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65 宪之:中外姓氏趣谈
中国人的名字与外国人名字的排列方式和称呼习惯差异很大,俄罗斯人的名字由三个部分组成:名、父名和姓,不仅把父亲的的“名”作为儿子名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呼人以父名还是尊重。在西方,用先人或至亲的名字给孩子命名,也是为了表示纪念。在中国,父祖的名字是“家讳”,子女是要严格避免称呼的。文化不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若细加考究,二者实则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本质上,则是大同小异。
01
“老张”与“老布什”,“李”与“特朗普”
外国媒体报道中国领导人,往往用姓氏一个字,简称曰“李”或者“王”,在不了解外国习惯的人看来,好像是不尊重。
其实这是误解。
外国简称一个人时,一般只称“姓”,如普京、泽连斯基、特朗普、拜登等。它相当于中国人之称“老李”“老王”,不同的是,在中国这样称呼是稔熟和随便,不大适于郑重场合;而外国则不然,称“王”称“李”,并不是“老王”“老李”,跟我们称“王某某”“李某某”(隐含着同志、先生之类)差不多,我们经常称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就是这样,是以姓代全名。
所以,称某人“张”,跟我们称特朗普,意思是一样的,后者无非音节多点。称“川普”是另一种译法,称“老特”,那是调侃讽刺。鲁迅先生小说《高老夫子》,写主人公因为“骤慕俄国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础,以示景仰之意”,那是讽刺这位卑鄙虚伪的假道学的无知,他不知道“高尔基”就是姓!
至于美国的两任父子总统,人们习惯称之为“老布什”“小布什”,这里面还有道道。欧美文化积淀不如中国久远深厚,命名相对较为宽松随便,老布什全名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英文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小布什全名乔治·沃克·布什(英文George Walker Bush),就是以一袋洗衣粉为“大规模杀伤武器”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那位。布什是姓,爷俩的名都叫“乔治·沃克”,仅仅中名中老子多个“赫伯特”。可能不太好区别吧,故人们以“老布”“小布”称之。老布什的小儿子则叫约翰·埃利斯·布什 (John Ellis Bush),就比较规范了。
基督教信徒还有“教名”,孩子出生或受洗时由牧师教父或尊长给起的名字,多放在第一位。比如法国著名总统戴高乐将军,一般称夏尔·戴高乐,名前姓后。他的全名有5节: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夏尔”是他的教名。
德国也有“冯姓”吗?
没有,而且更与中国的冯姓无关。
家族文化热中不少朋友文化积累不够,故有此误,而且与观念倾向也有关系。在这“热”中,大家争相攀寻历史上自己家族的大官和名人,以此为家族增光,满足荣耀心里。比如在讨论冯姓“图腾”(实际上应该是“族徽”)时,有人因为冯氏是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之后,据此称自己是“皇族”,主张族徽上应该有龙凤,反映的就是这种倾向。若说皇族,离得最近的朱姓,远一点的李姓,更有资格炫耀是“国姓”。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多数姓氏都是“皇族”了。再以近代名人论,冯玉祥和冯国璋就不能相提并论,后者为北洋军阀首领,他与袁世凯、段祺瑞、曹琨一样都是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北伐的对象,不该是值得称颂的人物。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猖獗,“老佛爷”“李中堂”“袁大总统”都重现审视,说起笑星冯某,往往要加上“民国总统冯国璋曾孙”的头衔,它反映的不过是三观的混乱。
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优良家风,不能背离唯物史观。
说远了。
带龙凤的图腾(族徽)
德国人名字中的“冯”不是“姓”,但也与姓不无关联。比如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是他的姓,姓名是奥托·冯·俾斯麦(全名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中间的“冯”是德语中"von"的音译,有时也会被译成“万”“封”,标志着他来自贵族家族。这个“冯”既是标志,也相当于介词,表示其“来自……”,炫耀的是过去的辉煌。
德国奥地利的von、法国意大利的de、荷兰的van,后面两个不知道对应着什么单词。von,de,van都是介词,相当于英语的from。说他们是贵族,是因为这类姓全称表示来自哪个大家族的谁谁谁,只有家族显赫才会有这种加介词的姓。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翻译到欧洲名字,可以是世民李,也可以是来自李氏家族的世民。
据说,12世纪条顿骑士团(早期成员都为德意志贵族)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多次获赠土地与城堡。为了和原住居民以示区别,就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个“von”,后面的姓氏往往是封地、采邑的名字。 他们的后代,便继承了祖先的姓氏,“von”这个用法就一直延续至今。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出身于贵族威斯特华伦世家,他的名字写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与马克思结婚后,写成燕妮·马克思。燕妮与马克思终生相伴,携手革命,是一位 了不起的革命家。
所以说,德国的“冯”也不是与姓氏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谈到中德文化交流,我们不应忘了一位冯姓人物冯亚星。冯亚星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是老乡,他有着良好的的文化素养,1816年去德国,后来与德国少女克拉拉结婚,取个德国名字Fredrich Wilhelm Asseng。冯亚星与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有过交往,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把他聘入宫中,专门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冯亚星的后代以“亚星(Asseng)”为姓,成为德国最独特的姓氏,经国王特许,在姓氏中加上贵族标志“Von”——这才是德国人中的真正冯氏后裔。
姓和氏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比文明史远远长得多的人类童年时代,以群婚形式实现自身的再生产,那时人类并无姓氏。传说,伏羲氏开始“正姓氏,别婚姻”。先秦时,“姓”与“氏”是两个不同概念。最初,“姓”是用来表示母系血统的,作为一种符号和区别标志,它是人类繁衍中优生的需要,不像后来那样,主要成了父系财产传承的需要和家庭、门第的标志了。《说文》:“姓,人所生也。”先秦典籍,或谓“因生以赐姓”。蒙昧时代人类“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早期的姓氏,都从女字偏旁,如:姬、姜、姒、嬴、妘、妫、姚、姞,中国的大部分姓氏都源于上古的这几大姓。其实,“姓”是个后起字,本来作“生”,后来才加个“女”旁,成形声字。金文“百姓”作“百生”;荀子《劝学》“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性”亦“生”字。足见,“姓”产生于母系社会。随着姓的迅速分化繁衍,战国以后,人们一般称氏而不称姓了,以后姓慢慢消亡,姓氏逐渐合而为一,逐渐稳定下来,主要成为父系血统的标志。后人常说的“姓”,实际上即指姓氏。旧中国女人多数有姓无名,婚后随夫家之姓,以娘家之姓为氏,称曰“×氏”或冠以夫家之姓称“××氏”,彼时人们还有点“氏”的观念。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有了自己的不依赖于夫家的独立姓名,年轻人已不知“氏”为何物了。
中国因为发展较早,姓氏的合一完成于战国时代,在公元2000年之前。而在欧洲,标示贵族荣誉的“氏”,产生于中世纪的骑士时代。欧洲的骑士荣誉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颇为相似,它与中世纪领主割据、基督教教会的神权统治和持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掠夺联系在一起。德国奥地利的von、法国意大利的de、荷兰的van,则是这一时代的历史遗存。塞万提斯《唐吉坷德》的出现,标志着骑士崇拜时代的终结,历史车轮已经行进到17世纪。不过其精神余波会荡漾很长时间,直到今天英国皇室和爵位,依然是人们心仪的无上荣誉。近些年,中国主流媒体上久盛不衰的英国皇室崇拜和“戴妃热”,就是这一现象的产物。
西方的“氏”,作为贵族荣誉标志,比中国出现晚1000多年,至今在姓氏中与“姓”并存,依然保留着似氏非氏的痕迹。
十字军东征
“龟田”“犬养”“我孙子”——日本人的奇葩姓氏
中国人的姓名组成多数是单姓复名或单名,三或两个音节,整齐规范。习惯于这一结构的国人,看日本人的姓名会感到“很乱”,不光音节构成,而且姓氏的意义也很奇葩,比如“龟田”“犬养”“我孙子”等,感到不可理解。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才能不惑。
人类社会发展中姓氏的产生与演变有着普遍性的规律。“姓以别婚姻 氏以别贵贱”,“姓”是用来表示母系血统的,作为一种符号和区别标志,它是人类繁衍中优生的需要。氏,是后起的,“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它是私有制和父权时代的产物,是家庭门第的标志。再往后,才出现姓氏的融合。日本的发展起步晚,没有经过由姓到氏再到姓氏合一的发展阶段。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只有贵族武士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
明治以后人口的迅速繁衍,改变了贵族的姓氏垄断。日本不光人人有姓,而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性氏大国。中国素称“百家姓”,“百家”占百分之87以上。而是日本的姓氏已经有14万个左右,究其原因,它是由姓氏在短时间内高速扩张造成。
现代的日本姓氏来主要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原有姓氏的分化分支,再一个出是明治维新后政府强制推行人人有姓后,日本平民随机选姓的急就章。
第一种情况。比如藤原是一个大氏,分出之后,居住在近江国的藤原氏,便取“近江”与“藤原”的首字,称为“近藤”。居住伊势、远江、加贺的藤原氏,就称为伊藤、远藤、加藤。到了明治8年,从来没有姓的人在取自己的姓的时候,也想沾点“藤”字的光,于是“藤田”、“藤本”、“藤井”、“藤山”、“藤川”、“藤条”等等姓氏就诞生了。
第二种情况。为了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的需要,1870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平民苗字容许令》,容许平民拥有自己的姓氏,其后,更明令“凡国民,必须取姓”。发展至近现代,氏、姓、苗逐渐融为一体,统称为苗字,在现代的日文中,苗字即“姓”。
于是,人们开始匆忙为自己找起姓来,举国上下兴起一股取姓的热潮。
住在青木村的就姓青木,住在大桥边的就姓大桥,家门口长棵松树的就叫松下,门前有一座山的,就姓山口。有的人住在山脚下,便以“山下”或“山本”为姓;有的人住在水田边,便称“田边”。于是田中、三木、山田、日光、北风、前部、上方、观音,这些中国人觉得怪怪的姓一下子涌了出来。
有点文化的选择好的字眼,如福寿、松竹、龟鹤等。电影《小兵张嘎》的鬼子队长“龟田太君”,许多人以为这是故意给他起的坏名字,其实是误解,因为“龟”长寿,中国古代也把它作为吉祥物,所以龟田并不是孬姓。普通人为应付官方往往随便对付一个,“我孙子”、“猪手”、“犬养”、“猪口”等姓氏,就是这样出来的。日本有姓“我孙子”的,还有一个“我孙子市”。著名撑杆跳高运动员就叫我孙子智美;1932年被极端法西斯分子刺杀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则姓“犬养”;日本有个知名外交家叫猪口邦子,猪口邦子的丈夫叫猪口孝。
除了所居地名,以职业为姓也不少,“味香”、“味美”,可能是厨师,“那妓男”可能是从事服务业,“猪饭”、“服部”、“锻冶”、“古井丸”分别是喂猪、做衣服、铁匠、挖井的。还有的怕官府处罚,以鱼、蔬菜、寺院、职业作姓的。
日本天皇并没有姓,一般名字为"某仁",前任天皇叫裕仁,现在的天皇叫德仁。在他们的观念坐标里,天皇是神不是人,所以他不会有姓。
不过,日本的姓氏无论怎样奇葩,它与中国的“东郭、西门”“司徒、司马”等的产生是一回事,“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谥,以官,以邑,五者而已”。他们发展晚些,带有点自己特色,说清楚了就好理解。
从戈尔巴乔娃到李双双
对于这一文化现象,既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大,也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近些年,在崇洋媚外风潮影响下,一些中国人居然以起个日本式名字为荣,影视明星姜某就给两个儿子取名为姜太郎和姜次郎。
女子出嫁后随夫姓。如《红楼梦》中老太太是封建宗法家庭的宝塔尖顶,但因为是女性,他只能称“史氏”“贾门史氏”,出嫁前可以暂时有名,出嫁后这些就讳莫如深了,所以林黛玉的妈妈林门贾氏,她在娘家的“小字”就很神秘,只有与娘家走的很近的人如冷子兴,才能知道,原来叫贾敏。他说清后贾雨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的学生遇到“敏”字总是“读不准”,往往是读作“密”什么的,那是避家讳。更多的平民女子,未嫁时除了乳名,就没有小字了。
戈尔巴乔夫妻子赖莎·戈尔巴乔娃,勃列日涅夫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勃列日涅娃,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娅·特朗普,拜登妻子吉尔·拜登,俄罗斯的女性名字还要“变姓”。这都是妻随夫姓,这是千百年的传统。
在香港政商界女名人或名人妻子的名字,往往冠以夫姓,如陈冯富珍、范徐丽泰、叶刘淑仪、董赵洪娉等,蒋介石的妻子叫蒋宋美龄,比起欧美的妇随夫姓来,这是一个巨大进步。这说明,在中国上层,开始改变妻子对丈夫的完全依赖,但是还留下一个封建尾巴。对待这一现象,要有民族文化自信,不要一沾上洋味港味就以为是“先进文化”,趋之唯恐不及,至少从理性上要保持清醒。
直到新中国,妇女才开始脱去封建桎梏,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姓和名。这在根据地时代,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小芹和刘巧儿等,到了建国后,李双双更是妇女独立自主的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前资本主义残余清扫得比较彻底,这本来属于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后来搞“市场经济”就容易得多,招商引资、土地流转、产权改革等才能够顺利推行。而许多亚非拉国家,比如印度,种姓制度还严重存在着,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正“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呢!
西方国家多数名前姓后,姓氏后置,中国古代也曾有过。比如《秦晋崤之战》,“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秦师的三位主将,就是先名(字)后姓,孟明、术和丙是名(字),视、术、丙是姓氏——百里是他的氏,孟明是其字。
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中,民族融合也影响着姓氏的演变与融合。比如中国,大分裂大动荡时代往往也是民族大融合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会如此。北魏的历史,就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不断汉化的历史。从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到孝文帝拓跋宏及其祖母冯氏,一直极力推行汉化改革,他们连皇家的姓氏拓跋也改成元。像慕容、宇文、长孙、尉迟、万俟、元等姓氏,多来自少数民族。
满族的八大姓,佟佳氏、瓜尔佳氏、马佳氏、索绰罗氏、齐佳氏、富察氏、纳喇氏、钮祜禄氏,均为本民族独有的姓氏,在交流融合中,他们往往变为佟、关、马、索、齐、富、那、郎等。
我是正黄旗的
近年在京城和广州,出现过满族老头老太霸座硬买车票现象:“我是大清的王爷,你这个奴才竟然敢违抗我?”“你们这些平民祖上都是大清的奴才,现在为什么忘了自己的祖宗?”他还要求国家把故宫还给她们。这是回潮中的一个可笑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