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61 宪之| 巴金与鲁迅：两位文学大师的不同灵魂洗礼
作者按：新冠疫情中横空出世的“方方日记”，本意在给美国“递刀子”以黑倒中国，孰料事与愿违，它却成了中国舆论环境出现巨大转折的标志性事件，多年来公知的话语主导地位，受到大众颠覆性的挑战，崇洋媚外、反共颂国言论，再也不能肆意横行了。今年蹦跶出来引起轰动效应的几位公知，简直是在裸奔 ，往昔英雄，如今过街老鼠，这是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生活是最伟大的启蒙教师。
因此，笔者想起20年前的一篇谈论相关话题的文章，曾发表在一个全国性的刊物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1），现刊发出来以寄温故知新之意。
《英雄儿女》电影是根据巴金的小说改编的
巴金与鲁迅：两位文学大师的不同灵魂洗礼
宪之
巴金老人的百岁华诞来临了，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逐一凋谢，这位世纪老人愈加为人们所珍重。无论先锋新锐如何叫嚷“重写文学史”，极力为大师重新排坐，然而，“鲁、郭、茅、巴、老、曹”的历史地位，还是“颠覆”不了。让我们真诚地祝愿这位文学大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作为文学大师，巴金所获得的异乎寻常的尊重，除了他文学业绩之外，更与他晚年的反思有关。当鲁迅、茅盾与郭沫若等不断地被“重新认识”、不断遭到贬损、讥议乃至轻薄和否定的时候，巴金却能独独不受挑战，声望日隆，高山仰止，说起来简直是个奇迹。
巴金的真诚反思与无情的自我解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这位世纪老人似乎是通过自己的灵魂洗礼获得了新生。
由此，我不禁联想起了鲁迅—鲁迅也是一位严于解剖自己，不断使灵魂得到升华的文学大师。
下面的一些话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
“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他的溃灭，后来才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正因为如此，鲁迅才能永不停步，不断前进，完成了他的光辉的人生历程。
就事论事，巴金与鲁迅的自我解剖都是真诚的、无情的，从道德评价的角度看，都是十分令人尊敬的。
不过，如果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加以深思，则会有一种回避不了而又难以言说的感受。
巴金和鲁迅的自我解剖或者说灵魂洗礼貌似相同，其实是大异其趣的。
两位大师所严厉解剖的自我都不是“小我”，而是时代和“大我”，也即是一个群体的心灵，经受着时代煎熬或与时代搏击的深沉记录。
鲁迅所面临的是革命精神高扬的时代。“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斗争尽管极其残酷，但“左翼”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人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是主旋律。鲁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浪中弄潮，在斗争炼狱中接受洗礼，最终，“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文学家。毛泽东说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真真是高屋建瓴。他又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最可宝贵的性格”—简直就像专门为今天留下的箴言。
而巴金晚年完成灵魂洗礼的时代，却是一个“告别革命”的时代，是“颠覆”“传统”、清算“文化专制主义”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欢呼声中高歌猛进而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被“历史终结”的时代，也是文化精英们纷纷纷纷反省忏悔、重新找回“自我”、皈依强势而大众失语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这位老人“反思”自己的过去，完成了自己灵魂的重新洗礼，他的“随想”正是新时代的“忏悔录”。
巴金和鲁迅所面对的 是两个不同时代的自我。与巴金相同的是丁玲。以个人遭际论，丁玲的遭际远比巴金不幸得多，然而两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丁玲是“九死不悔”，她以自己的“执迷不悟”而遭到冷落。可以想象，如果丁玲能够顺应潮流识相一些的话，那她的晚年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一定大红大紫，声望不会低于巴金，特别是海外，期望大得很呢。
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法国大革命在涨潮与退潮时代各个阶级的表现曾做过极为精彩的描述：
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 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 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要被站在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 站 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 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己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 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向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 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
身处这两种不同的时代潮流，就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与时俱进”，中国的作家也就经历了两次最严峻的历史选择。如鲁迅所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时代“转型”，风云激荡，大浪淘沙，文人和作家的队伍，一次又一次分化组合。上一次，已经成为历史；这一次，也将成为历史。丁玲、艾青、周扬、陈涌、王蒙、刘宾雁……受过委屈的、整过人的、反思的、忏悔的、执迷不悟的……他们都经受了沉重的心灵煎熬与灵魂洗礼，在新的浪潮中的选择和表现都引人瞩目，不过，我以为匆匆为他们作出“终结”性的历史定位还嫌为时尚早。
历史的视野必须高瞻远瞩，“个中人”虽然细节看得清楚却未必清醒。苏联和东欧并没有“文革”，依然也是“集权主义”和“文化专制”，可见，种种“反思”、“颠覆”与“忏悔”，乃是国际共运走向“历史终结”时代的一个带普遍性的历史现象。识人论事，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前提。
巴老的晚年使我想起鲁迅晚年的名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在这浮躁鄙俗风气充斥文坛的时代，先生知人论世的高度真真是高山仰止不可企及了。我愿用鲁迅对太炎的评价来比附巴金老人：作为一位大家，巴金以自己的业绩奠定了自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勿庸置疑、不可动摇的；我充分尊重这位大师，但也不想追风赶潮——我为他的晚年感到惋惜。
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