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亦是此等思想的盛行，也让一些文人士大夫因此沉郁其中而不能自拔。为此，他们或者如陶渊明一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选择隐居不出；亦或者如李太白一般写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们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却又皆是因时、因势而为，少了几分真豁达、真洒脱。
在苏轼的作品中，这份“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亦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尚在黄州蛰居的苏轼，虽然历经打击险些丧命，但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的豁达之词却将自己的人生态度跃然纸上，而词的后两句更是堪称千古名句，让人读罢心旷神怡。
苏轼出身于名门之家，又兼自幼聪慧，其性情之洒脱张扬自不难理解。然而，这也不过只是他人生中的注脚而已。在步入仕宦之后，苏轼屡屡碰壁。既有得罪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之举，又有触怒司马光等人为首的旧党之实，因此他也只落得一个屡屡被贬的结局。于是，杭州、密州、湖州等等皆留下了他的足迹。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此时已是四十三岁的年纪，他被调任湖州出任湖州知州。长年累月的外放生涯，文人骨子里的清高，让他心中难免有情绪累积，一封《湖州谢表》里自然也就有了几句抱怨之词。
“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坦白讲，即便是宋朝这样一个文人地位甚高的朝代，如此一封上陈天听的奏疏亦是不妥的；更遑论我们这位苏知州还有着许多“政敌”，结果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上就这样以此为肇始多了一桩公案——“乌台诗案”。
在由沈括（没错，就是科学家沈括）举报之后，苏轼很快便被逮捕下狱。而之如“包藏祸心、怨望其上”等罪名自然而至，好在此案在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的多方博弈中，在王安石的谏言以及弟弟苏辙的以官职相互、众多文人元老上书、宋朝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之中，最终苏轼得以逃出生天。
是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经由这样一场生死巨变，对苏轼的影响可想而知。苏轼会就此蛰伏，就此一蹶不振吗？显然，他并不会如此。这是源于他“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豁达人生态度。
就在黄州的第三年（元丰五年，1082年），一个深秋之夜，在自己蛰居的东坡雪堂，苏东坡开怀畅饮，意兴阑珊之际，《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写罢。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词的首句，诗人便点明了饮酒的地点以及自己的酒醉状态。而在诗人酣畅淋漓的宴饮过后，待其回到家中时，却见家童早已沉沉睡去，唯有那鼻息如雷，偏偏这时任由作者敲门也是难有应答了。既然无人应，那不若就“倚杖听江声”罢了。单从这几句的描写中，诗人旷达的人生态度、超脱物外的精神境界已然是深入人心了。
而在下片之中，却奇峰突起。诗人慨然叹息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是对庄子语句的化用，更是对庄子思想的继承。人当守其本分，保其生机，联想到自己即便是遇到这宦海浮沉，又何尝不该如此呢？
于是，词尾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2句便脱口而出。这既是诗人潇洒、豁达的表象，又更是诗人人生态度的追求。
不拘于世俗，不拘于围墙，如是而已。试问这等豁达开阔的心胸之下，纵使人生荆棘密布，又怎会长久地顾影自怜。
而这样的人生态度，这样豁达的心胸，也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