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45. 【大地情深】用脚书写繁峙华章——记三十多年倾情地方文化整理研究的李宏如（下）
策划/《历史记得你们》编撰组
本集文字/康所平
撰 联/马 克
制作/大地情深
他没有一枚奖状
滹源大地却遍布贤声
他不会骑车
靠两只脚几乎丈量了繁峙所有的村庄
文物古迹佛乐树木都是他心中的宝
他不论为官为民浮沉升降
干什么都卓有成效对的起良心
他不是佛教徒
所作所为比佛陀还佛陀
耄耋之年心脏安了五个支架
依然行走在奉献修行的路上……
这就是李宏如
一个被百姓称作用脚书写繁峙华章的人！
——大地情深
重印点校三本古县志
2003年始，李宏如先后主持重印了万历版、道光版和光绪版三本《繁峙县志》。再版时，不仅将原版的竖行改为横行，繁体字变为简化字，主要是添加了标点和注释，尤其是指出了原志中的错讹之处。1990年，他上县志办公室第一次看到道光版的《繁峙县志》，复印了一套，回去本想一饱眼福，却看不懂没有标点的古文。“我不仅想知道繁峙的现状，还想了解她的历史……我既然得到，就不忍因看不懂而轻易放置”（重印道光《繁峙县志》前言）于是，他产生了标注志书的想法。他自我调侃：“别人注释是因为能注，而我注释是因为不懂”，阅读也罢，注释也罢，将原文断句却是第一步。他在等待时机。直到1998年，兴育中学聘请来的专教古文的张仲贤老师，牺牲了一年的节假日休息时间，才帮助他完成了道光版和光绪版（后来找来的）两部县志的标点。发现万历版《繁峙县志》对他而言，可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那是1991年4月28日，原副县长张鹏同他前去梁家庄村的张宣诚家看张氏家族的先“容”，他顺便问起梁家庄的村史，张老先生告他，梁家庄不知始建何时，不过，家里有一本明朝的《繁峙县志》，上面已有梁家庄村的记载，这书是村中一位姓刘的孤身老汉晚年交他保存的。当时，书纸就已发黄，那年他20岁上下（1943年左右）。“文革”时期，他将书藏于屋子顶棚，才得以保全。这是一本毛边竖行书写，没有封皮也没有目录，只有25页的麻纸手抄本县志。那时，李宏如正搜寻研究繁峙历代县志，道光版、光绪版的都已收齐。从已有文献中得知明万历十五年曾修有《繁峙县志》，这次偶得，他“如获至宝，喜出望外”（重印万历《繁峙县志》小引）。他先将复印件寄山西大学历史系李裕民教授，后又送去原件。
据李教授考证认为，“此志为明万历《繁峙县志》，清乾隆有所增补，民国除手抄，是海内外仅见的珍本、孤本，对研究明代历史以及山西地方史，均有较大的史料价值，许多内容出乎道光志之外，是道光志和光绪志所不能取代的。”比如，“（它）可补正道光《繁峙县志》的脱误。如刘应文《繁峙县新建庙学碑记》、王坦《重建繁峙县治碑》，道光志删去数百字，此本则完整保存。又此志收录《繁峙县新建城池碑记》两篇，道光志仅录其一。此志涉及少数民族的记载，道光志多作删改，如王坦《繁峙县志序》中说到嘉靖间鞑靼侵掠等四句话，道光志全部删除。关隘门中平刑关、太安岭、北楼口、小石口、茹越口、马兰口，均记载明代蒙古攻掠之事，可由此看出各关口的军事价值，但道光志几乎全予删去。”（重印《繁峙县志》序）后李教授为其作校记300余条，并撰写成论文予以发表，他还建议县政府在1995年出版新《繁峙县志》时附带出版，因县财政困难未能如愿。
转眼到了2003年，那年李宏如已65岁，他担心“再不印恐成憾事”，他决定借款出版。重印时，他根据积累的碑记和实地调查所得资料，对一些已消失或更改的村名、地名作了详实的注解，对繁峙十景依道光版《繁峙县志》作了注释和补充。原估计售书能收回出版印刷成本，其实不然，虽朋友们尽力帮助售书，末了一结账，仍差1万多元。2005年，李宏如因患白内障，视力下降，看书吃力，但有生之年定要完成重印另外两本县志的强烈愿望驱使着他，他仍然坚持每天边看、边查、边记，历经半年时间，道光版县志初稿终于脱手。他又请李教授审阅，李教授帮助修改书稿200余处，其中修改注释30余处。全书注释1600余条，纠正原版错误130余条。2006年春，他又着手整理注释光绪版《繁峙县志》，并且对照万历版县志（当年修光绪版县志时，已见不到此志）发现了其在地名、村庄、古迹等方面的不少疏漏之处，比如：光绪志中《地理志·沿革》卷载：“隋开皇十八年始置繁畤县，于今县东六十里大堡”（1994年版《繁峙县志》也沿用了此说）。此处的“大堡”指今砂河镇代堡村，而道光版县志未有此说，此说显然始于光绪志。查万历版志，在其《繁峙县志·舆地》载：“隋，复置繁峙，隶代州，县治在今滹沱河北大堡村之后，圣水村之北，有基址焉，今谓之古城”。他探究光绪志所以有此说的缘由，“这是因为万历志散失多年，圣水头村附近的大堡村也早已不存，凭‘大堡’与‘代堡’村名相近而臆造的。”他又结合自己对砂河镇代堡村、圣水头村故城遗址的实地考察以及《冯氏墓志铭》文中“故城村”的考证，得出了“隋代繁峙县治应在圣水头村附近的大堡，而不是县东六十里的砂河镇的代堡村”的结论。在整理时，他发现光绪版志的清代疆域图中，峨河水系的五条支流，只绘了茶铺、峨岭、二茄兰3条，另外较大的2条禅堂和大东沟的却没绘上。这两本县志的出版也颇为不易。道光志是于2005年由繁峙县的企业家白计平助印的，光绪志则是于2011年由秘魔岩的住持义祥法师和三位居士筹集5万元资金助印的，这既令李宏如感动，又难免使他感慨万分 “由佛教界赞助印刷县志，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事情”（重印光绪《繁峙县志》前言）。
文物研究保护及其他
1992年7月，繁峙县工人在县城南1公里处的杏园村西施工时，掘到一座砖石券顶墓，内有已朽腐的木棺一具和几截骸骨。随葬品有常州制造的方形铜镜一面，瓷碗数件，铜钱数枚，均已下落不明。唯剩冯氏砖志一方，长宽各33厘米，厚5厘米，内有志铭10行，满行11字，楷书。从铭文看，墓主人为冯氏，葬于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撰者为冯氏之子宋伟。宋伟的祖父为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名句，就出自宋祁的《玉楼春》一词，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史学家，曾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宋伟的父亲为宋惠国，“史籍并未见宋惠国在繁峙活动的记载，其妻为何葬在繁峙呢？”（《繁峙碑文集·冯氏墓志铭按语》）这令李宏如颇为不解，他推测，或许冯氏为繁峙人，或此地有至亲？
砖铭中最值得探索的是地名“武州乡故城村”，它为解决葰人县的地点提供了证据。其后，由李宏如提供资料，李裕民教授执笔的《北宋冯氏砖志考》论文，发表在《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上。文章旁征博引，砖铭提及“墓在故城村西南”，按圣水头东，当地居民称之为古城沟，说明古代当有城址。墓在该地西南二公里，地理位置相当，而墓地附近再无别的古城可寻，从而得出：“则古城村必在今圣水头的古城沟一带，它应是汉葰人县的故址”的结论。早在1990年4月（农历），金山铺乡上浪涧村村民段计命在新建窑院内修理厕所围墙掘地70厘米深处，挖出一堆金银器皿和一个瓷瓶，几天后，古董商以废铜废铅价买走了20千克（件数不清），剩余的20件本应归文物部门却归了县公安局，最后交忻州行署公安处。被商人买走的器物中有一大圆盘，上有长篇铭文，据一村民所录，其内容为：“咸通十三年（872年），文思院造一尺二寸银白成盒盘一具，重壹拾斤、展计壹佰陆拾两，实打造；小都知臣陈景夫、判官高晶大臣刘虔诣、副使高品臣高师厚、使臣弘声□□”。据几件文物和抄录下的铭文，初步认定，这些金银器皿，当是文思院于懿宗咸通十三年（1872年）至僖宗乾符、中和年间，由陈景夫、高骈等众官员为皇宫打造的御用器具，与1987年4月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为同一时期、同一类型、同属文思院打造，其物件中的伸颈回首鎏金银龟盒的造型比法门寺出土的那一个还精美，其考古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他琢磨，这些珍宝为什么会埋在盛产黄金的义兴寨和上浪涧村附近？或许这些金银就产于繁峙，且就地加工后运往皇宫？他后来又请教李裕民教授，经考证，认为这些银器不是同一时期造的，也不是同一单位（文思院）造的。它虽然埋在繁峙，但并非是在繁峙造的。它很可能是有人在战乱中非法获得这些物品，又遇险埋于此地，后来死于非命，这些物品下落再无人知道，直到今天才重见天日。
后来，由他提供资料，李教授撰文写出了《繁峙上狼涧村发现一批唐代金银器》一文，在2006年《文物世界》第5期上发表。其所得结论之一曰：“文思院不始于宋太平兴国中，而是早在唐懿宗年间咸通十三年（872年）已经设立，比以往文献记载提前了100多年。”李教授认为，山西历史上很少出土有长篇铭文的大量的唐代金银器，繁峙这批金银器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其文物及史料价值甚高。期间，为了解其详细情况，李宏如曾先后两次去下狼涧村调查。直到二十年后，李宏如对此仍耿耿于怀，他在《我的日记》2010年的按语中写道“不知道这批文物是否归了它应该去的地方。”以上两篇论文发表时，李教授均署他们俩人的名字。
李宏如对家乡出土的文物确有一种特别的感情。1991年，下寨村的张青娃挖山药窖时出土了一批锅、锄、犁铧、犁镜和佛教使用的铙钹、降魔杵、法铃。张青娃请李宏如去看看。老李去了他家，发现这批文物不是近代之物，最晚应在宋末，建议他交文物部门。张青娃是想卖，不想上交。老李当时正在研究繁峙的佛教音乐，这些佛教乐器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它能证明我县古代就有佛教音乐，老李便贷款1100元买下这些东西，并立即向文管所作了汇报，想让所里出了这1100元收下，所里一是可能没钱，二是地区文管处的同志认为是清代遗物，未引起重视。老李又拿到山西大学考古系进行鉴定也没有结果。后来正觉寺修复后，老李无偿地交给了寺院展厅。繁峙石佛寺，历史悠久，但因缺乏物证和文字记载，难以稽考。
2007年，石佛寺重修龙洞，在清理废土时发现一尊无头佛像腹内装着一卷很旧的纸，当事人拿来让李宏如看，原来是佛像开光时腹内装的经卷（《梁武忏》部分）和上书《装脏记》的一张麻纸。从《装脏记》知，装脏时间是天会七年七月十五日，装脏人是大砂村赵诚。但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天会七年，一个是五代北汉天会七年（963年），一个是金朝天会七年（1129年），对此，李宏如作了一番谨严的考证，得出“装脏时间当指五代北汉天会七年（963年）”的结论，且此经卷比《装脏记》至少早百年以上，应为唐代遗物，而石佛寺现存最早的碑记是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经卷的发现，使石佛寺及其龙洞的历史推前了600余年。后此论文他以《石佛寺出土的古代经卷简析》为题发表在《五台山研究》2012年第1期上。对于保护文物一涉及到钱，李宏如多半是有心无力。当李宏如见到经卷时，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心下就思忖，可千万不能让它流失。但两位当事人的意见是拿到北京鉴定，想变成现金用来维修龙洞。他只得请朋友穆新成帮忙。最后，由穆新成拿出3万元作为维修费用，将留下的经卷交给了县博物馆。
除此之外，三十多年来，李宏如还断断续续地收藏了一些文物，比如石器时代的石斧、陶片、圣水头霍人遗址出土的秦汉板瓦、安头村出土的北魏时期的筒瓦、岩山寺和鳌子头兴福寺的唐朝滴水，还有第七世章嘉活佛手书的大字等几十件，待由他主持修复的县城正觉寺于2009年完工后，他便在寺院内专门辟出了一间小展厅，将这些物件悉数陈列，交由寺院管理。他是想“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参观，通过参观文物，了解家乡的历史……让他们树立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让他们增强自信心”，用心可谓良苦矣。2018年一日，他偶尔打开百度网，看到在“解扬”条目下有如此文字“解扬原籍晋国霍邑（今山西霍州）人，字子虎，所以人称霍虎……史载有‘解扬守信’的故事”，显然，这里将“霍人”解释为“霍邑之人”。解扬到底是哪里人？以此为话题，李宏如撰文，通过追溯霍邑和霍人邑的历史沿革及时间上的比照，最后得出了颇有说服力的结论解扬是繁峙名人”， 此论文以《繁峙名人——解扬》为题发表在2018年5月13日的《史志山西》微刊上。
对家族宗谱的考证，也是李宏如整理地方史料的重要内容。他在调查本县钟文、碑记和家谱时，发现有的家谱中的人名常常出现在古代钟文和碑记中，比如，他通过宝藏寺铸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的铁钟铸文与民国年间的华岩《梁氏宗谱》，将梁氏一至三世的传人进行比对（完全一致），由此推断出梁氏迁来繁峙更接近实际的时间——这不仅仅是梁氏家族的历史，从中也可窥见繁峙历史之一斑。他以鳌子头村附近村庄、寺庙（共涉及6篇碑文及梁记）的邢氏踪迹与《邢氏家谱》及其提供的有关资料，考证了繁峙邢氏的源流；他从岩头村《陈氏家谱》的有关史料记载，推断东义村（县志只有西义村的记载）当毁于刘迁造反时期……他之所以这样关注钟文、碑记和谱牒，是因为“其中蕴藏着有关我县历史地名、村名、经济、文化、民俗、信仰、家族史、移民史、工业、商业、农业、军事等大量的历史资料，是散落在各处的一部历史文库”（《随感与友情》第43页）——这是他后来总结的。其实，收集与繁峙有关的人和事，早已成为他生活的重要内容而成为一种自觉。
1990年的一天，他去齐城村下乡，村支书谈到村里一家姓周的，祖上是平型关当年的守将，至今家里还保存有圣旨——这引起了李宏如极大的兴趣。那天，碰巧周家人没在，故没有见到实物，但他一直搁在心上。两年后，他又专程登门拜访周家，才看到并全文录下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制的圣旨和另一份残缺的圣旨。1990年7月的一天上午，他去县医院针灸完返回，路过街上一古书摊子，见有两本残缺的古书，内容分别是全国各县的知县、教谕等官员名录和纳税金额，他有意买下，一问要价，买不起，他便把有关繁峙县的内容抄录下来。诸如此类事情，不胜枚举。他读《寺庙与官府——明清五台山的行政系统与地方社会》（韩朝建著）一书，书中提到在《四库全书》中有元末进士李继本撰写的《曲河轩记》文章，其内容是记述繁畤县曲河村（今下茹越村）的山水人物及生产、生活片段。他欣喜异常，连忙找来《四库全书》，将此文摘录下来。他偶尔在民间发现一张民国繁峙地图，因民国年间繁峙未修志，而1995年和2014年《繁峙县志》两度重修又未收录，他如获至宝，便复制下来。一次回村，村中一位老者给了他一本《农商杂字》，32k本的，只有十几页，很薄，相当于小学生的识字课本，是鳌子头村的名叫石喜的人抄写的。这本有点残破的小书，在别人眼里也许没多大价值，可李宏如认为，从中可以了解到本地的方言、特产，2016年，他又将其整理出来。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宝贝。
他还收集整理过一本《繁峙谚语》。它就像一只永不知疲倦的蜜蜂，辛勤地采集着家乡人文的点点滴滴。
漫录正觉寺
20182018年3月，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李宏如的又一力作《漫录正觉寺》付梓印行。《漫录正觉寺》，分“历史遗迹”“民国时期的正觉寺”“粮库占用时的正觉寺”和“重建后的正觉寺”4章。其中“历史遗迹”和“重建后的正觉寺”部分内容较多。“重建后的正觉寺”一章包括重建的时间、因缘、人员、资金和建筑物。作为重建正觉寺的主要亲历者，李宏如认为有责任把这些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参考，也可当作重建正觉寺的工作汇报。他甚至推及，如果每一个村落、寺庙和大型建筑物都有详细的记载，那将是对地方志的最好补充。正觉寺今在繁峙县城内，过去亦称正觉禅院。原在故城西关（今繁城镇杏园村)，始建年代不详。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知县涂云路将县城从滹沱河南岸迁于今址。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知县张明献将正觉寺迁于新城中央，即现在正觉寺的所在地。1946年7月4日繁峙城解放，在这年冬天的“土改运动”中，佛像被毁，僧人走散。1947年将正觉寺改作粮站，大雄殿成为粮库，后来，又更名或增设粮食管理所、城镇粮油供销经理部、粮食加工厂、粮油门市部、家属宿舍等。2005年归佛教界管理并负责恢复重建。重建正觉寺历时4年5个月，工程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5年5月31日至2007年年底，由繁峙县佛教协会副会长释玄护（号如一）负责。在玄护师负责期间，首先是协助县粮食部门（时任县粮食局长为白艾林）的搬迁，其次是拆除了计划拆除的房屋，还自筹资金一百万元于2006年建起了牌楼，2007年建起了天王殿，为重建正觉寺开了好头，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从2008年初至2009年10月底，由李宏如负责。其实，重建前期，李宏如并不愿意参与此项工作——虽然他赞成正觉寺归佛教界管理，玄护师和关心重建正觉寺的朋友也曾多次劝他参与正觉寺的重建工作，却都被他谢绝，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他当时正负责岩头乡大东沟村古北台的重建工程，更主要的是怕正觉寺的工程大，又在县城中心，他自觉年龄大不能胜任。后来，一次他携妻子偶然游览正觉寺，改变了这一想法。2006年10月22日上午。当时的正觉寺，大部分房屋已经拆除，只留下破败的旧大殿、未完工的新建牌楼和几间待拆的破房，到处是残垣断壁、破砖烂瓦和废弃木材，再加上空旷无人的院落，以及满院枯草，一派萧索。当他们走到旧大殿附近，见大殿开一小门，有一妇女进出，问其原因，始知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一，她是居住在附近的佛教徒，来此供佛。大殿基本还是作粮库时的样子，没有窗户，光线很暗，也不干净，靠东西墙壁放一些杂物，北墙挂一张塑料布喷绘的释迦佛像，像前置一破旧的长条木桌，桌上有刚才摆上的供品和香烛，桌前放一跪磕。因为殿内空气不好，短暂逗留，随即离开。
这次来正觉寺，对他触动很大，他想，正觉寺归佛教界已一年有半，但重建工程进度不快，如果不能尽快完工，不仅影响市容，也会影响繁峙的形象，附近市民恐怕也有意见。“不知为啥？我却产生了一种愧疚感和责任感！觉得玄护师多次劝我参与正觉寺的重建工作，我执意不肯有点不妥……于是产生了参与重建正觉寺的想法。”（《漫录正觉寺》）重建正觉寺最大的困难是缺资金，而玄护师只能边募化边施工，工程不能全面铺开。他自己既无钱又无筹钱能力，于是李宏如想到游说他的挚友穆正荣家的二小子——因受其父影响，二小与李宏如也成了忘年莫逆之交，因为二小与县内知名企业家白计平关系要好，他想通过二小动员白计平赞助重建正觉寺。第一次游说没有成功，又拖了一年多，直到2008年初，二小才答应下来，但有一个条件即只有李宏如负责工程，他才肯帮助筹款，别人则不帮。于是玄护师退出，李宏如遂接起了重建工作。事有巧合，正当他准备接手重建正觉寺时，2008年1月20日，县委书记武德同志在离退休干部座谈会上提议，让他从社会上筹资重建正觉寺。有了领导的支持，李宏如的心里更踏实了，他先后以个人名义印发了《关于全面维修正觉寺的倡议》和《致全县工商界的一封信》，发动群众捐款，同时很快组织起了维修正觉寺筹建处，联系工匠、设计绘图、购买木材、搭建工棚，于2008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一）正式开工。经过一年努力，当年新建殿堂房屋80多间，大小照壁10个。2009年又维修了旧大殿，并完成了铺院、彩绘、水暖、电等扫尾工程。2013年3月5日，国务院公布正觉寺大雄宝殿（旧大殿）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2009年正觉寺重修竣工之后，他就有整理正觉寺史料的想法。之前，他在调查县内的寺庙及各寺的碑刻、梁记时，曾收集了一些正觉寺的史料，这次又直接参与了恢复重建，但因故一拖就是8年。其间，他三次住医院，一次切除胆囊，两次心血管放置支架，“若不是现代科技手段和孩子们出钱治疗，早已一命鸣呼，我的这一想法也只能带入地下” ，他打趣道。一转眼，他已80虚岁，“趁天赐年寿，重新收拾资料、图片，汇集成册，名曰《漫录正觉寺》。”（《漫录正觉寺》）——这本书是在时任县委书记孔保宝的支持下，由县政协印刷的。“我所以整理正觉寺的历史资料和记载重建时的情况，一是觉得正觉寺有些可记的史料，二是在调查文物古迹中懂得史料的珍贵，如果现在不记，将来就无法稽考，记载重建正觉寺是我们亲历者的责任。”（引文同上）——这当是他编纂《漫录正觉寺》的初衷吧。
为繁峙古树立传
2018年春天一日，李宏如走进了时任繁峙县林业局局长韩宏恩的办公室。他说，想利用下乡看村的机会，顺便再做些古树的补充调查，要是有个别遗漏的，也可弥补一下——他知道，县林业局于2009年已组织专人对全县的古树进行了调查登记，韩局长答应得很侃快，还让他与分管古树的梁桢同志联系。临走，韩局长送老李1套《山西古树大典》(上下册)。他从2018年至2020年，历时3年（实用300多天），跑了350多个村，自费登记了全县近50个树种的800余株古稀树木，并编写完成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林木专著。调查期间，有的地方有古树却无车路，需步行几十里山路；有的古树长在悬崖峭壁，没有道路，只能邀请当地村民带路才能上去。那次，去岩头乡大西沟，由他侄孙开车，他的儿子建平照相，从村子里用了一个向导。那棵古松就长在两边齐茬茬的崖顶上，从沟底爬上，接近崖顶时，小径很窄，他赶紧喊住侄孙返回——这样的山路年轻人毕竟没有走过，很危险的。果然，侄孙说自己当时确实有点胆寒。
老李搞调查，他坚持不扰民，尽量不给村干部添麻烦。出门，他多是带点干粮，哪儿方便哪儿吃。有时在野外，到饭点啦，就找个有水的地方吃。那次，去大宋峪村调查树，村里有个街心公园，老李一看，又有水，又有坐的亭子，说，就在这里吃吧。同去的儿子建平还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这怕啥？一个认的人也没有。要是有相识的人，人家招呼邀你回家吃吧，说不定咱还有点不得劲儿呢。他们父子就在街上开饭了。2020年11 月中旬一日，老李听人说，伯强发现一棵稀有树种，他迫不及待地让知情者段长虹做向导，同几位朋友前去调查。因为树长在悬崖陡坡上，又加之地皮冻滑，他脚下一个趔趄，身子后仰摔倒了。缓缓地站起，肋间一阵剧痛。当时，别人没有发觉，他也未告别人，他坚持着，和大家一块将那棵树的胸围、树高、冠辐一一量毕，并将其所处位置的坐标、海拔认真记录，又拍了照——这些是调查惯例。回到家，他没敢告诉老伴。过了10天，肋间的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痛得更凶了。后来一拍片，才知道有一根肋骨摔断了。
调查古树，最难确定的是树龄。省林业厅的《古树名木评价技术规范》，只是按胸径估计树龄。由于树种、环境、管理的不同，所估树龄与实际相差甚远。这次定树龄，老李不但看胸径，还访问老者、参考碑记和观察树相——老树必有老相，他认为。岩山寺院中有4株金代油松，据金大定七年(1167)石雕香炉的刻文：“正隆元年(1156)栽松树人李旺、李口记”，以及此松之长势、寺庙史和地理条件，老李推断这几株松树应植于正隆年间，树龄860年。金山铺乡新坊村平梁，五台山森林管理局国有林场内有一株最大的落叶松，被当地群众称为树王，已录入《山西古树大典》，书上记载树龄为1000年，县林业局却登记为300年。于是，老李于2020年9月12日进行了实地调查，据村中85岁的高姓老汉讲，此树最多200-300年。老李观其树形也不像千年古树，对1000年树龄之说，他认为值得商榷。调查完成之后，有的朋友建议他整理成书，或许能起到宣传和保护古树的作用。他当然乐意，只是自己毕竟是个林业外行，自觉难以胜任。于是他翻寻《辞海》，查阅《山西古树大典》，有些实在查不到的树种只能按村民的称谓记录。最后他又请县林业局总工杨彩兴同志做了修改审定，心里才踏实了许多。因为每株树木需要拍照，调查时间一般选在树叶茂盛的5—9月,不过也有例外。
那是《繁峙文史·古稀树木专辑》二稿回来后，他发现白坡头的油松当年林业局登记时，没有坐标和海拔，全书唯独这棵树缺项，显然不合适。他赶忙和儿子建平前去补测。时令已是严冬，白坡头风头又高又猛，建平里头穿了小棉袄，外面套了大棉袄，戴了一副耳掩、捂了一顶帽子，全身裹得几乎只留下两只眼孔，上到白坡头的山顶上进行测量……估计那天的气温在零下二十度左右。这本书于2021年终于面世了，是由县政协以文史资料印发的。老李登记的古稀树木，加上林业局已调查的共有1000余株，对数量较多的榆、柳、杨三种树，择其胸围300厘米以上者入编。收录该书的树木共有500余株。全书分油松、柏树、云杉、国槐、榆树、柳树、杨树、其它树种八章共45种。每章以树木胸围或生长地排列。书中的每一棵树他都以表格的形式作了介绍（包括位置、坐标、海拔、树龄、树高、胸围、冠幅及调查时间和调查人），可谓“眉清目秀”。有的甚至还兼及历史掌故，比如在介绍岩头乡清凉桥落叶松时，他讲到清凉桥落叶松有古林和现代林两种，古今林面积共约500亩。寺后面的一片是古松林，寺庙两侧之林是能海法师在1952年至1966年带领僧人所植。在记录河南村王家坟旱柳时，他写道“这些柳树都是死者墓丘上引魂幡和哭丧棒成活长大的。这是很好的树葬习惯，大营以东广泛流行。”像这样涵有丰富历史、文化甚至是民俗信息的文字记载，书中俯拾即是。
当然，还有一些饱含感情色彩的文字介绍，比如关于东山乡山会村东郑家老坟的2株油松，他这样写道：“……此树应植于明末。这里干旱缺水，能植活并长大，实属不易。可惜近30年来一些无知之人砍木剥皮，已致死1株，另1株也濒危。”读后，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能不起义愤而生爱树之心。确实，老李对古树的爱由来已久，据他1995年6月11日的日记载，当年他前去大西沟村查勘植树地点，村子龙王庙庙前 “有一株云杉树，是人工在岩石上培植而成，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形似巨伞，又似矮塔，枝叶茂盛，雄伟壮观，别处未曾见过这样好的树形，观之不愿离去。”他曾坦言，他热爱古树、大树，敬重古树、大树，是因为它们不畏寒暑，顶天立地，能给人以力量；它是文物，是悠久历史的见证；同时，它还反映了淳厚的民风民俗（我县民间因对大树敬仰，有为其挂牌、建庙、树碑、过会的习俗）以及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他在该书《后记》中写道：“我生长和工作在繁峙，对这块土地和人民有特殊的感情。”我以为这正是他不顾心脏打了5个支架，以逾八十高龄的年迈之躯，奋力完成这一壮举的真正动力之所在。有些树虽不够百年，却是全县仅有，也予录入。该书无疑填补了繁峙林木史上的空白，为我县古树名木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他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期间的1992年，他看到繁峙中学招收的高中生名额满足不了孩子们上高中的愿望，1993年，遂办起了繁峙县第一所真正的别具特色的民办中学，历时18个春秋。2015年10月，李宏如两次重走“十·一井灌渠”——距离当年工程下马已过了37个年头，行程计62华里，观察、丈量了井灌渠现在通车地方的桥梁、涵洞，沿途看了渠路的利用和管理情况，之后以《重走井灌渠》为题撰文（2万余字），将这项繁峙史无前例的工程上马的前前后后以及后来的命运，作了深情的回顾，留下了难得的史料。2020年5月，他先后两次或步行观察沿滹沱河的水库、村庄，或走访滹沱河源头附近的老者和文化人，对滹沱河的发源地——泰戏山进行了考察，为的是恢复史料所载“泰戏山即孤山”一说，以还其本来面目，随之，他又以《泰戏山与滹沱源探考》为题撰文，对“泰戏山即孤山”加以论证。2022年初，他又完成了高僧弘瑞法师《天海弘瑞法师百年人生》传记的编著，约20万字，现已交由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待出。
李宏如，代县中学（初中）毕业。他在多个场合，不止一次提到“我只是个初中生，算不上一个文化人，是个没文化的人；好做事，是个闲不住的人；我所知道的东西，想教别人也知道——这是我写作的最大动力。”他坦言：“我的书不是写出来的，是走出来的。这十四五本书，是走了三十来年才完成的，一年最少也得下去150多天。”我问起他能做成如许多事情的奥妙，他说：“要把最初的想法坚持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只要对国家、对家乡、对他人有益的事情，而且又是自己愿意做的、应该做的事情就一定排除万难做下去。” “人生谁无死……知道死更应该珍惜生。珍惜生的表现是不虚度每一天，即使死也要死而无憾！”（李宏如日记）——这就是李宏如，以一颗虔敬的心，以近半个世纪的坚持，小心翼翼地拂去岁月的尘封，使文化繁峙的真容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他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功臣，他的人格魅力与繁峙文化之光，将一道辉映繁峙未来的天空。
（全文完）
（下图照片说明：李宏如与作者康所平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