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75.欧阳健：胡适的两份“投名状”
察网2018-07-17 16:57
须知《新青年》六年九卷54期，前三卷皆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迁往北大后虽由诸人分期编辑，但陈独秀仍是主编；第七卷以后，又确定由陈独秀一人编辑。胡适用了个“我们当日编辑作文”，就隐在将自己放在主帅的位置；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杂志通启》与之相呼应，在所开列的一大串作者名单中，竟以第二卷方才刊文的胡适打头，将陈独秀置于胡适、周作人、吴稚晖、鲁迅、钱玄同之后，名列第七位。轮流主编的六君子中，又故意遗漏了在第一期就出场的高一涵，与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李大钊，自然就更没有了薛琪瑛与谢无量
【左思按：欧阳健教授在本文中主要介绍了胡适给陈独秀的两封信及其前因后果。原来，翻译水平不高的胡适，却是靠着批评他人的翻译才攀上《新青年》的山头；古文水平不高的胡适，却是靠着批评他人的古诗才获得陈独秀的青睐。原来，温文尔雅、与人为善、崇尚自由的胡适先生，在早年就已初露学术批评之锋芒，既然如此，那些号称承继胡适精神衣钵的人们，还有何理由禁止对胡适提出少许质疑之声呢？可是，如今胡适的拥趸们却每闻此声如闻霹雳，必闭目掩耳以求自安，不及胡博士之胸怀抱负远矣，不信胡博士之学养人品极矣！欧阳老师说：“去年八月，某报曾允诺刊发此文，不意未过总编之关；后又转投数家报刊，亦无发表机会。”可见，如今想发扬胡适的“批判精神”，不易！】
胡适留学美国时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居然会在国内带起一个社会思潮，汇成一个社会运动，靠的是什么？——李敖《播种者胡适》给出了答案：“以《新青年》为源头”，是说得对的。因为此文已在美国《留学生季报》发表，“反响风平浪静，泡沫都没起一个”；尔后“一稿两投”抄寄陈独秀，刊于1917年1月1日《青年杂志》，竟然一炮打响，走红全国。
李敖颁给的头衔是“播种者”，胡适则自称“逼上梁山”。播种，先得有园地可耕；上梁山，也得有寨主可投。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就是这块园地；创立刊物的陈独秀，就是这位寨主。
早在1904年初，陈独秀就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章程第一条是：“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并不是说些无味的白话，大家别要当作怪物，也别要当作儿戏，才不负做报人的苦心。”报中文章分十三门：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谈、行情、来文，比起胡适1915年夏天关于白话的“乱谈”，要早上十一年。
1913年陈独秀参加“二次革命”被捕，1914年出狱后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逐渐悟到改造中国的重任，应由有新思想的新世代承担，于是着手创办《青年杂志》。《社告》宣称：“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益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杂志分政治、思想、戏剧、小说、传记、文艺思潮、青年妇女问题、国内外大事述评、世界说苑、通讯各栏，陈独秀自任“国内外大事”与“通讯栏”的编撰。其时之形势可套用《水浒》名句：“有分教：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
“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林冲夜奔梁山，携有柴大官人的书信；名不见经传的胡适，从美国向《青年杂志》投稿，亦免不了引荐之人，这个人就是汪孟邹。汪孟邹（1878-1954），字炼，亦名梦舟，安徽绩溪城内人，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社，1904年支持陈独秀出版《安徽俗话报》（共23期）。汪孟邹1913年来到上海，创立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1915年来沪办《青年杂志》，自许可轰动一时，汪孟邹介绍与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洽谈，答应每期编辑费银圆二百元。
《青年杂志》（《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
胡适本不认识汪孟邹，更不认识陈独秀，牵线搭桥人是许怡荪。许怡荪（1888-1919），安徽绩溪十五都磡头村人，与胡适是地道的同乡，又是上海中国公学同学，交谊甚密。胡适考留美官费生的旅费与养母之费，都由许怡荪设法筹措。胡适留学美国后，与许怡荪通信频繁，还寄去自己的日记，以汇报学习生活。许怡荪愧悔自己学无所成，故乐为胡适处理家乡事务。他与汪孟邹都是教育家胡子承的学生，便常向章士钊、陈独秀说项，为胡适的日后进取创造条件，同时解决他经济上的困难。
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致信胡适，中云：“今日邮呈群益出板《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章士钊）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是所感幸。”12月13日，汪孟邹再次写信，中云：“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可知《青年杂志》甫一出版，汪孟邹即寄给胡适。而许怡荪1916年3月13日给胡适信中说：“尊译裴伦诗稿，去岁过沪，本拟属其登入《甲寅》，后以其志尚未刊载英文，于例微格，以是搁置。近屡得孟邹来函，乞将此稿借与《青年杂志》（陈仲甫号独秀所办，皖人也。）一登，属向足下言之。”（《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信中所说译裴伦诗稿，见于胡适1914年2月3日日记：
【裴伦（Byron）之《哀希腊歌》，吾国译者，吾所知已有数人：最初为梁任公，所译见《新中国未来记》；马君武次之，见《新文学》；去年吾友张奚若来美，携有苏曼殊之译本，故得尽读之。兹三本者，梁译仅全诗十六章之二；君武所译多讹误，有全章尽失原意者；曼殊所译，似大谬之处尚少。而两家于诗中故实似皆不甚晓，故词旨幽晦，读者不能了然。吾尝许张君为重译此歌。昨夜自他处归，已夜深矣，执笔译之，不忍释手，至漏四下始竣事。门外风方怒号，窗棂兀兀动摇，尔时群动都寂，独吾歌诗之声与风声相对答耳。】
胡适看到张奚若带来的苏曼殊译本《哀希腊》，“得尽读之”，有感于“梁译仅全诗十六章之二”，马译“多讹误”“有全章尽失原意”，苏译虽“大谬之处尚少”，然“词旨幽晦，读者不能了然”，决定重译此歌。许怡荪推荐给章士钊，因《甲寅》无刊载英文之例，以是搁置；又由汪孟邹“借与《青年杂志》”，仍然未得发表，此为胡适投稿之一挫。1916年8月14日，许怡荪信中又说：“前过沪上，陈君独秀属为致书足下，丐每月为文一篇，以冠《青年》之首，并邀请国内耆宿为文以相辅助，而推足下主盟，其意甚盛。告以‘适之方伏案著书，功在垂成，日力有限，恐难分心耳；然必将尊意为道达’。陈之为人性情偏急，难与长久。……鄙意思将寄示札记另录简编，……即颜曰《藏晖室札记节钞》，寄登陈独秀君所办《青年》，以塞海内知交之望，未审尊旨如何？能允所请否耶？”（《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144-145页）但《藏晖室札记节钞》的刊发，仍然毫无音信，此为胡适投稿之二挫。
林冲雪夜上梁山，王伦说：“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什么是“投名状”？用朱贵的话说，“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胡适自幼熟读《水浒》，这个典故自然是知道的。他察觉虽有汪孟邹、许怡荪的引荐，还得自己把一个“投名状”来。不过，他递上的“投名状”却有两份，它们是1916年2月3日与1916年8月21日写给陈独秀的两封信。
三十六岁的陈独秀，是声名远播的老革命家，更是决定外稿取舍的大主编；二十四岁的胡适，不过飘泊异国的留学生，渴望赢得赏识的投稿人。一般说来，主编当然希望广辟稿源，但约稿信的客气话，原是当不得真的；投稿人当然希望文章能予录用，大致诉说一己的专长与抱负，以便能中主编者的青眼。但胡适却不按常理出牌，写给陈独秀的信，一没道仰慕之意，二没道求学之志，三没道提携之恩，而是对所刊诗文提出了近于苛刻的批评。
1916年2月3日的第一信原件不存，摘要见于此日的《留学日记》：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
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青年杂志》）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Oscar Wilde’s The Ideal Husband）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他乎？而遽译之，岂非冤枉王尔德耶？……】
此信开宗明义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用以呼应陈独秀翻译外国文学的意愿；“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则是表白对翻译的严谨态度，首先博得了陈独秀的好感。接着，郑重其事地指出：《青年杂志》所刊薛琪瑛译王尔德《意中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选材不当，该剧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二是译笔不称，“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信发不久，就给汪孟邹寄去了《决斗》的译稿，1916年5月19日汪孟邹回信：“《决斗》一首炼与群益交谊极深，定无异词。”但由于《上海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打侵权官司，在1916年3月一卷六期出版后宣告停刊。半年后的8月13日，陈独秀给胡适回复一信，中说：
【奉读惠书，久未作复，罪甚罪甚。
《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拟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大作《决斗》，迟至今始登出，甚愧甚愧。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直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弟意此时华人之著述宜直译，不宜创作，文学且如此，他何待言，日本人兴学四十馀年，其国人自著之书，尚不足观也。译文学本极难，况中西文并录。此举乃弟之大错，薛女士之译本，弟未曾校阅即行付印，嗣经秋桐通知，细读之，始见其误译处甚多。足下指斥之外，尚有多处，诚大糊涂。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审何日始克返国相见？马君武君顷应为《青年》撰文，第八号当可录出。足下所译摆伦诗，拟载之《青年》，文学语有侵焉处，可稍改之乎？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卒复不庄。】
陈独秀的复信，没有回应王尔德《意中人》是否选材不当；大约是出于对胡适“仰望足下甚殷”，全盘接受了对翻译的批评：“译文学本极难，况中西文并录。此举乃弟之大错，薛女士之译本，弟未曾校阅即行付印，嗣经秋桐通知，细读之，始见其误译处甚多。足下指斥之外，尚有多处，诚大糊涂。”而胡适翻译的《决斗》，顺利地在9月15日复刊改名《新青年》二卷一号刊出。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封面有胡适《决斗》）
胡适的批评，实有许多可斟酌之处。首先，《青年杂志》1915年创办以来，每期封面均有名人画像，第一卷为卡内基，第二卷为屠格涅夫，第三卷即为王尔德。一卷二号开始连载他的剧本《意中人》，篇首有薛琪瑛的“译者识”：
【此剧描写英人政治上及社会上之生活与特性，风行欧陆。每幕均为二人对谈，表情极真切可味。作者王尔德，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此篇为其生平得意之作。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知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特译之以飨吾青年男女同胞，民国四年秋。】
又有陈独秀执笔的“记者识”：
【此剧作者王尔德，生于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〇〇年。爱尔兰都城Dublin之人也。幼秉母教，体弱耽美，时作女装，衣冠都丽。十一岁学于Emnikillen学校，文学之才，崭然出众，数学功谋，绝无能力。十八岁入Oxford大学，氏生性富于美感，游Oxford，闻Jhon Ruskin之美术讲义，益成其志。当时服装之美，文思之奇，世之评者，毁誉各半。生平抱负，以阐明美学真理为宗。一八九五年，以事入狱，禁锢二载，旋以贫困客死巴黎，年仅四十有六。所著随笔、小说、剧本，已出版者凡十余种，文章巧丽天成，身殁而名益彰。剧本流传，视小说加盛，所作喜剧，曰《温达米尔夫人之扇》（Lady Wendermere's Fan），曰《无用之妇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曰《热情之重要》（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并此剧而为四，悲剧一，即有名之《萨乐美》（Salome）是也。世之崇拜王氏者，以是五剧故，此剧译者无锡薛女士，庸盒先生之女孙，母夫人桐城吴挚父先生女也。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
两人一致以为，这部“爱情喜剧”体现了健全的人格理想，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薛琪瑛特别指出：“曲中之义，乃指陈吾人对于他人德行的缺点，谓吾人须存仁爱宽恕之心，不可只知憎恶他人之过，尤当因人过失而生怜爱心，谋扶掖之。夫妇之间，亦应尔也。”完全契合时代之精神。相比之下，倒是俄国泰来夏甫的《决斗》，讲西方男人动辄拔剑相向的决斗风习，与“容忍”“仁恕”毫不相干，更谈不上“与国人心理接近者”。胡适1915年5月10日给母亲写信，中说：“上海有友人办一报，欲适为寄稿，适已允之，尚未与言定每月付笔资若干。如有所得，即令由瑞生和转寄来家为家用。该处系友人主持，虽力不能多酬笔资，然亦不致令我白做文字也。俟后有定局，再写信通知吾母及瑞生和号。”出发点既然是谋取稿酬，哪有选择优良原本的心思？
至于薛琪瑛的译笔，陈独秀开初是给了极高评价的，郑重介绍道：“此剧译者无锡薛女士，庸盒先生之女孙，母夫人桐城吴挚父先生女也。女士幼承家学，蜚声乡里，及长，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
薛福成世系简表
按薛琪瑛，薛福成的孙女，吴汝伦的外孙女，家学渊源深厚。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学科，后出国留学，通晓英语、法语、拉丁语兼通拉丁语，后来嫁湖南沅陵朱文长，成为诗人朱湘的二嫂。婚后不久，朱文长因病去世，薛琪瑛带着女儿寡居南京。无锡薛福成故居陈陈列的薛福成世系简表，显示薛琪瑛是薛福成长子薛南溟的四女。薛琪瑛是第一位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女作家，而且是第一位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文的作家。为给读者以直观印象，兹将《意中人》开场马孟德夫人与裴锡敦夫人二位美女的对话抄录于后：
【马：你今晚赴哈脱洛克夜会吗？
裴：我想要去的，你呢？
马：要去的，你看这些会不是怪麻烦吗？
裴：实在是麻烦，究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我无论到何处都是这样。
马：我到此地来受教训。
裴：呀，我最厌受人家的教训。
马：我也是这样，这件事几乎叫人和生意买卖人一般，岂不是吗？那亲爱的纪尔泰夫人搿屈路特时常告诉我，人生当有高尚的志向，所以我来此地看看有什么高尚的人。
裴：（用千里镜四面一望介）我今晚还没看见一个人，可叫做有高尚主义的，领我进餐室用饭的那个人，对我讲的无非是他妻子的事。
马：这人何等鄙俗。
裴：真是鄙俗不堪，你的丈夫常讲的是些什么呢？
马：大概是我的事。
裴：（作困倦状）你可喜欢呢？
马：（摇头介）一点也不喜欢。
裴：亲爱的马葛来脱，我们是何等道学？
马：（起身介）这种称呼，和我们最合试。】
诸君鉴赏鉴赏，这是不是“二人对谈，表情极真切有味”的纯粹白话文？须知，当薛琪瑛于民国四年（1915）用语体白话翻译剧本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还不曾“逼上梁山”；当胡适用文言所写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在《青年杂志》刊发时，薛琪瑛翻译的《意中人》已在《青年杂志》第一卷2、3、4、6号和第二卷2号连续完毕。操着被赵元任认定“你的白话不够白”的胡适，面对薛琪瑛明快流畅的白话，不知将何以自处？谁都明白如下逻辑不能成立：岂有白话文“播种者”播种于后，而白话文佳作结果于前的道理？胡适对薛琪瑛的贬损，完全是出于下意识的嫉妒。
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决斗》
有人也许会想：胡适敢对薛琪瑛的译笔提出批评，想必自己翻译水平一定很高。只是《青年杂志》刊出的《意中人》，有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自可看出问题；而胡适的《决斗》，则无原文比对，无从断其优劣。好在他1914年2月3日所译拜伦《哀希腊歌》，提供了探其译笔的好材料。三十多年来，评论《哀希腊歌》翻译者甚多，对胡适的“定稿”皆赞美有加。台湾大学教授徐子明1958年出过一本《胡适与国运》，大陆学者多不看好，以为“整个立论就是建立在一些不确实的材料之上”；此书收有王爱维《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文章说在朋友家中吃晚钣，偶然谈起这首诗，有人说：“马、苏、胡的译稿，各有短长；胡译并非空前绝后。其实三人中，苏译格律谨严，最为难得；胡氏不讲格律，最易取巧。因为马氏用的是七言古风，苏的是五言古风，胡的却是骚体。骚体译诗，是最容易不过的：句的长短，句的多少，韵的转换，都极度自由。何况胡译有许多句，还根本不押韵，与散文仅差一间，可说占尽便宜！即使如此，胡译也还未占上风。”他们还拿马、苏、胡、及物理学家李焕乐博土的译稿与原诗对照，发见胡译有许多遗漏和衍文，有许多地方和原诗大有出入。
《胡适与国运》中王爱维《拜伦哀希腊诗的汉译》
如第四节的“有名王尝踞坐其巅兮”，王爱维指出：拜伦原诗的“King”，是指波斯王Xerxes，公元前480年率数十万铁骑攻向希腊，乃是侵略希腊的首领，称他做“名王”，这恐怕希腊人不会甘心吧！按“名王”，指古代少数民族声名显赫的王。《汉书·宣帝纪》：“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贺正月，始和亲。”颜师古注：“名王者，谓有大名，以别诸小王也。”潘岳《闲居赋》：“故髦士投绂，名王怀玺。”杨师道《咏马》：“徒令汉将连年去，宛城今已献名王。”张孝祥《六州歌头》：“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王爱维认为这是胡适蹈着曼殊“名王踞岩石，雄视沙逻滨”的覆辙，而李焕乐译为：“沙辣米滨石崖峙，元凶踞坐朝阳里。”称之为“元凶”，无疑更为妥贴。
穆旦译《哀希腊》（现多译为薛西斯）
又如第五节，王爱维指出：他的“往烈兮难追”，也犯同样的毛病。胡先生自称是学历史的，专考据的，谁敢说他连希腊史都没读过？可是，如果说他读过Salamis战史，还用“名王”“往烈”的字眼，岂不是“认贼作父”？“往烈”，指往昔的功业，先前的功绩。钟嵘《诗品》卷中：“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顾炎武《同族兄存愉拜黄门公墓》诗：“眷言怀往烈，感慨意无穷。”李焕乐译为：“今安在哉黩武军？今安在哉故国魂？”苏曼殊译为：“故国不可求，荒凉问水濒。”马君武译为：“希腊之民不可遇，希腊之国在何处？”都比胡译为佳。
又如第七节原诗：“Earth l render back from out thy breast A remnant of our Spartan dead!”，胡译：“吾欲诉天阍兮！还我斯巴达之三百英魂兮！”王爱维指出：以“天阍”来译Earth（地），便不止“谬以千里”了！而且陈腔滥调，俗不可耐！而李焕乐译为：“作彼九原呼‘后土！斯巴烈士许生还！’”，完全直译，一点也不增减，但却是地道中国诗。第七节末行“Thermopylae”一字，胡先生译做“瘦马披离之关”。这是一个希腊字，“Thermo”是“热”，“Pylae”是“门”，本来很简单，很典雅；胡先生却用六个字译它，而且译得这样不文（大约是从马译“退某倍黎”来的；苏译作“披丽谷”）！
承河海大学沈琦教授见示，Thermopylae是易守难攻的狭窄通道，一边是大海，另外一边是陡峭的山壁，村庄附近有热涌泉，因而得名温泉关（Thermopylae）。公元前480年温泉关之战，是第一次波希战争马拉松战役十年之后，波斯帝国和古希腊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交锋，也是第二次波希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希腊军队在这个狭小的关隘依托优势地形，抵抗了三天，阻挡了在数量上几十倍于自己的波斯军队，但由于波斯军队人数众多，在杀了近2万人的波斯军队后，三百名勇士全部牺牲。胡适译做“瘦马披离”，容易引起误导和歧义。
王爱维还指出：第一节“Where Delos rose”一句，马、苏、胡三人都未译出，真不可解！他分析道：
【原来这里有一段艳史。根据希腊搜神记：Delos是一个飘流的小岛。希腊的“神王”Zeus，和神女Leto熟恋，妻子Hera大生妒心。神女怀了孕，他的妻便派巨蟒咬她，又要她发誓，不许她在地面居留。神女飘泊无依，后来发见这浮岛，便投那里栖止。“神王”便在爱琴海底，用大石链把它固定下来，并令八风不动，使她安然产下孪生男女Phoebus（Apollo）和Artemis（Diana）来。李君用“仙山浮海”来译，典瞻风华，可谓尽“信达雅”之能事！“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如果虚心的话，也应甘拜下风了!（《胡适与国运》第42-61页）】
他热情肯定李焕乐所译，有些则一歌三叹，悱恻缠绵；有些则感慨悲凉，声情激越；气象万千，无愧原作。论神韵、风格、音节、气魄，胡译都绝对不是它敌手！既涉及话语分析、文本对照，实证求真，又涉及历史背景、文化转向，入情入理，让不通外文的人也能明白。胡适既然英译并不出色，却要炫耀自己，贬低别人，实则过于年少轻狂。
下面再说第二份“投名状”。1916年8月21日，胡适又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开篇询问：上信“附《决斗》一稿，想已达览。久未见《青年》，不知尚继续出版否？”可见陈独秀8月13日的复信，胡适此时尚未收读，还不知第一份“投名状”是否奏效，故又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
【今日偶翻阅旧寄之贵报，重读足下所论文学变迁之说，颇有鄙见，欲就大雅质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然贵报三号登某君长律一首，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又曰：“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细检某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中如“温瞩延犀烬（此句若无误字，即为不通），刘招杳桂英”，“不堪追素孔，只是怯黔嬴”（下句更不通），“义皆攀尾柱，泣为下苏坑”，“陈气豪湖海，邹谈必裨瀛”，在律诗中，皆为下下之句。又如“下催桑海变，四接杞天倾”，上句用典已不当，下句本言高与天接之意，而用杞人忧天坠一典，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至于“阮籍曾埋照，长沮亦耦耕”，则更不通矣。夫《论语》记长沮、桀溺同耕故曰“耦耕”。今一人岂可谓之“耦”耶？此种诗在排律中，但可称下驷。稍读元白柳刘（禹锡）之长律者，皆将谓贵报案语之为厚诬工部而过誉某君也。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矣。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不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二语乃比拟非用典也）。其《石壕》《羌村》诸诗亦然。韩退之诗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长恨歌》更长矣，仅用“倾国”、“小玉”、“双成”三典而已。律诗之佳者亦不用典。堂皇莫如“云移雉尾开宫扇，日映鳞龙识圣颜”；宛约莫如“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纤丽莫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悲壮莫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然其好处，岂在用典哉？（又如老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更可玩味。）总之，以用典见长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虽工亦不值钱，况其不工，但求押韵者乎？】
“某君”云云，即指谢无量。谢无量祖籍四川梓潼，生于四川乐至，四岁随在安徽任知县的父亲迁居芜湖，在安徽公学任教时，就与陈独秀建立密切关系，与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高语罕、李亦民，都是《新青年》最早的热心撰稿人。胡适批评的长律，指的是第一卷第三号谢无量五言排律《寄会嵇山人八十四韵》。从主编意图着想，增设旧体诗词栏目，为的是丰富版面，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故陈独秀“记者识”曰：“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胡适抓住陈独秀一面否定古典主义，一面又称赞此诗为“希世之音”，“难免自相矛盾之诮”；再发挥“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的理论，大引特引唐人名句以证之，不过文人露才扬己的故伎。陈独秀不察，反大为叹服，将信刊于《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通信”栏，并检讨说：“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惟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覯。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即职此故。”
谢无量（1884-1964）
那么，谢无量《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到底写得如何？不妨来品鉴一番。诗前有小序，曰：“己酉（1909）岁未尽，七日自芜湖溯江还蜀，入春淹泊峡中，观物叙怀，辄露鄙音，略不诠理，奉寄会稽山人，冀资嗢噱。”查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号“会稽山人”者有二，一为蔡元培，一为陶成章。安徽旅湘公学于1904年迁至芜湖，改名安徽公学，刘申叔、陈独秀、苏曼殊、柏文尉、陶成章、谢无量、江彤候等咸集斯校讲学，宣传革命，则以陶成章为是。全诗为：
【故国三千里，长江日夜声。扬舲鱼服远，隐几鹃冠轻。驿路春光入，风涛夕数惊。实经巫峡险，真念圣湖清。泥渚焦公草，沧浪孺子缨。浮生仍不击，君子直无营。管席陪书幔，扬亭别酒罂。昔时同载魄，此日黯消精。温瞩延犀烬，刘招杳桂英。离群频子夏，浪迹类罗横。未就持竿去，徒为荷锸行。不堪追素孔，只是怯黔嬴。阮籍曾埋照，长沮亦耦耕。东皋淹旅食，南郭竟狂酲。先世承炎帝，于今忆老彭。蜀峰元赴楚，淮岸复通荆。辟地随尸珓，乘流异别今。薄赉缠药里，费日更楸枰。窄濑迟移棹，悬崖逆挂柽。山驱下笏立，江蹴一门成。岛屿参差出，虹蜆咫尺生。屈骚心自苦，汉曲听如喤。夙饲神祠鸟，兼供禹庙牲。受符坛缥缈，刊木岁峥嵘。斑竹泉分泪，幽花冷独荣。瑶姬云不定，杜宇血犹萦。久已无丹凤，虚传画白鹦。仙桥临井路，妖气聚材枪。往往思三户，稍稍骇五丁。猿猱开辟有，斤斧鬼神并。估客皆沾笛，丛霄恍梦笙。滩留高象卧，波倒定龙擎。叹逝嗟何及，观虚道乃莹。下催桑海变，西接杞天倾。复嶂行看尽，环洲远更迎。石钱缘水叠，萝刺倚空撑。镜象明前浦，霞阴转碧泓。平川一帆影，绝壁几茅楹。饥鹘窥人诉，健鸡上屋鸣。峻畦怜菜摘，喧浪得鱼烹。细树澄潭月，香醪小驿筝。人烟通夕步，渔火驻微明。昧爽占风角，萧疏信水程。阵图荒择柳，舟市贱柑橙。鸟道犹宾洞，鹑襟立野氓。一钱宁易死，百丈每先争。沙濯溪金粲，盐烧碛雾平。噫嘘桡户喜，呼咤太公狞。飘泊曾无已，修晨况屡更。莫应添客思，强复记王正。爆竹殷山郭，张灯沸市伧。宫讴严汉朔，台址实巴贞。混混聊同浊，苍苍不易名。薄游从曼衍，疾首念鳏茕。舵佞谁能学，麟伤内暗婴。北辰星隐见，黄道日光晶，多士趋朱黻，明堂仰玉衡。盘盂宣鲁甲，誓令过商庚。海上罗时髦，云台象国桢。季心仍大侠，犀首自名卿。陈气豪湖海，邹谈必裨瀛。义皆攀尾柱，泣为下苏坑。长短经争奏，中和乐漫赓。笑工依狒狒，语好乱牲牲。锻柳甘疏放，欹冠忘裸裎。伊川飘短发，广汉逐青盲。他日瓢终弃，间行剑懒绷。纵横闻虎豹，细黠玩鼯級。鼎重恒虞折，邻强慎莫撄。裂眦虚见劫，高鼻动要盟。马上诗书废，人间战伐盈。黄龙知己没，鲁卫孰为兄。柱史空修礼，兰陵但议兵。问频忧国蹙，望极何衢亨。尚武兹成俗，依仁意倍诚。若为传道德，敢冀报瑶琼。岷岭断疲役，崆峒早系萌。艺瓜秦垅晚，吹籁越溪哨。杜甫先留宅，王郎未见情。此间丰竘酱，别味胜莼羹。豆叶齐初绿，桃跗启半赪。（此间春旱桃已擎萼）。云封伯益井，苔冷季长莹。松菊应追忆，山川旧徂征。何时回紫气，重得过青城。】
此诗记1909岁末尽，自芜湖溯江还蜀，入春淹泊峡中，观物叙怀，熔蜀中壮丽景物与历代名人于一炉，陈独秀赞之为：“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全诗大气磅礴，颇可吟咏，不能一笔抹杀。胡适指摘的错误如“耦耕”，长沮桀溺耦而耕，都知道两人并耕，诗中省略不算错。所下断语，如“此句若无误字，即为不通”，“下句更不通”，“在律诗中，皆为下下之句”，“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此种诗在排律中，但可称下驷”，皆为信口武断，殊不及王爱维指其译诗之有根有据。姑不论古典诗歌造诣不及谢无量远甚的胡适所言是否有当，只要注意他1915年8月9日日记，记载读谢无量《老子哲学》札记，1916年8月始撰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又抄袭了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参见拙文《再提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文学与文化》2017年第1期），就会发觉他此时之无端攻击，不过掩饰谢著的心虚耳。相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后记，注明曾参考谢无量《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汉文学史纲要》则将他的《中国大文学史》《诗经研究》《楚辞新论》列入参考书目，真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陈独秀哪里会料到这些委曲？1916年10月5日推心置腹地给胡适写了一信，中说：
【奉读惠书，略答之《青年》，匆匆未尽欲言，乞足下恳切赐教是幸！
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应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仆拟作《国文教授私议》一文，登之下期《青年》；然所论皆应用文字，非言文学之文也。鄙意文学之文用之文区而为二。应用之文但求朴实、说理、记事，其道甚简；而文学之文尚须有斟酌处，尊兄谓何？美洲出版书报乞足下选择若干种，详其作者、购处及价目，登之《青年》，介绍于学生社会，此为输入文明之要策；倘欲购者多，即由孟邹处备资运售，亦其书店营业之一助，足下以为如何？】
许怡荪早就告知，“陈之为人性情偏急，难与长久”。胡适抓住陈独秀的偏执，深知办刊之大忌，一怕选稿不精，二怕审稿不严，故甘犯“交浅言深”之险，以激将之法揭出杂志的质量问题，陈独秀果然刮目相看，视为“神交颇契”的“可与共事之人”了。十六年后，胡适在北大国文系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说：“《新青年》第三号上，有一篇谢无量的律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后面有陈先生一个跋：‘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民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比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与此征之。’他这样恭维他，但他平日的主张又是那样，岂不是大相矛盾？我写了封信质问他，他也承认他矛盾，我当时提出了八不主义，就是《文学改良刍议》，登在《新青年》上，陈先生写了一个跋。”可见，登上“新文化运动”舞台之初，胡适就是靠打压别人为自己的升帐服务的。
心高气傲的陈独秀不及细察，反而认定胡适敢说真话，有真学问，乐以引为同道。及至那篇平庸不过的《刍议》寄来，陈独秀何尝看不出“八不主义”的浅薄？也曾指出第五条讲文法之结构、第八条讲言之有物“不太好理解”，但为了替自己的《革命论》作铺垫，还是毫不犹豫在1917年1月二卷五号发表了，紧接着就在1917年2月二卷六号，发表了自己的力作《文学革命论》。由于文章造势的需要，故以大气磅礴的笔法写道：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资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一些人只看到字面上的“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与“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之声援”，认定陈独秀承认“吾友胡适”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竟定下千古不磨的的历史基调。有人发现“历史叙述”的问题，不得不补充说：陈独秀、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双子星座”，或“双发动机”；却仍然强调“播种者”是胡适，陈独秀不过“步其后尘”，比胡适“火药味”更猛而已；况且胡适又写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标题中加了“建设”两字缓冲，又比陈独秀高明了。其实，胡适不过是观敌料阵的马前张保，陈独秀才是大纛旗下威风凛凛的元帅岳武穆。
命蹇时乖的林冲，幸得杨志到来，方免了“投名状”的差使；而胡适的两份“投名状”，却产生比杀人更严重的后果。而自从收到胡适来信，薛琪瑛译著《意中人》在《新青年》二卷二号（1916年10月）连载毕、谢无量在《新青年》一卷四号（1915年12月）刊出《春日寄怀马一浮》之后，两人姓名从此就在《新青年》上消失。被誉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家”的陈衡哲的《老夫妻》，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四期（1918年10月），早她三年的薛琪瑛从此默默无闻。在她的故乡无锡，有祖父薛福成故居，又有父亲薛南溟故居，文史部门居然无人知道这位本该列入文化名人的薛琪瑛。
陈独秀后来将胡适引入《新青年》，引入北京大学，让他获得两个最可珍贵的平台。不料胡适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一进入《新青年》编辑行列，就要轮流坐庄，就要改变内容，不谈政治，抹淡过于鲜明的色彩，最后闹得分道扬镳。由于疏远了最早的支持者，面对胡适的咄咄逼人，陈独秀显得招架无力。尤其令人齿冷的是，陈独秀后来的厄运，让胡适获得装扮《新青年》主人的机会。1936年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胡适题辞是：“《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往往已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回《新青年》的重印。”看似在肯定《新青年》的历史地位，实际上是突出“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须知《新青年》六年九卷54期，前三卷皆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迁往北大后虽由诸人分期编辑，但陈独秀仍是主编；第七卷以后，又确定由陈独秀一人编辑。胡适用了个“我们当日编辑作文”，就隐在将自己放在主帅的位置；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杂志通启》与之相呼应，在所开列的一大串作者名单中，竟以第二卷方才刊文的胡适打头，将陈独秀置于胡适、周作人、吴稚晖、鲁迅、钱玄同之后，名列第七位。轮流主编的六君子中，又故意遗漏了在第一期就出场的高一涵，与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李大钊，自然就更没有了薛琪瑛与谢无量。
【欧阳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