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502.39岁农学博士从研究杂交稻到推广智慧农业：我想让中国农民变“白领”
我第一次见到史磊刚这天是周一，他身着发灰的深蓝色POLO衫，黑色长裤，长裤下露出一双沾了土的黑色皮鞋，出现在腾讯中关村银科大厦的一楼。
比起写字楼白领，他这身装扮更像是村官，在一群穿着T恤，短裤，脚踩运动鞋或拖鞋的同事们之间显得格格不入。晒得黑黝黝的皮肤，更重要的是年龄，将史磊刚与周边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区别开来。
史磊刚是一位农学博士，今年39岁。碰面的时候，他指了指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电脑边角已经磨花了，“是不是看起来很旧，但其实买了没多久，这是我的武器，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其他人的战场在电脑前，而他的战场则在广阔田地里——他是腾讯超过八万名员工里唯一的农学博士。
史磊刚在河北农村长大，童年在农田里劳作时，他异想天开：“能不能发明一种技术，农民坐在树荫下就能把活都干了？”这种为百姓寻求便利和幸福的朴素情怀贯穿了他的人生，指引他读到农学博士，又从实验室回归田野。
过去二十年间，史磊刚学会了种好地，管好庄稼，经营好农场，走遍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农业省，在上千个村的田间地头考察，这些经验让他意识到，农业不止是一颗种子的问题，需要有系统思维，制定老百姓看得懂、买得起、用得好的方案，才有可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
以下是史磊刚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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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邢逸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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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回到田野里去
在学术道路的最开始，我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最大的愿望是培育出好种子来：如果有一个产量高、抗性强的种子，种到地里就能增产增收，那农民就有钱了。所以我入学之后，一直在一线研究新品种。
给玉米进行杂交的时候，需要在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完成取花粉、授粉、套袋、挂牌的工作。玉米长得比人头都高，我走在里面的时候花粉不停地往我头上掉，四周是密不透风的玉米墙，连一丝风都没有。
野生稻杂交的条件就更差了。稻子生长在黑泥里，泥里有蚂蝗，有时候还有蛇，那几年的暑假我基本都是戴着草帽、穿着雨鞋在农田里度过的。连实验室的工作带上地里的工作，往往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12点。当时我做了100多份野生稻种质，有黑的、红的、绿的，然后从中筛选出最好的品种。
史磊刚在海南岛三亚的实验田
实验田里，农作物生长在一个标准的环境下，一切都按照最科学的方法去设置，合理的密度、科学的施肥与浇水，不间断的监测，像呵护婴儿一样去呵护一株水稻，一棵玉米。实验田里的庄稼，产量高，品质优，也不生病，但是种子一旦到了老乡手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去老乡家的地里看，发现农田会出现缺苗断垄，密的地方特别密，稀的地方特别稀，施肥和灌溉都是靠经验。另外，收获的时机也把握不准，比如小麦，收得晚了麦子熟过头损失很大，收得早了，晾晒不及时会发霉。
农业试验
在全国各地下乡时，我会给老百姓做农业培训。农民一听我是博士就来了劲头，问什么问题的都有，有人问病虫害的问题，有人问稻子倒伏的问题，还有人直接问我：“史博士，你知道哪儿可以申请补贴？哪里可以挣到钱吗？”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但我除了种子的情况，其他都无法给予什么直接有效的帮助。
我开始感觉到，想要让农民富起来，只靠一颗好种子是不行的。
到了博士阶段，我的研究方向开始从分子育种设计转向整个农业系统评价与优化，简单来说，就是找到适合庄稼生长的环境，让好的种子结出好的果实。例如告诉农民如何选择作物品种，如何科学施肥灌溉把田种好。
为了了解农民的需求，学以致用，我开始频繁地带着师弟师妹往回田间地头跑。我们带着成千上万份调查问卷，调研了至少上千个村。在做田野的时候我就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整个的生产经营体系也在发生变化。
农业调研
史磊刚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调研
原来干农活的主力是青壮年，现在是“386199部队”——这是农民自己起的名字，“38”是妇女，“61”是小孩，“99”是老人。
乡村路上的老人
留守乡村的孩子
不少农村都变成了“空心村”，这意味着就算我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技术指导，他可能也没法执行。尤其是2010年以后，“空心村”的现象就更明显了，我越来越觉得想解决农业的问题，智慧农业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将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运用到农业的生产、服务、销售中去。例如专家可以在城市指导农民种地，农民也可以随时获得天气和农产品收购信息。
这应该是我今后工作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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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打入老乡内部
小时候，上学时，我爸一直跟我说，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要一直在农村干活，吓得我赶紧拿起书来读。当时城市和乡村之间差距太大了，城里收入高，生活环境也好，很多同龄人考出去之后也确实没有再回来，离土地越来越远。
我学了农学专业，总会想到小时候干农活时冒出的念头：“能不能发明一种工具，在树荫下就能把活都干了？”
博士毕业后，我开始从事智慧农业相关工作，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技术，更好地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同时也带研究生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场景。这期间，我积累了农业、机械、软件等多学科交叉知识和实践经验。主持了国家课题，也有了不错的学术成果，但同时，我在一线的时间越来越少。
史磊刚在山东潍坊的大棚
这时候，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问我，你取得的成果是否真正地帮到老百姓？思考很久之后，我决定回归初心，重新回到田地里——离开科研岗位，加入了腾讯。
当这家公司想要去和乡村产生连接，它选择了一种很直接的方式，便是招来出生于农村对农业理解的员工，让他在田野里找到自己的职业赛道。来到腾讯后，我作为农业农村行业专家和架构师加入到乡村振兴的工作中。
身份转变的同时，尴尬也随之而来，重新融入和被接纳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
史磊刚和团队成员在厦门调研
原来我是作为一个博士、专家下乡，不管是培训局长也好，县长也好，他们都非常虔诚地听我的建议，虽然结束后不一定会执行，但至少沟通时是客客气气的。到了腾讯，我们就成了乙方，村民和村长会质疑我、挑战我，意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你的方案好在哪了？”
为了争取村民的支持，我经常带着一台电脑在田埂上跟农民交谈。一开始我去田里找人家搭话，我问：“你家几亩地？”“现在种的是什么品种？”“你种的麦子好像长得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人家第一要忙着干农活，第二觉得我说话没意思，根本不愿意理我。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听我说两句，也往往会不耐烦地打断我，“你说的这个东西，可以让我赚钱吗？”
我很能理解老乡们。我老家在河北农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土地还是一个农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我家种了小麦、玉米、棉花，四季都在忙碌，少有休息的时候。但一年辛苦到头，也没有多少收入。我很小就开始帮家里干农活，夏天的农田里又闷又热，秋收时又要争分夺秒，经常累到胳膊都抬不起来。
农业耕作
对于农民们来说，生计的压力摆在前头，麦子要收、花生要刨，接下来棉花要摘，枣子要打，一天到晚都在忙活，稍有耽搁就误了收成。
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农村没有信用体系，一个农民所拥有的就是那几亩地，几头牛，既不能用来抵押也不能用来贷款。急需用钱的时候就只能杀猪杀牛，实在不行就去亲朋好友家借。
这时候要求老乡们认真去听你讲什么大道理，讲什么三年五年之后智慧农业的发展，其实根本不现实。他一定是追求短期效益的，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你这个人来了以后，直接给乡亲发点钱，甚至是给一袋洗衣粉，老乡就很高兴。
我又想帮助老乡，又发现他不听我说话，这可怎么办？
下地归来的老农
时间长了，换位思考，与乡亲们打成一团，我也学会了和乡亲们聊天。我自己是不吸烟的，但是我会随身带一包好烟，在田间地头遇到了乡亲们，就先把烟递上，再把电脑打开。这样我起码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根烟的时间——在烟抽完之前，他们都是愿意听我说话的。
既然大家都关心钱的问题，我的开场白就变成了：“今年收成好吗？你家粮食有积压吗？你现在缺钱吗？”收成不好，智慧种植，可以让地里增产增收；农产品积压，我们智慧农业能打通销路，把好粮食卖出好价格去；农忙季节缺钱买种子，或者家里出了意外，我们会给你争取普惠金融，低息贷款。
教会一个老乡容易，教会一个县城的老百姓就无能为力了。这次我想到了说服县长，让县城的父母官真正理解和贯通了智慧农业的理念，我们提供技术，政府带领百姓发家致富。全国有2800多个区县，我的目标是，三年帮助100个。
做通了县长的工作，接下来是一层层地和当地政府打交道：之后是局长、副局长、科长、科员，还有数量众多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现在我基本上天天在外面跑，今天在河南，后天就在广西了，下周福建。
史磊刚（左三）与河南卢氏县的领导班子交流
最近半年，我常常往河南信阳光山跑。光山在大别山里，是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也是中央办公厅定点扶贫县。这里的地形以丘岗和浅山区为主，不适合种庄稼，以往村民都外出打工挣钱，上万亩丘岗地都成了光秃秃的荒山野岭。每一次去光山，都要从火车转汽车，汽车转公交，最后甚至要坐老乡的摩托和三蹦子，才能到目的地。
现在到光山，看到的是一片片茶园沿着丘陵起伏，满眼翠绿。光山的气候和地形比较适合油茶树生长。油茶籽可以榨茶油，营养价值很高，比橄榄油还贵；榨油剩下的茶籽饼粕还可以堆肥入药，提取茶皂素。帮助老乡节约化肥等农资投入，通过互联网平台，塑造农业品牌，卖出好价格，这就是智慧农业系统在起作用。
河南光山
河南卢氏和周边几个县就是香菇产业的优势带，香菇品质很好，另外卢氏的香菇规模很大，有10万人在从事相关产业，国家也有政策在支持产业走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道路——这些事是我去卢氏之前就知道的，中国各类农业的大数据都在我脑子里装着，我基本了解每个区域适合发展什么产业。卢氏的小路两边都是一个一个的白色大棚，掀开一看，里面都是香菇。下一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帮村民们把香菇卖出去，卖上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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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学者要比农人多想一步
听说河南遭遇大暴雨时，我正在广西农村调研。河南的老乡我接触得最多，当下心里就揪了起来，立刻开始和河南的朋友打电话，一直是无法接通的状态。后来在新闻上看到，这次暴雨已经造成河南28万余人受灾。秋收在即，很难想象农民们看着即将收成的田地被暴雨冲毁是什么样的心情。
也许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情。暴雨过后，媒体对灾区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城市里，农村的灾情都变成了一个个没感情的数字：有多少人被困，多少人失联，多少亩农田被淹没。
在天灾面前，农民是绝对的弱势群体。
农田
对城市居民来讲，灾后还可以迅速开始新的工作，就算受了物质损失也有保险公司理赔，但对于农民来讲，他一年的收入可能就没着落了。卢氏种香菇的农民可能辛辛苦苦花10万元、20万元建好了大棚，洪水一来，立刻血本无归。
近几年因为全球气候问题，极端天气频发，这种旱灾、虫灾、涝灾每次袭来，最无力的都是老百姓。我想，乡村振兴一方面让老百姓增产增收，还要降低他们的风险。如果没有好的灾情应对和保险体系的话，哪怕农民连续增产3年5年，一旦有一季发生了灾害，他们就立马就返贫。这对于农村家庭可能是毁灭性的伤害。
在防灾减灾上，我们也许可以做点什么。大数据能派上用场，通过历年的气象大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各个地区的受灾概率。比如卢氏这个地方春末夏初是不是易发旱灾？夏季是不是容易内涝？通过智慧农业的微信小程序，我们还可以快速向农民推送极端天气预警。我们也会事先储备一些灾害应对方案，让农民在灾情面前不至于手足无措。
史磊刚在厦门农业科技金融研讨会上
灾情过后保险公司往往是超负荷工作，等待定损和理赔的过程特别的长。但农业和其他行业不同，不完成定损理赔就没法开始耕种，也就没法灾后重建。借助遥感技术，可以迅速判定投保的农田范围和受灾情况，尽快进入理赔流程。
现在我正在制定智慧农业防灾减灾方案，提高农民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帮助受灾区老百姓及时补种成熟期比较短的作物，比如谷子和黍米，让农民不至于今秋颗粒无收吧。
庄稼
刚开始时，我以为技术限制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后来我觉得，想让农民们致富更多的需要市场调节。但在灾情之后，乡村振兴还要考虑生态的问题。我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有价值和有温度的连接通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确保我们所做的乡村振兴成果最终是惠及老百姓的。
中关村的办公室里，大落地窗前能看到不停息的车流，我知道这里的年轻人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他们中的很多也许和我一样从农村走到这里来，也许不会再回到农村去。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努力终于可以改变农村，让乡间变得像一首田园诗，让农民的收入和都市白领没有差别。
到那时，我的理想就实现了。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