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7 宪之：中外姓氏趣谈
中国人的名字与外国人名字的排列方式和称呼习惯差异很大，俄罗斯人的名字由三个部分组成：名、父名和姓，不仅把父亲的的“名”作为儿子名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呼人以父名还是尊重。在西方，用先人或至亲的名字给孩子命名，也是为了表示纪念。在中国，父祖的名字是“家讳”，子女是要严格避免称呼的。文化不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若细加考究，二者实则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本质上，则是大同小异。
01
“老张”与“老布什”，“李”与“特朗普”
外国媒体报道中国领导人，往往用姓氏一个字，简称曰“李”或者“王”，在不了解外国习惯的人看来，好像是不尊重。
其实这是误解。
外国简称一个人时，一般只称“姓”，如普京、泽连斯基、特朗普、拜登等。它相当于中国人之称“老李”“老王”，不同的是，在中国这样称呼是稔熟和随便，不大适于郑重场合；而外国则不然，称“王”称“李”，并不是“老王”“老李”，跟我们称“王某某”“李某某”（隐含着同志、先生之类）差不多，我们经常称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就是这样，是以姓代全名。
所以，称某人“张”，跟我们称特朗普，意思是一样的，后者无非音节多点。称“川普”是另一种译法，称“老特”，那是调侃讽刺。鲁迅先生小说《高老夫子》，写主人公因为“骤慕俄国文豪高君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础，以示景仰之意”，那是讽刺这位卑鄙虚伪的假道学的无知，他不知道“高尔基”就是姓！
至于美国的两任父子总统，人们习惯称之为“老布什”“小布什”，这里面还有道道。欧美文化积淀不如中国久远深厚，命名相对较为宽松随便，老布什全名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英文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小布什全名乔治·沃克·布什（英文George Walker Bush），就是以一袋洗衣粉为“大规模杀伤武器”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那位。布什是姓，爷俩的名都叫“乔治·沃克”，仅仅中名中老子多个“赫伯特”。可能不太好区别吧，故人们以“老布”“小布”称之。老布什的小儿子则叫约翰·埃利斯·布什 （John Ellis Bush)，就比较规范了。
基督教信徒还有“教名”，孩子出生或受洗时由牧师教父或尊长给起的名字，多放在第一位。比如法国著名总统戴高乐将军，一般称夏尔·戴高乐，名前姓后。他的全名有5节：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夏尔”是他的教名。
德国也有“冯姓”吗？
没有，而且更与中国的冯姓无关。
家族文化热中不少朋友文化积累不够，故有此误，而且与观念倾向也有关系。在这“热”中，大家争相攀寻历史上自己家族的大官和名人，以此为家族增光，满足荣耀心里。比如在讨论冯姓“图腾”（实际上应该是“族徽”）时，有人因为冯氏是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之后，据此称自己是“皇族”，主张族徽上应该有龙凤，反映的就是这种倾向。若说皇族，离得最近的朱姓，远一点的李姓，更有资格炫耀是“国姓”。按照这一逻辑，中国多数姓氏都是“皇族”了。再以近代名人论，冯玉祥和冯国璋就不能相提并论，后者为北洋军阀首领，他与袁世凯、段祺瑞、曹琨一样都是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北伐的对象，不该是值得称颂的人物。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猖獗，“老佛爷”“李中堂”“袁大总统”都重现审视，说起笑星冯某，往往要加上“民国总统冯国璋曾孙”的头衔，它反映的不过是三观的混乱。
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优良家风，不能背离唯物史观。
说远了。
带龙凤的图腾（族徽）
德国人名字中的“冯”不是“姓”，但也与姓不无关联。比如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是他的姓，姓名是奥托·冯·俾斯麦（全名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中间的“冯”是德语中"von"的音译，有时也会被译成“万”“封”，标志着他来自贵族家族。这个“冯”既是标志，也相当于介词，表示其“来自……”，炫耀的是过去的辉煌。
德国奥地利的von、法国意大利的de、荷兰的van，后面两个不知道对应着什么单词。von，de，van都是介词，相当于英语的from。说他们是贵族，是因为这类姓全称表示来自哪个大家族的谁谁谁，只有家族显赫才会有这种加介词的姓。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翻译到欧洲名字，可以是世民李，也可以是来自李氏家族的世民。
据说，12世纪条顿骑士团(早期成员都为德意志贵族)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多次获赠土地与城堡。为了和原住居民以示区别，就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个“von”，后面的姓氏往往是封地、采邑的名字。 他们的后代，便继承了祖先的姓氏，“von”这个用法就一直延续至今。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出身于贵族威斯特华伦世家，他的名字写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与马克思结婚后，写成燕妮·马克思。燕妮与马克思终生相伴，携手革命，是一位 了不起的革命家。
所以说，德国的“冯”也不是与姓氏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谈到中德文化交流，我们不应忘了一位冯姓人物冯亚星。冯亚星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是老乡，他有着良好的的文化素养，1816年去德国，后来与德国少女克拉拉结婚，取个德国名字Fredrich Wilhelm Asseng。冯亚星与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有过交往，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把他聘入宫中，专门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冯亚星的后代以“亚星（Asseng）”为姓，成为德国最独特的姓氏，经国王特许，在姓氏中加上贵族标志“Von”——这才是德国人中的真正冯氏后裔。
姓和氏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比文明史远远长得多的人类童年时代，以群婚形式实现自身的再生产，那时人类并无姓氏。传说，伏羲氏开始“正姓氏，别婚姻”。先秦时，“姓”与“氏”是两个不同概念。最初，“姓”是用来表示母系血统的，作为一种符号和区别标志，它是人类繁衍中优生的需要，不像后来那样，主要成了父系财产传承的需要和家庭、门第的标志了。《说文》：“姓，人所生也。”先秦典籍，或谓“因生以赐姓”。蒙昧时代人类“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早期的姓氏，都从女字偏旁，如：姬、姜、姒、嬴、妘、妫、姚、姞，中国的大部分姓氏都源于上古的这几大姓。其实，“姓”是个后起字，本来作“生”，后来才加个“女”旁，成形声字。金文“百姓”作“百生”；荀子《劝学》“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性”亦“生”字。足见，“姓”产生于母系社会。随着姓的迅速分化繁衍，战国以后，人们一般称氏而不称姓了，以后姓慢慢消亡，姓氏逐渐合而为一，逐渐稳定下来，主要成为父系血统的标志。后人常说的“姓”，实际上即指姓氏。旧中国女人多数有姓无名，婚后随夫家之姓，以娘家之姓为氏，称曰“×氏”或冠以夫家之姓称“××氏”，彼时人们还有点“氏”的观念。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有了自己的不依赖于夫家的独立姓名，年轻人已不知“氏”为何物了。
中国因为发展较早，姓氏的合一完成于战国时代，在公元2000年之前。而在欧洲，标示贵族荣誉的“氏”，产生于中世纪的骑士时代。欧洲的骑士荣誉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颇为相似，它与中世纪领主割据、基督教教会的神权统治和持续200年的十字军东征掠夺联系在一起。德国奥地利的von、法国意大利的de、荷兰的van，则是这一时代的历史遗存。塞万提斯《唐吉坷德》的出现，标志着骑士崇拜时代的终结，历史车轮已经行进到17世纪。不过其精神余波会荡漾很长时间，直到今天英国皇室和爵位，依然是人们心仪的无上荣誉。近些年，中国主流媒体上久盛不衰的英国皇室崇拜和“戴妃热”，就是这一现象的产物。
西方的“氏”，作为贵族荣誉标志，比中国出现晚1000多年，至今在姓氏中与“姓”并存，依然保留着似氏非氏的痕迹。
十字军东征
“龟田”“犬养”“我孙子”——日本人的奇葩姓氏
中国人的姓名组成多数是单姓复名或单名，三或两个音节，整齐规范。习惯于这一结构的国人，看日本人的姓名会感到“很乱”，不光音节构成，而且姓氏的意义也很奇葩，比如“龟田”“犬养”“我孙子”等，感到不可理解。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才能不惑。
人类社会发展中姓氏的产生与演变有着普遍性的规律。“姓以别婚姻 氏以别贵贱”，“姓”是用来表示母系血统的，作为一种符号和区别标志，它是人类繁衍中优生的需要。氏，是后起的，“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它是私有制和父权时代的产物，是家庭门第的标志。再往后，才出现姓氏的融合。日本的发展起步晚，没有经过由姓到氏再到姓氏合一的发展阶段。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只有贵族武士才能拥有自己的姓氏。
明治以后人口的迅速繁衍，改变了贵族的姓氏垄断。日本不光人人有姓，而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性氏大国。中国素称“百家姓”，“百家”占百分之87以上。而是日本的姓氏已经有14万个左右，究其原因，它是由姓氏在短时间内高速扩张造成。
现代的日本姓氏来主要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原有姓氏的分化分支，再一个出是明治维新后政府强制推行人人有姓后，日本平民随机选姓的急就章。
第一种情况。比如藤原是一个大氏，分出之后，居住在近江国的藤原氏，便取“近江”与“藤原”的首字，称为“近藤”。居住伊势、远江、加贺的藤原氏，就称为伊藤、远藤、加藤。到了明治8年，从来没有姓的人在取自己的姓的时候，也想沾点“藤”字的光，于是“藤田”、“藤本”、“藤井”、“藤山”、“藤川”、“藤条”等等姓氏就诞生了。
第二种情况。为了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的需要，1870年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平民苗字容许令》，容许平民拥有自己的姓氏，其后，更明令“凡国民，必须取姓”。发展至近现代，氏、姓、苗逐渐融为一体，统称为苗字，在现代的日文中，苗字即“姓”。
于是，人们开始匆忙为自己找起姓来，举国上下兴起一股取姓的热潮。
住在青木村的就姓青木，住在大桥边的就姓大桥，家门口长棵松树的就叫松下，门前有一座山的，就姓山口。有的人住在山脚下，便以“山下”或“山本”为姓；有的人住在水田边，便称“田边”。于是田中、三木、山田、日光、北风、前部、上方、观音，这些中国人觉得怪怪的姓一下子涌了出来。
有点文化的选择好的字眼，如福寿、松竹、龟鹤等。电影《小兵张嘎》的鬼子队长“龟田太君”，许多人以为这是故意给他起的坏名字，其实是误解，因为“龟”长寿，中国古代也把它作为吉祥物，所以龟田并不是孬姓。普通人为应付官方往往随便对付一个，“我孙子”、“猪手”、“犬养”、“猪口”等姓氏，就是这样出来的。日本有姓“我孙子”的，还有一个“我孙子市”。著名撑杆跳高运动员就叫我孙子智美；1932年被极端法西斯分子刺杀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则姓“犬养”；日本有个知名外交家叫猪口邦子，猪口邦子的丈夫叫猪口孝。
除了所居地名，以职业为姓也不少，“味香”、“味美”，可能是厨师，“那妓男”可能是从事服务业，“猪饭”、“服部”、“锻冶”、“古井丸”分别是喂猪、做衣服、铁匠、挖井的。还有的怕官府处罚，以鱼、蔬菜、寺院、职业作姓的。
日本天皇并没有姓，一般名字为"某仁"，前任天皇叫裕仁，现在的天皇叫德仁。在他们的观念坐标里，天皇是神不是人，所以他不会有姓。
不过，日本的姓氏无论怎样奇葩，它与中国的“东郭、西门”“司徒、司马”等的产生是一回事，“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谥，以官，以邑，五者而已”。他们发展晚些，带有点自己特色，说清楚了就好理解。
从戈尔巴乔娃到李双双
对于这一文化现象，既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大，也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近些年，在崇洋媚外风潮影响下，一些中国人居然以起个日本式名字为荣，影视明星姜某就给两个儿子取名为姜太郎和姜次郎。
女子出嫁后随夫姓。如《红楼梦》中老太太是封建宗法家庭的宝塔尖顶，但因为是女性，他只能称“史氏”“贾门史氏”，出嫁前可以暂时有名，出嫁后这些就讳莫如深了，所以林黛玉的妈妈林门贾氏，她在娘家的“小字”就很神秘，只有与娘家走的很近的人如冷子兴，才能知道，原来叫贾敏。他说清后贾雨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的学生遇到“敏”字总是“读不准”，往往是读作“密”什么的，那是避家讳。更多的平民女子，未嫁时除了乳名，就没有小字了。
戈尔巴乔夫妻子赖莎·戈尔巴乔娃，勃列日涅夫妻子维多利亚·彼得罗芙娜·勃列日涅娃，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娅·特朗普，拜登妻子吉尔·拜登，俄罗斯的女性名字还要“变姓”。这都是妻随夫姓，这是千百年的传统。
在香港政商界女名人或名人妻子的名字，往往冠以夫姓，如陈冯富珍、范徐丽泰、叶刘淑仪、董赵洪娉等，蒋介石的妻子叫蒋宋美龄，比起欧美的妇随夫姓来，这是一个巨大进步。这说明，在中国上层，开始改变妻子对丈夫的完全依赖，但是还留下一个封建尾巴。对待这一现象，要有民族文化自信，不要一沾上洋味港味就以为是“先进文化”，趋之唯恐不及，至少从理性上要保持清醒。
直到新中国，妇女才开始脱去封建桎梏，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姓和名。这在根据地时代，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如小芹和刘巧儿等，到了建国后，李双双更是妇女独立自主的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前资本主义残余清扫得比较彻底，这本来属于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后来搞“市场经济”就容易得多，招商引资、土地流转、产权改革等才能够顺利推行。而许多亚非拉国家，比如印度，种姓制度还严重存在着，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正“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呢！
西方国家多数名前姓后，姓氏后置，中国古代也曾有过。比如《秦晋崤之战》，“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秦师的三位主将，就是先名（字）后姓，孟明、术和丙是名（字），视、术、丙是姓氏——百里是他的氏，孟明是其字。
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中，民族融合也影响着姓氏的演变与融合。比如中国，大分裂大动荡时代往往也是民族大融合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会如此。北魏的历史，就是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不断汉化的历史。从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到孝文帝拓跋宏及其祖母冯氏，一直极力推行汉化改革，他们连皇家的姓氏拓跋也改成元。像慕容、宇文、长孙、尉迟、万俟、元等姓氏，多来自少数民族。
满族的八大姓，佟佳氏、瓜尔佳氏、马佳氏、索绰罗氏、齐佳氏、富察氏、纳喇氏、钮祜禄氏，均为本民族独有的姓氏，在交流融合中，他们往往变为佟、关、马、索、齐、富、那、郎等。
我是正黄旗的
近年在京城和广州，出现过满族老头老太霸座硬买车票现象：“我是大清的王爷，你这个奴才竟然敢违抗我？”“你们这些平民祖上都是大清的奴才，现在为什么忘了自己的祖宗？”他还要求国家把故宫还给她们。这是回潮中的一个可笑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