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66 宪之：家谱社会功能的历史演变
母系时代,“姓以别婚姻”是血缘的标记，不是科研出来的，而是千百年生活经验的总结，人们慢慢知道“同姓不婚”的原则，而且慢慢上升为伦理共识。“同姓不婚”，是最初的划分，随着人们经验积累的增多，区分还越来越细，婚姻的禁忌越来越多，一直到群婚制的彻底解体。
家谱是父权时代的产物，它适应父系传承，记录着父系血统，是财产传承的依据和标志。千百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家谱的形式和社会作用也跟着变化。
从社会功能看，家谱的历史演变可以说经历过4个阶段。
01 世卿世禄时代
所谓世禄世卿，就是最高统治者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自己的亲属；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权力，分别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贵族手中，而且世代相传，不能随意任免。这种世禄世卿制度，是与当时的宗法制和分封制相适应的，其主要特征是嫡长子继承王位，余子分封，逐级逐层类推下去，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体系。中国旧时代严格区分嫡庶、昭穆关系，就是那一时代的产物。《红楼梦》中，探春只能称自己的生母为“姨娘”，她的亲舅舅赵国基也只能给贾环当跟班，依然是奴才——这就是主奴嫡庶关系。这一等级宗法秩序，必须严格严谨遵循“遵遵亲亲”，一丝一毫也不能“逾矩”，否则就会“礼崩乐坏”，破坏统治秩序。“克己复礼”“不逾矩”“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孔子把“礼”看得如此重要，原因就在这里。西周东周维持了800年的统治，靠的就是这个超稳定的结构。
与这一时代相适应的是甲骨文和钟鼎文。后人所能看到的，基本上是些断简残篇中王侯断续的简明世系。
02 氏族门阀时代。
世家大族谱谍官修，是选官的依据，也是联姻的依据。
世卿世禄时代，传承的制度是不言而喻的天生原则，谱谍只是一种记录。秦始皇统一中国，以郡县制取代世卿世禄制，开拓了历史的新纪元。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为中国的大一统模式奠定了基础。不过任何新事物的确立都要经过许多曲折反复，不会一次完成。秦以后的封爵制度，在逐渐弱化中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终结。
汉承秦制，但开国之初却大封诸侯，局部出现了了历史的倒退，是世卿世禄制度的局部延续。解决了异性诸侯和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才巩固了中央政权。诸侯之外，汉王朝选官实行的是察举制。察举制看起来是选贤与能，实际上却为地主阶级和世家大族所垄断，结果弄得“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袁绍四世三五公，代表的就是豪族的力量。
汉末大乱，曹孟德横空出世，力矫时弊，提出“用人唯才”，打破了豪门世家的政治垄断。但他终生也未能破局，曹操死后，曹丕为了篡汉获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制定了“九品中正法”，开启了豪门士族垄断政权的新时代。
“九品中正制”，将选官制度交给世家大族垄断，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曹魏政权成在“九品”，也败在“九品”。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士族将曹家推上了代汉的政治舞台，后来也将他们联手抛弃。司马晋政权东都后，宋齐梁陈政权“依样画葫芦”。不过，政权易帜，但世家大族的统治未曾改变。
门阀士族二百多年的统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形成根深蒂固的优势。
刘禹锡怀古诗“旧时王谢堂前燕”不愧千古名句，“王谢”作为豪族世家的代表，具有极高的典型性。王谢不仅是东晋时代世家豪族的代表，而且是历史上垄断文采风流的豪族的代表。“王与马，共天下”，表现的就是这一时代皇权与世家豪族联手统治的基本特征。
出身世家豪族，不愁没有清要官做。这一制度根深蒂固，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世家的崇拜迷信。为了维护家族垄断，国家设立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编修和保管工作。族谱是组织部门使用和提拔干部的法律依据，即使是皇族，因为不是世家，也难免心理上受到压抑。寒族向世族联姻难于攀龙附凤。宋武帝刘裕的舅舅路琼之的孙子拜访王僧达，因为出身寒门，“僧达不为之礼”，太后很生气，皇帝都感到无可奈何。军功出身的寒族人想找到门路攀附王谢高门都难于上青天。不是士族出身，无缘进入高层。钻营者费尽心机不择手段攀附士族大家，包括找关系伪造家谱时有发生。不过一经举报，就会受到严肃处理。南齐时，王泰宝通过行贿企图以篡改方式加入琅琊王氏族谱，被人举报后当事人被捕入狱差点处死。
03 科举时代之一：隋唐时代
家谱是出身显要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经过200多年的战乱，一些士族衰落了，一些士族崛起了，总体上受到很大打击。隋文帝统一中国，开始推行科举选官制度，为庶族地主进入政权敞开了大门。
李唐王朝依靠关陇贵族取得政权，他们自然是最亮眼的存在。江左士族开始衰落，山东士族依然根深蒂固，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魏徵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传统观念是他们的优势。为了巩固既得的优势，贞观6年唐太宗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高士廉观念陈旧，依然把已经败落的山东贵族如清河崔氏、荥阳郑氏等列入一等，这一做法受到太宗批评，他才从现实出发将关陇贵族列为一等，以李唐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山东氏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氏族志》的刊正提高了李氏皇族的地位，扶植了创业新贵和庶族地主，压制了旧士族势力，加强了皇权。
这种局面到武则天时代有了进一步的改变。武则天出自寒族，她通过不断打压李唐王室扩大自己统治的社会基础，为庶族地主参政大开方便之门。她要用新的等级秩序取代旧的秩序。为此，武则天着手修《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入流。这做法受到旧士族的抵制，他们将《姓氏录》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时代变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门阀意识依然根深蒂固。
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门阀观念依然严重存在着。
武周政权虽然失败了，但庶族地主的崛起却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通过科举考试，封建王朝统治的阶级基础扩大了。
千百年来，官修史书和稗官野史都用“宫斗”之类模式，诠释武则天时代的政治斗争，其实那是很浅薄的，它遮蔽了社会变化的真正史内涵。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千古名句出自中唐诗人刘禹锡之手，不是偶然的。经历过武则天的“革命”，以王谢为代表的的士族时代的的确确成为过去时，盛唐晚期的杜甫，就已经咏出了“王谢风流远”的诗句。
从王谢时代到贞观《士族志》，再到武氏《姓氏录》，它反映着旧的士族政治一步步的衰落，科举制度为地主阶级的参政敞开了大门。
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04 科举时代之二：宋明时代
敦煌幸存文献所载韦庄《秦妇吟》
经历了唐末农民大起义和此后的五代十国割据战争，豪门地主阶级的势力遭到致命的打击。黄巢起义是一次全国性的阶级搏斗，长安失陷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韦庄的《秦妇吟》记载了这场斗争的残酷性。黄巢失败后，继之是持续七八十年的五代十国的分裂战乱，对于老旧豪族来说，是一场大劫难，也为社会发展清扫了地基。
王谢时代，士族阶级靠着血缘关系垄断政权，维持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生态。那个时候，家谱有着至高无上的政治作用。唐代以后，以《氏族志》为标志，评判家族等级的标准，不再是家世血缘，而是现有的社会地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家谱的社会作用改变了。
在唐以前，平民阶层没有祠堂和族谱。对于祖先，他们只能“祭于寝”，也即在自己家里祭祀；家谱自然也是没有的。蜀汉诸葛亮去世后，百姓怀念只能祭于野，后来为了疏导民意，经过朝廷批准，才允许在沔阳也就是今天的定军山立庙，规定统一到那里祭祀。至于成都刘备惠陵的“一体君臣祭祀同”，那是后来的事——民意胜过礼法，如今，人们一般不说是君臣合祠，径把它称作武侯祠了。
唐以前的族谱面向士族由政府主修的，是区别门第、选拔官吏的依据，有着严肃的政治法律意义。从宋代开始，平民阶层也开始修撰家谱了。宋代修谱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与选官没有关系，故官府不再过问。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民间。
宋代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因为唐末五代之乱旧谱亡失，远祖世序难于追寻，也因为新兴家族未必就有往昔的煌煌，所以欧阳修和苏洵等新编的家谱都采用“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也即只叙五代。官二代、三代，追溯五世，也就够了。
科举制度是冲破士族门阀垄断起着关键作用，无论豪族庶族，只要高中，立马平步青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寄托着读书人的梦想，道尽了进士状元们的风光。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更大范围平民修谱，是明清两代。
元明易代，又是一次全国规模的大动乱，又是一次“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人口大量损失。朱元璋统一后，实行全国规模的大移民，“要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以致洪洞大槐树成为六百年来中国人最深刻的移民记忆。明代大移民后，族谱修撰才真正普及，多数家族的世系也从明代开始。
封建时代地主豪绅是统治的依靠力量，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官方对以地主豪绅为基础的家族统治非常支持，所以对修家谱也大力提倡。“神权、政权、族权、父权”是旧时代维系统治的四根支柱，彼时族长有权处置违背国法家规的族人，妇女不能进祠堂，失节者可以沉湖处死，所以追求恋爱自由会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大主题。鲁迅的名著《祥林嫂》，就是反映这精神枷锁对妇女的毒害的。我们今天修谱的社会功能，应该是敦亲睦族、弘扬优良家风，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