯右京，由翰林授御史，巡视漕运，革陋规，禁差扰，力除代运盗卖诸弊；弹劾户部尚书某贪纵，直声震朝右。为湖广荆西道时，穿渠三百里以除水患，民建怀德碑以纪其事。他是随时变法，理政为民，克职不阿的典型。朝廷以五等考核，他考居第一。
冯云骧，进士，授大同府教授，后为国子监博士，迁户部主事。为刑部员外郎时，他用法仁恕。以刑部郎提学全蜀，见蜀中民生未遂，士气不振，遂早夜督率，作养劝谕，慨然以振衰起弊为己任；为受谭案（起事头领）无辜牵连者平反，全活不下数千人；调任离蜀时，士民送三百余里。任福建督粮道，下车即“惩奸蠹，雪民冤，童叟称快，家制一主以祀公”。为候补布政使时，“革除火耗，约束胥吏”。称病致仕离任时，官民夹道泣送六十里，从衙署一直送到船上。他以勤政爱民，革弊兴利，刚正不阿，平反冤狱而享誉朝野。死后配享文翁祠、朱文公祠和乡贤祠。
（六）正心修身，节义谦恭
《遗训》注重的是在正心修身方面。《嘉言》摘录了冯氏共十五代人30多个人的良言美训，内容则偏重于治国理政；当然也有正心修身，洁己率物的体会性格言。
家训中有关正心修身的内容涵盖面很广，这里只说其主要方面，以飨读者。
一是关于自律自强以美其风操的。即孔子所谓“古之学者为己”的内容。如不以物欲为累的《自养》《绝累》《知足》《审命》《田足》《居容》等。
如《绝累》云: “欲心重者，虽处富贵之地，未尝须臾之不忧，何也？位高者多无子，则为无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无位，则为无位累其心矣。天地间万物之不齐，彼屈此伸，此有彼无，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欲，则敝敝乎百岁之间无须臾之不忧矣”。这里，作者从万有不齐，福不能全的角度，教育后世子孙不可欲心过重，自求烦恼。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值得人们深思。
其他如极言懒惰之害（“百体俱怠，心日荒而万事废”）的《勤励》《闲劳》《寡欲》，严以律己，不假外求之《责己》《内重》，以 “不言所长而保其长”之《夸大》，不露人之短的《矜己》，讲求仁德之《忘仁》，大其胸襟之《自裕》《忍辱》《容忍》，穷理宽恕之《恢量》，戒得意骄矜，失意萎靡的《得失》，竖“一生跟脚”之《立志》《识力》。
如《识力》云：“识定不妄趋，力定不妄移，自无歧路，所行自有指归矣。须先养识力为要焉”。有了卓识、定力，才能自强，才会选对方向道路，求得人生的成功。
讲求诚信。“人只一诚可久耳。少一不实，尽是一腔虚诈，怎得成人”。
讲求气节。“气节不萎靡者必有成就，愈穷愈有节概，是谓男子”。
其他如做事要堂堂正正的《做事》，智者处顺境逆境俱无难为的《善处》，不可无力而强为的《酌力》，“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唯求实功”的《课程》，珍爱韶华的《趋时》，有事先料一着的《觉先》，“缓一着加一熟思”的《宁迟》，自己先有主意，再参酌众论的《宜断》，言语宜少的《寡言》，戒大言不惭的《慎言》，不在阴人奸人之前语阴私、论机巧的《慎与》，不可非议他人的《谨言》《贾祸》，不说过头话的《饬身》，世事不可执一而观，要随时详审，不可强为而须待机的《安命》《知命》，戒任意贪淫致病亡身之《非礼》，不为酒败德致疾的《戒饮》等等，都是切实有用，行之有益的修身忠告。
二是关于笃守节义而躬行不愆的。力行节义是冯家的突出特点。冯家自明至清数百年间，以所闻所见来看，皆约己守道，宁使名位不登，或无以赡妻子，未尝干进苟得以损家声。冯疆斋任职泉州、厦门，两次评卓异，乾隆引见，“奉旨回任候升，”因他“遇事一无瞻徇（不看上司脸色，不跑不送），上官忌焉，回任六年，遇应升缺，皆为所格”；因偶感寒疾，仅数日，而抚军（他的上司）竟以病入告去官。冯家素以勤政廉洁称，以忠良节义闻，以致科名继起，职任屏藩，利济苍生，为国宣力，以至英勇献身（如为保卫代州城牺牲的六世冯配京，为抗日战争牺牲、年仅20岁的十九世冯树树）。至若高文典册，谈天雕龙，以及范山模水，鸿篇巨制，脍炙人口，其温厚敦良之言，忠爱廉洁之怀，节义廉退之风，无不本于家训之发扬光大。
切实付诸行动。《嘉言》云：“读书当身体力行，无徒章句是寻”。《力行》云：“别件好事俱可让人，只有世间好事不可让人做。”“言之非难，处之为难。…能言未必真男子，善处方为大丈夫”。
《解冤》云：“人有冤抑不得自伸者，可自为解即力解之，自家力不能又托人解之，此不必待人求我。若待求便迟矣”。这对今天为官不作为、懒作为的人，对群众来信来访采取“推拖压了”态度的人，难道不是很好的教训吗？
行事须从公论、以和立论。《公非》云：“凡行看公议何如。如系众论不可者，即止。忽为一件犯了清议，许多好事不可救解”。《勿附》云：“凡公务事，以和立论，便可相从；如属聚讼，多是血气，不顾后日利害，即潜藏不为懦怯”。这里讲行事要有群众观点，化解群众内部矛盾，顾及群众的舆论及长远利益。
行事“各有分位，当收本等”。…“亦当习劳，可任大事”（《勿僭》）。
行之有过，即当立改。“凡有错处，随觉即改；如饰非文过，便一生无长进处矣。惟改过极第一美事”。
三是关于待人接物而严己宽人的。如讲“虚己接物，以为进德之基”的《克己》；君子需“蓄镜待物”而不要“持镜索照”之《触物》；和易身心，谦恭其言的《自检》；在贵人之前莫言穷，在富人之前莫言贫的《审处》。
《安分》云：“人家祸患，皆自多事生来。夫见位高金重者，未尝不愿与之交也；见势崇权重者，未尝不愿与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间，祸患由此而基焉。善于安保者，盍以清洁省事为本。穷通有命，徒事纷纷，夫何益哉？”《势利》云：“炙手可热处，勿与亲密。势利未必即能资我，我先自小多矣”。这对于我们今天一些攀高结贵者仍有警戒意义。
《远害》云：“宝器珍玩，不可示之于权势之人；古琴名画，不可夸之于贪污之士。一经其目，则动其心；既动其心，必索之于我矣。有识畏祸者与之可也（这句话有点消极），不然由物生祸，其能逃哉！…”如今有些人对高价书画文物不仅是“示之”“夸之”，而是主动送上门去，以求升迁，或办不该办的事。反腐风暴一来，其人其事，多成为查案的突破口。身陷囹圄，一失足成千古恨，是否可悲可叹？
再如交益友的《交游》，忌伤人心的《取怨》，“人待我薄，我还用厚返之”的《无友》，遇微贱人须着实宽容的《微贱》，有约必践，人有求于己而毋轻诺的《信爽》。
《受人》云：“人有平日不相知，偶然加我以礼，必当审度，勿轻为彼笼络；无故恩私不可受，受则难报”；《群处》云：“即到和易极处，亦只是情款惬洽而胸中泾渭当自分晓，不可随波与沉与浮，至相群而党也”。这是说与平日相知或不相知的人交往，都要讲求原则，取与分明，不受无故恩私。
《施与》云：“结客赏赉，寺观施舍处，滥以与人，不如移之以助我穷亲，施与无目残疾之人为有实惠”。这对今天一些有钱人滥施而不愿扶贫济困或做公益事业，也是有益的箴言。
《细言》云：“细人小言多是萋菲（谗言）不可轻听，中彼之计而损我之名”。
《规正》云：“人有讽喻我者，必其爱我甚，不置我于度外者也。和颜悦色以受之。彼乐与我言，我得实益”。这是知人知言，察纳雅言之论，足以为处人修身者戒。
《让人》云：“人只一点便宜心，随事便起，宁损己些，便宜让他，就相安无事了。”至于“人有屈事加我”，“彼以横来，我以顺受”之《勿急》《勿怒》，毋论师尊之《毋议》，勿谈女私之《闺门》，勿倾陷人之《戒讼》，勿发人隐私之《隐恶》，“俗情正尚处，我自独持”之《慎同》，勿轻信人背后一面之词的《宜察》，对人恩怨勿因小失大之《因小》，对非礼相加之强悍者要敢于以理曲之的《强御》，等等，都是待人接物中必须加以注意的。
待人要浑朴坦荡。《机械》云：“人全要浑朴，不可设一机械。正事上用聪明，到与人处若全无用此，就在圣贤路上”。《平易》云：“一味平易坦然，不立城府，有谁嫌憎我！”
摆正与官长的关系。“可令官长闻其名，不可令官长见其人。不入公门，多少尊重”（《不至》）。以善闻名于官长，是给官长提供教民的典范；做公门的不速之客，求见官长，是别有用心。此等行为，旧名曰“干谒”，时谓之“套近乎，拉关系”，以求一逞。见大官，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现在是豪车）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诗）这自然是太不尊重自己了。孔子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遗训》说，“士大夫见权势之人争相趋媚之，諓諓然以谀之，恐恐然以附之”，何异于“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之妾妇之道也”（《附势》）。这对于巴结逢迎，奔走请托于权贵之门的人，真是惟妙惟肖，如画虎画骨。
四是关于戒奢以俭以绵延家风的。以三世冠裳而不改先世布衣之风的《家传》，不因装饰（讲究服饰）而损我之德、华彼之身的《服饰》，强调“衣服简素，即是一德”的《葛裘》等等，都是劝人以俭约持身的。这些看似平凡小事，却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之深意，不可不引以为戒。
顺便说说修家族谱牒之事。冯氏家族文化久传不绝，有赖于其族谱建设。其族谱始建，就得到姚鼐的指点、修正，姚鼐称“是谱之体，为世作谱之式”。此后，冯氏族谱又多次续修、补充。现在冯氏族谱收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是全国保存的较完整的四家族谱之一。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优良家族文化的传世之家，都应把修族谱工作恢复和健全起来。好的家教、家训和家风，需要族谱为承载物，如不知先世之盛、先贤之德，就不足以激发子孙保世之心。纂辑先世之懿休，发扬木本水源之德，以求家风之永世相传，是家族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谱牒之断修久矣！“谱牒修则宗法明，宗法明则人伦厚，天之心、地之义、人之心，罔不然也，又何间焉？”（冯如京语）
四、冯氏家族文化在当代的意义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冯氏家族文化中的家教、家训和家风，充满了德教思想，在今日仍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冯氏家训不尚空谈，“皆生民日用功夫，无微言，无异行，行可法，言可师，不离寻常，足臻圣域”，“开后人之耳目，发前代之精微，虽谓天下书可也”。
“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冯家所以能安处和久远，必有其团结亲附之道，自力自强之源。修其志在治平，为善躬行仁义；爱民如鞠赤子，洁身若宝美玉；祖先贻厥家谋，后代继志永续；身教与言教并进，懿行共家训同辉。冯氏家训凝聚和照映了冯家世代贤哲之信仰追求和忠肝义胆，成为家族的“根”和“命脉”，成为子孙后代放飞的翅膀；从而使冯氏家族文化经久不衰、世泽延绵。以笔者看来，《家训》的确不愧为“化家为国”的“天下书”。除少部分内容受历史限制，已不适用于今日外，它的绝大部分内容，超出一家一户，跨越时空局限，是历久弥新、适用于各个家庭和家族的良言美训。可以说，冯氏家训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家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范本。
需要注意的是，弘扬中华优秀家族文化是中国、中华民族特有的优势。但时代在前进，对传统家族文化，以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都要持分析的态度，坚持创新性继承、创造性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放出眼光来，拿出勇气来，“择善而固执之”（《中庸》），而不怕人误解和诋毁。我党有句较早的口号，叫“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讲清了发扬传统是为了更好前进，创造更大光荣、更好未来，而不是原地踏步，甚或开历史的倒车。“发扬”二字中就含有“扬弃”之意，只有做到有所鉴别，有所舍弃，才能发展、创新。比如，冯氏家训中谈到，见权贵人物喜爱自己的名家书画以至奇珍宝玩，为避祸就要送给他，这种态度是帮助人犯错误，应为我们今天所不取。即使是儒家的“五常”、“八法”，在今天也应赋予新的内容，舍弃其中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东西。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返）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中庸》）。复古，开倒车，会灾及其身，也会灾及其国。所以，一定既要反对割断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拒绝改革创新、一切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现在有些人走极端，“自用”、“自专”，误导民众和舆论，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两种倾向，不然，我们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在这里，继承和创新是统一的，统一于复兴中华、圆梦中华的伟大实践。
在领袖得人、政治日渐清明，举国上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近现代的革命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重视家教、家训、家风建设，以立德树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和践行，是正当其时，其重大意义是毋庸质疑的。家教、家风决定家族能否多出贤淑君子，能否给国家提供栋梁之才及其多寡。但如上所说，这也“因时而异”，因“国风”而异。在一定时期内不出或很少出官宦和精英人才，不等于家风不好，因家风一旦形成，就有它相对的独立性，不全受“国风”左右。这正是“礼失求诸野”、“传统文化在民间”等所反映的真正涵义。因为“三家”的目的首先是教育子孙后代都能做好人，做“惟贤惟德”之人。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自觉带头树立良好的家风。这个精神也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中央文件。在这样的背景和有利条件下，研究、发掘和宣传代州冯氏家族文化和类似的家族文化，对于落实习好习近平同志的上述指示精神，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
责编：洲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