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49.冯春明：古井探源
昨天上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有关“莒南县发现商代木质井圈古井”的消息，当日下午即与洪军弟一起驾车赶到现场。古井遗址在墩后村东南约500米处的河堤东侧，河堤之上立有敦后遗址省级文物保护碑。这是沭河右岸发掘区内，以商文化、岳石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一个考古现场，其中2眼以木质框架作为井圈结构的水井，是商中晚期的文化遗存。
2015年6月23日，墩后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现存面积约3.6万平方米，文化内涵丰富，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汉代。遗址内还发现有商代殉马坑、牲人坑等疑似与祭祀行为有关的遗址。
眼前的考古现场已经恢复考古前的原貌，我只能调取考古人员考古时的照片予以观察。下面图片中的古井就是“以木质框架作为井圈结构”的商代古井，古井虽然不深，但就其方正的木质结构而言，足以告诉我们上古时期掘井技术的成熟，以及生活实践中人们对于几何图形的认知。
（该古井图片源于网络）
敦后遗址地处沭河右岸，住在墩前村庄的李先生告诉我们，这里过去有个大墩，足有二三十米高，发洪水时人们都聚在墩顶上躲避洪水。李先生还告诉我们，这里的村民挖地窖时经常挖出陶片，处在西北方岭顶上的墩后村，是为了躲避洪水才从河边搬迁到岭上的。
墩后古井的出现，让我联想到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在众多有关井的传说中，“伯益作井”之说流传甚广，《吕氏春秋》就有“伯益作井”的记载，《经典释文》也有“化益作井”之说。传说，伯益是大禹治水的得力助手，由于治水有功，舜赐伯益为嬴姓。舜禅位于禹后，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指导民众凿井，利用低洼地势种植稻谷，使水稻种植得以推广。
“伯益作井”虽是传说，却有其可靠性。上古时期，逐水而居的先民们，河流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源，人们选择在河边居住，却又深受洪水泛滥之害。可以断定，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伯益在协助大禹疏通河道进行防洪的过程中，让人们从河边容易被淹的低洼处，搬迁到距离河流较远，地势较高的地方居住，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况且，对于居住在半穴式房屋的古人而言，住在高处比住在河边低洼处，减轻了潮湿对于人体所带来的危害，而搬迁到距离河流较远处的人们，“作井取水”是解决吃水、用水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伯益作井”意义重大，可以说，井的出现和推广是“划时代”的事件，他不仅解决了防洪与吃水这对矛盾，而且让一直逐水而居的人们开始向四方拓展。
在中国，各地有关大禹、伯益治水的传说很多，如：大禹根据山川地理情况，将中国分为九州（冀州、青州、徐州、兖州、扬州、梁州、豫州、雍州、荆州），对整个中国的山山水水当作一个整体来治理等，因而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许多“大禹治水遗址”。在这些传说中更有大禹治理黄河时，对吕梁山的一个山口开凿拓宽，用以泄洪的传说。《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有“禹治水，壶口始”的记载，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二》也说：“禹行自冀州始，翼州，既载壶口”。但是，传说总归是传说，大禹、伯益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上古时期，那个时候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社会管理水平极低，划九州、治山水的现实能力可想而知。那么传说中的大禹、伯益，以及他们治水的故事是否真得存在呢？我想就这个问题而言，只有除去后人夸大的成分，才能隐约可见大禹、伯益治水的端倪。
大禹是否治理过黄河，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然，我不赞同某位学者仅凭《山海经》上的一句话，便认为大禹治理的不是黄河，而是尼罗河的观点。但是，大禹治水毕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研究大禹治水的历史时，其所在社会的治水能力是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节点，而在治水能力的构成要素中，人口数量和社会动员力更是重中之重。大禹治水时期的所谓“夏朝”部落林立，尚未出现强有力的对社会起着主导作用的政权，或者说，充其量仅是出现了一个以大的部落为主导的部落联盟，当这种部落联盟面对像治理黄河这样的巨大工程时，它的号召力、组织协调能力很难与之相适应。但这并不意味着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就不存在，“大禹治水”——治理那些力所能及的，较小的、存在水患的河流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在生产工具尚未摆脱原始状态的情况下，治水主要以清理河道，疏通河流为主，但是遇到特大洪水时，仍难克服水患，我想，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伯益才让人们迁移高地，凿井取水，躲避水患的。“伯益作井”也因而成为“大禹治水”时的一个行之有效的举措。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的祖先是伯益。伯益原名“益”，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封于费地（今费县），因此伯益又称“大费”。伯益之所以被封于费地，与其在淮河流域治水不无关系。另外《临沂县志》等记载，临沂地域源自上古虞舜和夏商周时的鄅国（临沂城北，大禹封地）、启阳、鄪国（临沂费县，伯益封地），可见上古时期沂蒙地区与舜、尧、禹、伯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公元2002年，周代青铜器遂公盨的出现，又把这段历史拉到人们的眼前。这件由北京保利公司从境外购回的周代青铜器，上面有一段98字的铭文，让大禹治水的事迹再次重现。遂公盨铭文记述了大禹削平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防洪方法，以及对洪水退后，逃避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后重新定居平原的过程进行了描述。可见，大禹治水有功于民众的业绩早已深入民心，他引起了周王朝的重视，所以，在铭文中以大段文字阐述大禹的德与德政，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西周与遂公盨铭文相关的遂国，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境内，它距离蒙山170公里，同属大汶口文化区。西周时，替周王室祭祀蒙山的颛臾王，他所在的颛臾故城就在蒙山西南脚下不足5公里处的平邑县境内。这个上古时期的小国，相传是东夷部落首领太皞建立的方国。西周初期，周成王在此封颛臾王，负责祭祀蒙山。从时间上来看，这个时间与遂公盨所刻铭文的时间，同处在一个时间段上。
一座山被祭拜是有起因的，尤其是由国家设置专门机构予以祭拜的山。我想，周王朝在遂公盨有关大禹治水的铭文中，以大段文字阐述大禹的德与德政，教诲民众以德行事时，显然想到了大禹和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因而选在伯益的家乡——蒙山，修建祠堂，对蒙山进行祭拜，且让祭拜制度化。这种制度设计与周王朝积极推行礼制相呼应。
由于伯益是东夷人的原因，具有宽阔胸怀，秉持“灭其国不灭其族”办法的周王朝统治者，它的这些举措或许含有化解族群矛盾的考虑，这也许正是周王朝统治者的一种政治策略，亦即“不刻意打乱被征服者的社会纽带”，并以此为工具来黏合、润滑国家、社会间的人际关系。这种举措自然包含着对于东夷祖先的祭拜。
一眼古井，蓄满相关地理、人文的故事，古井以东，沭河滔滔不绝，源远流长，沂蒙——东夷之地，也因而有着许许多多讲不完的故事。
冯春明，1959年生，山东沂南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有散文、文学评论见于《山东文学》《山东作家》《前卫文学》《时代文学》《当代文苑》《青岛文学》《延河》《九州诗文》《莲池周刊》《时代报告》等。著有散文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